作者：張振江（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院長）
美國非營利機構“槍支暴力檔案”專門開設了一個網站，從3500多個信息渠道即時蒐集美國全國範圍內因槍支暴力導致的傷亡數據。據它的統計，2016年全美出現槍支暴力事件54872起，死傷45748人；2017年出現58267起，死傷47098人；2018年出現54222起，死傷43181人。2019年起，雖然沒有了槍支暴力事件總數這一數據，但死傷人數大增，達69692人；2020年死傷人數更創新高，達82996人；2021年，截至6月28日死傷已達41213人。
想想每一聲槍響中涉事民眾噩夢般的驚恐、傷亡者家人撕心裂肺的悲痛，而持槍自由和不自由的爭論仍沒完沒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美國政府該作何選擇呢？
當下美國“最嚴重問題”是“政府”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學術專著《註定一戰》中提到，他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2012年開始修築一條橫跨查爾斯河兩岸、連接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商學院的跨河通道，整個工程用了4年的時間。之後，他筆鋒一轉，説中國北京市政府在2016年11月對當時僅有兩條車道的三元橋進行升級改造，工程規模比哈佛的大得多，但用時僅43小時，還不妨礙白天的交通。艾利森感嘆：“如今，中國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完成美國需要數年才能完成的任務。”他選取這兩個案例的用意不言自明，旨在突出中國的速度，讓人們反思美國的效率——美國政府如此速度，未來如何發展？
如果碰到事關民眾生死存亡的事件，美國的這種低效的後果就可怕多了。就拿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來説，當新冠病毒突然來襲時，一個有效和負責任的國家應當迅速採取各種緊急措施，迅速控制疫情傳播。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一向自詡、同時也被人們認為醫療設施、醫務隊伍一流的美國，在及時預警、社會動員、出入境管控、密切接觸者追蹤、病毒感染者檢測、重症救護等方面，不但進展緩慢，且屢爆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相互推諉、各州政府惡性競購醫療物資、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相互指責等醜聞，致使美國的抗疫效率與其國家地位和聲譽完全不符。
美國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蓋洛普今年6月的民調顯示，美國民眾認定美國的“最嚴重問題”已經不是新冠肺炎疫情，高達22%的民眾認為“美國政府”才是當下美國的“最嚴重問題”。
美國政府在涉及生命、安全和效率等幾個最基本的“眾人之事”的處理方面都出現了嚴重問題，難怪美國民眾指出美國政府才是當下“最嚴重問題”。要理解和解釋這些政治問題，理由肯定很多很細，但如果迴歸到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這一職責使命上來，上述案例足以顯示美國政治的確出現了重大問題。
問題頻出的背後是政治衰敗
實際上，這已經成為當今學界觀察美國政治的一個共識，以至於不少學人使用“政治衰敗”一詞來描述美國的政治僵局和政治問題。
“政治衰敗”最初由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用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脱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新興國家。亨廷頓的解釋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傳統政治不能適應新的政治經濟以及國際形勢變化（他沒有説殖民統治和前殖民者的擾亂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些國家陷入混亂、無序和持續的反西方狀態。亨廷頓稱之為“政治衰敗”，後來更有人貼上“失敗國家”“流氓國家”的標籤。大概亨廷頓根本料想不到的是，這個詞現在不但被用到了美國自己身上，而且調門最高的還是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這大概也是他這個老師沒有想到的。
福山的成名源自他在冷戰末期提出的“歷史終結論”。這代表了當時大多數美國學人和美國民眾的認知與心態：美國兵不血刃地贏得了冷戰，主要歸功於美國製度。美國本就有“上帝選民”的“例外論”心態，認為自己有“天定命運”，並致力於為整個人類樹立“山巔之城”的標杆。回顧其240多年的歷史，在自身持續努力的“內因”和數次天賜良機的“外因”巧妙組合下，美國在內部建設和外部影響方面的確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績，二戰後更成為國際社會的“領頭羊”。特別是在冷戰後，美國人的這種優越和例外心態更是難以遏制，“歷史終結論”就是最形象的代表，認為人類對社會組織和治理模式的探索已經到了巔峯，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人類社會的最好和最終狀態。
然而，“9·11”事件、金融危機、持續的族裔衝突、民粹主義盛行、為反對而反對的黨派爭鬥等等，這一系列內外危機促使福山沒有終結在“歷史終結”上。他儘管依然堅持“國家”“法治”“民主”是所有政治秩序的三個最重要範疇，但與冷戰末期大力頌揚民主制度不同的是，針對美國國內持續出現的政治問題，他的重點已經從“民主”轉向了“國家”。
從2004年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到2011年《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卷《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再到2014年《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最後到他同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以《衰敗的美國——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為題發表的文章，福山開始反覆提醒政府能力的重要性，成為“美國政治衰敗”的吹哨人。他明確指出，利益集團、依附主義、家族制復辟等導致了美國的政治衰敗。
美國的政治衰敗當然有美國自身的諸多原因。福山的研究值得仔細研讀，特別是他經常引用的例子——美國林務局如何從最初一個“小而有凝聚力”的機構，逐步演變成一個“各自為政，大而無當的爛攤子”，以至於“全線淪陷”，“最終還是難逃各路依附者的一再掠取”。他還援引美國公共服務委員會2003年的一項調查結果表示，“進入官僚體系的人經常發現，自己陷入章程和規則的迷宮，個人發展受到阻礙，創造力遭到扼殺。對最好的僱員來説，薪水太低；對最差的來説，薪水又太高。”這就是美國政治典型的“內卷”，即在程序正確、政治正確掩蓋下責任的外推、利益的盤根錯節等等，導致了美國各級政府機構基本忘了職責使命，更別説與時俱進了。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遭遇突發事件時，各種問題就會急劇惡化，出現重大危機。正如此次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所呈現的各種樣態，令全世界瞠目。
如何解決這些難題？美國一些人因此提出：尋找外部對手，引入外力競爭，打破“內卷”，進而重振美國。實際上，這是美國的慣常做法，也是美國曆史與文化的根性使然，就像美國前議長金裏奇所説的：“美國必須競爭，否則必將失敗。”就此而言，美國一些人如今在國際上拉幫結派，無端指責與打壓中國，惡意誇大中國挑戰和威脅，歇斯底里地炒作“武漢實驗室泄漏論”，有針對性地推出與“一帶一路”倡議競爭的“重建更美好世界”七國集團基礎設施計劃等等，其目的一方面是針對中國，另一方面也是為解決其自身的問題，拯救“衰敗”的美國。
而問題是，政治衰敗日深、政府已成為“最嚴重問題”的美國，能解決自身這些深層次問題嗎？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31日 16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