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宮子
隨着微信功能的日益豐富，它已然從單純的社交APP變成日常生活的重要營地。微信曾經被寄予“網絡公共討論”的厚望，但現在看來，微信的公共討論性遠不如微博，相比於開放性的、可以從一個用户搜索到另一個用户的微博，微信還是更加私人化。
它是組成當下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間：社交、支付、運動以及五花八門的小程序；但這個空間並不開放，它像是一個“巨人的花園”，在塑造生活的同時也對外部事物進行排斥。
而朋友圈——這個微信最原始的功能——就相當一道籬笆，它阻隔並篩選允許進入內部生活的遊客，那麼，這究竟是公共生活的萎縮，還是維護個人獨立空間的必需呢？
被動分組：我不想讓這些人看到真實的我
相信大多數人的微信都有這麼一個分組，裏面包括了父親，母親，遠近的大小親戚，或者公司領導與導師。這個好友分組基本是出於被動性的，它們更常出現在“不給誰看”的情況裏。
這是一道理想化的過濾網，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層過濾網，來很好地把個人生活與受到管轄的生活隔開，保護個人傾吐的自由性。因為一來，父母雖然是自己最親密的人，也正是因此，他們會在生活中施加管轄，會介入你的生活。你發一條朋友圈動態，如果被他們看到，就很可能來追問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有什麼想不開的和家裏説説”“你是不是失戀了”“這圖什麼意思我看不懂啊”“不要發這種東西，我們的社會還是光明的”等等。
許多人發朋友圈往往都會選擇“可見範圍”，把不希望看到自己狀態的“朋友”屏蔽。
類似內容的反饋基本只能從父母那裏得到。而讓我們煩惱的原因不僅在於追問的急切性和高頻率，更在於它讓我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束縛。我們希望能擁有自由的空間，自行選擇生活與表達的方式，而不是像個小孩子一樣一直由父母管着，或者説——監視着，他們過度集中地關心着你的一舉一動。實際上，除了父母之外，如果有其他人也讓你感到被監視，那麼他們都有可能進入這個“不給誰看”的分組。
另外，公司或部門領導之類的，也成為需要屏蔽的人員——除非你們的關係特別親近。他們雖然不是監視者，但同樣屬於管轄者，你不希望讓他們看到不滿的東西，例如對公司的吐槽，對工作狀態的抱怨等等。在吐槽工作單位的時候，通常還會順帶着把同事也給一起屏蔽。其實，這裏有很多互不信任的因素，也和工作與私生活的界限模糊，機制管理與自由表述的衝突有關係等等；總之，我們會將所有可能“介入”私人生活的、施加管轄的人視為一個強權機制，然後把他們分入價值觀截然不同的“不可見小組”。
如果説必要性的話，我認為這個分組還是很必要的。這層籬笆不僅意味着排斥，同時也意味着抵禦；用户在網絡社交中通過分組、設置權限來維護最後的私人空間。
但它真的只是理想化的保護。脱離網絡空間，這層防護就不復存在。父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對你施加管轄，公司領導可以安排你在各種時間做這做那，而現實生活與網絡空間的不同在於，我們會變得相當沒有勇氣去抗拒，我們做不到像好友分組一樣把它們屏蔽在外。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自由空間依然被侵蝕。
這種出於被動的分組，是孱弱而理想的自我保護。然而，當分組出於主動性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主動性分組：我想讓這些人看到……什麼樣的我？
主動分組的極端案例是“僅對一人可見”。它在大學裏比較容易出現，基本都有特定目的，比如添加某門課程的教授微信，然後發一些教授喜聞樂見的內容，僅對他一人可見；或者在迫不得已轉發某些內容的時候。這種工具化的微信使用方法無可厚非，它們屬於臨時性分組，應時而生，但有些好友分組並非臨時的，而是長期存在。
這類好友分組基本是按照價值觀來判斷的，依照興趣愛好，生活經驗的交集以及價值觀取向在朋友圈內再次搭建更微觀的朋友圈。相應地，不同的內容會選擇設置不同的分組權限。這時，朋友圈的性質則完全是展示性的；但它展示的東西卻很奇怪，這種行為類似在生活的間隙安排一場小戲劇演出，自己選擇內容和劇本，同時把門票送給那些被選定的人。這種分組就像，一個演員提前給自己找了一堆喝彩的人。
《自我分析》， [美] 霍妮 著， 許澤民 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
在這種情況下被展示的那個“自我”就顯得非常混亂。這個存在於朋友圈內的“自我”不僅取決於個人，還取決於台下的觀眾，用户既要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又要維護“自我”在特定人羣心中的形象。如果你突然發佈了一條與自己往常風格截然相反的朋友圈，就會令人疑惑——你居然還會有這種愛好；你的風格怎麼變了。問題是，很多時候這種風格並非個人真實的風格，而是“你的朋友圈風格”，一個從來不在朋友圈曬美食圖片的人，自然會被認定“無口腹之慾”，假如某一天他突然心血來潮發送了幾張甜點或烤肉的照片，不僅其他人會奇怪這個人怎麼開始發送這麼無聊的圖片，就連發送者本人都會陷入猶豫：我應該把這些圖片發出去嗎。一種維護“虛擬形象”的慾望掩蓋了自我表達的真實慾望，因此，朋友圈的權限不僅施加在好友的身上，同時也施加在使用者的身上。
主動性的好友分組讓朋友圈成為一個扭曲光線的稜鏡，假如説完整的人格是一面鏡子，那麼朋友圈分組就等於一面碎裂的鏡子，導致無數個碎片映照無數個孤立的自我，互不交集。別人觀察你的角度、對你的價值判斷因為潛在的“風格篩選”而變得零碎、片面，同時，你對好友的分組也並不一定可靠。根據風格趣味而進行的分組，不知不覺地就否認了其他人的多重性，而把他們窄化成了價值觀和興趣的符號，這種分組會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域變得更加狹隘，更沒有空間。它會讓某種價值觀本身變得僵硬；比如説，不同分組的好友還有重新分組的可能嗎？你會發現某個好友的價值觀發生變化進而把他換到另一個分組裏嗎。
在被“朋友圈風格”束縛的社交中，這很困難，也很少有人在意，人們更關注展台中心的“自己”。
朋友圈：一個建立在他人反饋上的自我
好友分組和“朋友圈人格”形成的原因，要歸溯到社交網絡的性質上。與真實生活不同，網絡社交的存在帶有更加直觀的反饋性，這也是其娛樂性所在。我們的生活，想法，語言行動，都能在發表後的第一時間獲得觀眾的反饋（時間拖得越久，朋友圈反饋就越少），反饋形式可能是點贊，可能是評論；這更將我們推向了劇場表演的中心，或者説——自我世界的中心。
正如歐文·戈爾曼所言，“當一個人在扮演一種角色時，他必定期待着他的觀眾們認真對待自己在他們面前所建立起來的表演印象”。現實生活中依照言行舉止反映出來的個人風格，在社交網絡裏發生倒置，更多的人幾乎是先確定風格，然後按照設想的風格來表演自己。風格變成了一場有意的展示，也因此而多少具備了些虛假性。儘管在虛擬世界裏，這種虛假顯得很真實。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美] 歐文·戈夫曼 著，馮鋼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
眾多的反饋與喝彩會讓演員更迷戀自我的角色。設置朋友圈分組更是將這場演出推向了極致，人們希望最大化地把自己推送到受歡迎的人羣中，獲得反饋；而冷落的反饋則會讓“朋友圈人格”的整個價值體系崩潰，站在世界中心的演員會重新評估自己的演技和風格。比如，如果一條朋友圈發出去，沒有一個人點贊，沒有一個人評論，那麼這條動態就會被認定是“失敗的”——不取決於你發了什麼，而取決於別人的反饋——發送者本身也會懷疑，這條動態是不是不合時宜，是不是“我一時短路發神經的話語”，最後這些無人問津的動態往往會被很尷尬地刪除。
同理，一個設置在反饋機制上的“虛擬自我”也是如此容易崩塌；朋友圈分組與其説是篩選和過濾，不如説是為了維持這個“虛擬自我”而進行的努力，為了防止這個脆弱的幻象被破壞，使用者竭力避免不同的價值碰撞。所有可能喝倒彩的、有反對觀點的或者明顯不處於同一體系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以防止他們對自己精心包裝過的內容進行打擊；而且，分組也有利於讓可能的人集中關注自己。
所以，我們也理解為什麼會有人複製“檢測是否刪除好友”的消息批量發送，會不停地刪除列表中的“殭屍粉”，他人的反饋正是這個“虛擬自我”存在的基質。假如沒有他人目光的反饋，沒有數字標號的朋友圈回覆，依靠網絡媒介形成的“虛擬自我”就會回到它作為信息的原型，和一個發射到荒蕪火星、得不到任何回應的孤獨電波沒有區別。
封面題圖為電影《唐伯虎點秋香》（1993）劇照。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5日新京報書評週刊公號。
作者｜宮子
編輯｜走走 羅東
校對｜張彥君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