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海雯娜】
俄烏衝突已經持續了一個月多了。到今天已經有超過三百萬的難民逃離烏克蘭進入了歐盟境內。戰爭給德國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已經顯現。
根據德國統計部門的數據，自2月22日以來，工業領域的生產物價指數PPI上漲了25.9%，能源價格在這一時期提高了驚人的68%，中間商品價格也提高了21%。在消費領域，消費品價格指數CPI增長了22.5%，遠超通貨膨脹水平。
在筆者家周邊的商店裏，個別商品如小麥、食用油價格的增長高達30%。一年之前德國E10號汽油的價格在1.5歐元左右，目前居然達到了2.5歐元。這些變化是普通德國人在生活中能夠切身體會到的。
圖為德國統計部顯示的2月20日以來各類消費品價格變化（上），以及1月21日以來的燃油費用增幅（下）。
事實上，在戰爭發生之前，德國民眾並不特別關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分歧，只有在2014年克里米亞公投時期，德國民間產生過對俄羅斯的一些負面看法（彼時筆者還在上中學）。
時至今日，普通德國民眾仍然很難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俄羅斯必須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他們與烏克蘭之間的分歧。目前德國社會的主流敍事將戰爭責任完全歸於俄羅斯一方，認為戰爭產生的根源來自於俄羅斯政府、特別是普京本人對民主制度的痛恨和地緣擴張的野心。目前德國政府的應對方案，可以理解為協調國際社會，一方面有限度地支持烏克蘭進行戰爭抵抗，一方面通過制裁施壓的方式來迫使俄羅斯撤出烏克蘭。
由於歐洲國家遭受到了實實在在的戰爭損害，很多歐洲政要頻繁喊話中國，希望中國能夠斡旋俄烏雙方儘快達成停戰。也有一些來自於他們的尖鋭聲音，警告中國不得協助俄羅斯規避西方的制裁，否則中國也將要面臨嚴重後果。
我本人在互聯網上與中國網友多有互動，我很理解中國在此問題上保持中立、不參與制裁俄羅斯的立場。
事實上，歐洲西方國家在過去幾年頻繁地、主動地冒犯中國內部事務，以虛假消息指責中國的國家治理。這些舉動耗盡了中國政府和民間對於歐洲國家的信任與好感。這是歐洲政治精英對歐洲價值觀的長期自戀，以及對世界多樣性文明的蔑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遺憾地是，德國政界的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並不這麼想。大西洋主義者即那些倡導將歐洲的未來與美國深度捆綁的人，那些不支持歐洲獨立自主的人，長期以來鼓吹中國和俄羅斯是對歐洲的巨大威脅。
因此，俄烏衝突有助於印證他們那一套俄羅斯和中國是“專制、霸權國家”的政治學説。他們順勢而為，不斷地向民眾宣傳他們對國際局勢“正確”的預判，以期收割更多的選舉紅利，併為達成自己更遠大的政治抱負提供良好的條件。
目前組成德國政府的社民黨SPD，綠黨和自民黨FDP三黨中，後兩者具有特別鮮明的大西洋主義色彩。大西洋主義者有一套自己的政治邏輯，並堅定地認為他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我在此以綠黨為例向大家介紹他們的執政思路，特別是他們的外交路線。德國綠黨在去年的德國大選中取得了歷史最好成績。憑藉着15%的得票率，綠黨與社民黨SPD和自民黨FDP順利組成了新一屆德國政府。
德國綠黨的執政理念在其選舉宣言中表述地非常清晰: 綠黨將德國、歐洲的發展同與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通過“跨大西洋綠色協議”構建同美國一體化的碳市場和綠色產業投資環境；加快德國的能源轉型並全力扶持低碳、零碳經濟；通過民主國家“攻勢”和“合作”（democracy offensive and cooperation）來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協調美國等“價值觀盟友”，堅定地在人權和台灣問題上對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
綠黨在其競選宣言中大量使用“獨裁”、“威權”、“霸權”等字眼描述中國，是德國各主要政黨中對中國最不友好並且帶有蓄意挑釁性的一派政治力量。
圖為德國綠黨2021年大選宣言。中國被他們認為“系統性地無視人權，強迫他國依附中國”，以及“分裂歐洲”。為了應對中國和俄羅斯“威權和獨裁”體制的強大實力，他們號召“同所有民主國家和民主團體、個人進行合作”，發起“民主攻勢”。綠黨同時也堅定地推動否決現有的中歐投資協定。
就同俄羅斯的關係而言，綠黨強烈敦促取消北溪2號油氣田。在2014年俄羅斯推動克里米亞公投以來，他們十分積極地主張武裝烏克蘭來抵抗俄羅斯。
目前俄歐局勢高度緊張，雙方實質上已經出於準戰爭狀態。德國總理朔爾茨在壓力下已經宣佈增加1千億歐元來加強軍備建設，並規劃將軍費開支拉昇至GDP的2%以上。綠黨現在可以非常順利地推行在德國徹底踢除俄羅斯天然氣的夙願，而不必承擔民眾的指責。
很多中國讀者對於綠黨的這套不務實、完全倒向美國的亢奮不能理解。但是我們只要看一下綠黨在最近幾年崛起的軌跡，就知道綠黨背後的真正操盤手是誰。
德國綠黨在1998年的得票率只有6.7%，在2017年的支持率緩慢增長到了8.9%。而在美國兩黨大幅加強對中國的打壓後，該黨在德國的支持率快速上升，2021年最高時候已經達到了驚人的30%（後因其黨魁Annalena Baerbock深陷各種醜聞而導致支持率流失）。
美國對德國的媒體、學術界和民間感情的走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在發現德國綠黨潛在的價值後，美國精英通過其在德國各方面的影響力，不斷創造有利於綠黨獲取政治地位的條件。例如，美國資本控制的德國主流報刊《世界報》和《圖片報》會極盡惡毒地攻擊對俄、對華比較友好的左翼黨，抹黑堅持務實和對話路線的默克爾前政府，卻對綠黨格外開恩。
與綠黨早期黨員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冷戰的立場經歷相反，相當數量的綠黨少壯派黨員都有在美國和英國獲得獎學金留學、經商的經歷。在一輪又一輪地被美國利用、收買和鼓動中，綠黨基本淪為了美國的利益附庸。在一個個關乎德國前途命運的重大決策中，美國的訴求在綠黨的主張裏得到近乎百分之百的貫徹。
德國綠黨總理候選人貝爾伯克。圖源：視覺中國
目前綠黨對德國外交政策和綠色轉型的控制力很強。傳統觀念認為德國的重大決策是由總理府來主導的。但是在國際議題上，德國的幾個關鍵部門全都由親美的黨團來控制。綠黨控制了外交部和經濟氣候部（部長分別是綠黨雙黨魁Annalena Baerbock和Robert Habeck），而同樣高度親美的自民黨控制了財政部（部長為其黨魁Christian Lindner，其人在黨內地位極高但是跟中國交往的不愉快經歷頗多）。
這一架構使得德國政界的親美勢力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德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而在綠黨政治精英的言行中，人民可以輕易感受到中國高居他們厭惡國家排行榜榜首。
那麼如此不務實、甚至國家忠誠都令人高度懷疑的德國綠黨究竟是基於何種理念吸引眾多德國選民的呢? 實際上，相當數量的德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人，對美國沒有什麼好感。很多人非常反感美國在世界各地窮兵黷武，並對美國不斷髮生的侵犯人權的事實有非常清醒的認識。
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美國社會民粹和霸道的一面以更加直接的形式呈現給了歐洲人，使得美國的國家形象在歐洲人心目中嚴重下滑。因此，綠黨吸引德國人的地方絕不是他們的親美立場。
綠黨的向心力來源於他們在氣候議題上的主張。由於德國媒體、NGO和學術界在德國社會高頻地探討氣候變暖，氣候問題儼然成了青年羣體關注的第一議題。只要在歐洲長期生活的中國人，大概都能感受到這一議題在歐洲社會的巨大分量。
綠黨在野期間大肆抨擊默克爾執政聯盟在國內減排和能源轉型方面的舉措不到位，還故意安插大量“氣候末日”敍事鼓動德國青少年投射對默克爾政府的憤懣。
目前德國民眾對綠黨在移民和文化問題上過於激進的舉措頗有微詞，但是氣候議題在德國社會中的分量過重，而綠黨在此議題上主張大多闊斧、激進地推廣可再生能源和碳市場機制，其力度遠超其它政黨。因此，綠黨在氣候議題上的極大優勢掩蓋他們在其他議題上的爭議。
綠黨祭出的第二張牌是人權牌。由於德國特殊的歷史，民眾對人權問題極度敏感。很多德國民眾生怕被世界人民視作納粹餘孽，對世界上發生的任何“侵犯人權”的傳聞都要第一時間站出來表達關切，形成了德國人“寧可錯怪對方也不能讓自己顯得冷血”的一套獨特社會心理。
因此人權牌，輔以德國本國媒體在相關國際問題上的扭曲敍事，可以有效地對德國民眾進行道德綁架從而加入一個個針對“威權政權”的十字軍討伐。整合人權、氣候還有自由主義思想，綠黨成為了一個典型的以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為意識形態的活躍政治力量。
圖為德國外交部長、綠黨黨魁Annalena Baerbock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後論述德國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她援引人權活動家Desmond Tutu的話對世界上那些“威權”、“獨裁”的政權發出警告：在非正義面前，保持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壓迫者一邊。在她口中，與德國安全戰略毫不相干的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無故躺槍，成為了德國國家安全戰略需要做出改變的理由之一。
綠黨需要被重視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年齡結構。德國的傳統大黨派呈現出嚴重的老齡化傾向。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黨員平均年齡已達到60歲以上，而屬於綠黨和自民黨這種年輕親美政黨的黨員平均年齡不到50歲：他們思想活躍並且與羣眾的聯繫更加積極緊密、與時俱進。
在2021年德國大選中，絕大多數34歲以下年輕人投票給了綠黨和自民黨。雖然他們投票給上述親美黨團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氣候和經濟扶持政策，而非他們的外交政策。但是由於人權敍事本身所具有的誤導性，上述政黨對中國的態度很容易誘使德國青年一代對中國產生負面的看法。
圖左為2021年德國大選投票者年齡結構。親美黨團FDP自民黨和綠黨Green對年輕選民吸引力最大。右1992年出生的德國CDU黨黨員Philipp Amthor，在社交媒體上被各路網紅吐槽外形老氣橫秋，給CDU的選舉造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德國綠黨的意識形態在歐洲目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時尚感。除德國外的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黨派，他們的成員在歐盟機構中也非常活躍。外交上強調大西洋主義、內政上強調氣候責任高於現階段利益，是他們的共同特徵。
我們雖然不信任大西洋主義者並且在選舉中堅定地拒絕他們，但是德國人民已經選擇了將國家的未來交給這些人來掌舵，對此我也只能依照憲法的精神給予尊重。
既然他們將德國的國家利益同美國緊密聯繫在一起，那麼我希望他們能夠從美國爭取到能源和商業機遇來為德國和歐洲人民牟利。
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年，歐洲的安全局勢持續惡化，歐洲的經濟長期衰退，歐洲的氣候行動計劃必將難以為繼，從而動搖這些綠色氣候精英的選舉基本盤。面對那樣的結果，或許會有更多的人來反思我們真正的利益在哪裏，我們真正的道路應該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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