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日前，國家統計局公佈了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數據顯示全國總人口為141178萬人，與2010年相比增加了7206萬人，年均增長率為0.53%，人口增速放緩。長期來看，人口增長趨緩是生育率下降的自然結果。儘管普查數據顯示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與2010年相比下降6.79個百分點，但是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到9.91年，每10萬人口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8930人上升為15467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接受大學教育層次的人口比例快速提高。
數據一經公佈就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和討論，有人積極肯定中國人口事業發展貢獻，也有人不看好中國人口發展進而唱衰中國經濟，不一而足。
本文認為，近200年來全球人口轉型的經驗事實與規律表明，中國人口事業的發展既符合一般性人口轉型經驗規律，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中國特色。
成功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離不開成功的人口轉型。在工業革命開啓前的人類社會，人口發展的特點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勞動生產率。經濟社會發展深陷馬爾薩斯人口陷阱，任何可能的生產資源積累都用於人口規模增長的消耗，人均的生產資源長期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工業革命開啓後，醫療衞生水平改善，人口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增長率提高，這為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勞動資源並擴大了工業產品市場需求，而工業化生產模式改善勞動生產率之後反過來促進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快速增長與工業化加速推進形成了良性互動。
後來，學者們將上述事實總結成理論，認為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率可以近似地等於人口增長率。這也是當前部分輿論將人口增速下滑視作長期經濟增長悲觀預期指標的重要原因。
然而，人口與工業化同步高速發展僅是人口轉型的第一階段。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會推動人口轉型進入第二階段。一方面，工業化的持續推進和科技創新的日新月異極大地提高了對勞動者創新能力和技術技能的需求，而工業化騰飛階段所需的熟練勞動力逐漸被智能機械替代;另一方面，工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成本上升，家庭越來越重視生育質量和子女教育，而不是簡單地追求生育孩子的數量。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需求的轉型，與家庭生育從數量到質量的轉型，形成同頻共振，即使人口生育率下降也能維持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其前提就在於人口素質的提高與人力資本積累的良性循環。
現代內生增長理論，就是修正了過去簡單地將人口增長等同於經濟增長的觀點，引入了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因素，從而契合了現代化增長的典型特徵。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事實表明，高生育率、高人口增長率並不等同於高經濟增長率，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普遍高於發達國家，但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並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差距。
中國人口發展與轉型的路徑，契合了全球200年以來人口轉型的一般規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漫長的工業化過程中從人口高增長轉型進入低增長階段，而中國是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就走過了工業化國家上百年的路，類似於快進版的工業化人口轉型。
然而，中國的人口轉型仍然有值得總結的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驗。
首先，簡單的人口規模與增長並不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從全球範圍來看，人口過億的國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孟加拉國、尼日利亞等，都沒有邁入按世界銀行收入分類的高收入國家行列(2018年標準)。中國是全球第一大人口國，近年來人均收入不斷增長，人均GDP成功邁過1萬美元大關，在不久的將來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而這一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在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的背景下取得的。這一事實充分説明，不能簡單地將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增長等同。
其次，成功的人口轉型需要穩定的工業化政策與人力資本積累政策相匹配。中國超過8億的勞動人口存量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充分的勞動要素，而14億人口規模發展起來了的超大內需市場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在強有力的工業化政策支持下，中國發展起了全球門類最齊全的工業生產體系;經過多年的教育跨越式發展，中國發展起了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累計培養的大學畢業生超過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總數。
隨着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進入量質協同提升階段，低人口生育率與高人力資本積累率形成正反饋，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關注與投入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強，這標誌着中國人口發展進入後人口轉型時代，持續人力資本積累與技術創新足以支撐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即使未來面臨老齡化社會，技術進步也能夠緩解我們的勞動力短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