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讀大學時就曾聽教授講，公共品由於存在收費困難，市場會失靈，所以必須由政府提供。起初我深信不疑，後來讀到科斯的一篇文章，我對“公共品難以收費”的説法產生了疑惑，而且意識到，公共品能否收費不單是學術問題，也事關政府的職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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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經濟學的定義，公共品是指消費不排他的產品，燈塔是其經典的例子。1848年，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寫道：“雖然海中船隻都能從燈塔的指引中獲益，但要向他們收費卻辦不到。除非政府強制收税，否則，燈塔會因無利可圖而無人建造。”這應該是關於“公共品需由政府提供”最早的論證。
1974年，科斯針對穆勒的觀點發表了《經濟學的燈塔》一文。科斯説，只要政府授權，讓燈塔提供者收費，市場中就會有人建造燈塔。不過他的觀點並未得到學界廣泛認同。薩繆爾遜質疑説，即便給燈塔提供者授權，收費也照樣困難。由於燈塔消費增加而邊際成本為零，燈塔（服務）怎樣定價？何況燈塔消費不排他，過往船隻是否消費了燈塔又怎樣識別？
薩繆爾遜的質疑，似乎不無道理。首先，政府授權燈塔提供者收費，可提供燈塔服務沒有邊際成本，誰能保證燈塔提供者不會漫天要價？退一步，即使燈塔服務能夠合理定價，但如果船主説他憑藉經驗就可安全通行，用不着燈塔服務，燈塔提供者憑啥向他收費呢？
不過收費難歸難，並不代表公共品真的不能收費。近些年我赴各地調研，見過不少公共品收費的案例。西南山區有個風景秀麗的鄉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風景觀賞不排他，屬於公共品，可村裏組建了旅遊公司後，為遊客提供吃、住、行服務，我發現，該村服務收費明顯高於別處，且遊人如織。
此為何故？我的解釋，是旅遊公司將“風景”委託到了服務項目上，對公共品間接收費。現實中類似的例子多，中央電視台播放電視節目，我收看不妨礙你收看，屬於公共品，電視台雖不向你、我直接收費，卻可通過插播廣告，向做產品宣傳的企業收費。由此可見，只要找到委託品，公共品是可以收費的。
將公共品委託在某私人物品上，確實可以解決收費困難。而且通過委託品不僅可以間接收費，也可以直接收費。今年春節期間上映的《滿江紅》，其歷史故事無疑是公共品，但拍成了電影，則可委託電影院向觀眾收費。前幾天從網上看到數據，該片票房已突破40億元。
從經濟學角度講，尋找委託品，目的是解決公共品的收費難題。而為了儘可能地多收費，公共品提供者往往會藉助多種委託品將市場細分。比如電影《滿江紅》，既可委託電影院收費，也可委託網絡電視（APP）收費。電影院收費相對高，電視收費相對低，這樣，用“價格歧視”的辦法便可擴大銷售，爭取最大化盈利。
讀者也許要問，公共品雖可委託收費，但由於不存在邊際成本，假若提供者漫天要價怎麼辦？我認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經濟學講得清楚，價格是由買賣雙方共同決定的。若供應方定價過高，消費者不認可，必會有價無市，最終價格一定會降下來。再説，公共品提供者存在競爭，誰敢無視市場需求定價呢？
行文至此，我們似可得到三點結論：一，公共品消費不排他，會導致收費困難；二，解決公共品收費困難，需藉助於委託品（私人品）；三，公共品促銷，可通過“價格歧視”將中高收入消費者與普通消費者分開，按不同價格收費。事實上，只要滿足後兩點，收費難題可迎刃而解。
關於公共品收費問題，就説這些。前面提到過，公共品能否收費事關政府的職能定位。而我寫這篇文章，其實是要討論怎樣定位政府職能。照經濟學流行的説法，政府有四項職能：保障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公正、提供公共品（服務）、助弱扶貧。這裏想問讀者：假若公共品可以收費，還必須由政府提供嗎？
客觀地講，在穆勒那個時代，受技術條件的限制，公共品確實難以收費。然而今非昔比，有了互聯網後，原本屬於公共品的電視劇現在可由私人提供。隨着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出現，大量公共品也可委託收費了。
既然如此，“公共品必須由政府提供”的説法便不再成立。當然不是説政府不能提供公共品，若找不到合適的“私人品”委託收費，或者委託收費的交易成本過高，公共品仍需政府提供。反之，若尋找委託品的交易成本並不高，則可由企業提供。總的原則是：但凡有企業願意投資（生產提供）公共品，政府應逐步退出，並允許投資者委託收費。
讓企業參與生產或提供公共品（服務），政府便可騰出財力，加大對國家安全、社會公正、扶貧助弱等領域的投入，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比如某些基礎理論研究，其成果屬公共品，但若企業能找到委託品收費，國家應為其開綠燈，支持企業投資。國外名牌大學之所以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是因為他們可以委託收費。
最後再多説一句：基礎設施具有消費排他性，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品，過去人們將基礎設施當作公共品是誤會，政府應抓緊改革和完善基礎設施投資的相關政策機制，鼓勵企業參與基礎設施，特別是“新基建”項目投資。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院）長、第十三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
（原標題：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嗎）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王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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