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亞迪廣告門劇終：“雙面李鬼”李娟被判14年，多家廣告公司瀕臨破產

今年五一前夕，一則執行裁定書將幾乎被遺忘的“比亞迪廣告門”事件再次拉回公眾眼前。

“本院認為，經窮盡財產調查措施，本案被執行人上海雨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暫無財產可供執行。”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日前公佈的這則執行裁定書也基本宣告，曾經處在“比亞迪廣告門”風暴中心的上海雨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雨鴻”），如今已瀕臨破產邊緣。

“（雨鴻）現在已經沒做業務了。”5月12日，上海雨鴻的前負責人、曾被李娟“借用”身份的汪曉婷回覆紅星資本局稱，現在已經不在上海雨鴻上班了，不清楚該公司目前的具體事情。

而引爆“比亞迪廣告門”事件的主角李娟，也於2019年12月31日被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彼時，一審判決後，李娟還曾上訴，但隨後迅速撤訴。李娟的丈夫夏先生在回覆紅星資本局時稱，對於撤訴等並不知情。

看起來，這起曾經轟動全國的“廣告羅生門”，隨着李娟被判刑已經劇終。但事件的背後，當初涉及其中的30餘家廣告公司和供應商仍陷於法律訴訟當中，糾纏至今，且多家廣告公司處於瀕臨破產的絕境。

“分包商”上海雨鴻涉30條法律訴訟

超3000萬元欠款無力歸還

2021年4月29日，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法院公佈了一則執行裁定書：“經窮盡財產調查措施，本案被執行人上海雨鴻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暫無財產可供執行，故無繼續執行的條件，應終結本次執行程序。”

截圖自裁判文書網

這起執行源於上海雨鴻與霍爾果斯同領立勝廣告傳播有限公司的一則服務合同糾紛，而類似的執行裁定還有5個。

公開資料顯示，上海雨鴻共涉及30條法律訴訟、10條限制消費令、11次失信被執行人，均是在“比亞迪廣告門”之後產生。另有8個終本案件，執行標的總金額超過3000萬元，全部未履行。

曾經處在“比亞迪廣告門”風暴中心的上海雨鴻，如今已瀕臨破產邊緣。

在“比亞迪廣告門”事件中，上海雨鴻是唯一一個比亞迪集團入庫的供應商，而“上海雨鴻高管汪曉婷”則是李娟在面對比亞迪談判時的“官方身份”。 上海雨鴻在比亞迪“廣告羅生門”事件中扮演着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一度讓人匪夷所思。

5月12日，紅星資本局撥通了上海雨鴻的電話，當問到該公司是否還有正常業務時，對方表示“已經沒做業務了”；而汪曉婷也告訴紅星資本局，“現在已經不在雨鴻上班了，不清楚雨鴻的事情”，隨後匆匆掛斷了電話。

回顧“比亞迪廣告門”事件，這是一場至今未揭底牌的羅生門，涉及其中的比亞迪、上海雨鴻以及30餘家廣告公司在事發後都以受害者自居。

對外界自稱為“上海比亞迪電動車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經理”的李娟是引爆廣告門的當事人。對外界，李娟以上海比亞迪的名義與多家廣告商洽談，3年間，30餘家廣告公司幫比亞迪在多個地區做了經銷商活動及廣告投放；對比亞迪，李娟又打着上海雨鴻文化的名頭，以低價和免費為誘餌與比亞迪達成合作，其中就包括贊助英超足球俱樂部阿森納這一明星項目。

李娟的“雙面生意”持續了近3年，直到2018年，多個廣告商收不到回款，涉及金額高達11億元。幾十家廣告公司找到了比亞迪總部，但之後，比亞迪官方以受害者的身份發佈了一份《關於李娟等人冒用比亞迪名義開展相關業務的聲明》，稱李娟冒用上海比亞迪電動車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經理的身份，偽造多枚印章，以比亞迪名義，與多家單位及機構展開廣告宣傳類合作。對此，比亞迪並不知情。

這則聲明迅速引爆了廣告公司的憤怒，李娟到底代表哪一方？誰才是受害者？誰又是最終受益者？隨着輿論的發酵，一時間眾説紛紜。

“雙面李鬼”李娟被判入獄14年

一度上訴後又撤訴

2015年，李娟從廣告公司的普通職員，搖身一變成為“上海比亞迪電動車有限公司華東區域市場部總經理”，在上海時代金融中心租了一間辦公室，招聘了員工，隨後開始了她的“雙面生意”。

李娟向供應商解釋“上海比亞迪”存在的理由是：比亞迪的高層洗牌，對總部市場部門並不滿意的某高管希望在外另立門户，隨後逐漸取代總部的市場部門。

這樣的“雙面生意”持續了近3年，2018年6月，李娟因無力支付30餘家廣告供應商的欠款，最終無法收拾局面。隨後用與此事無關的理由（一處價值1200萬元來歷不明的房產）向警方自首，於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羈押於上海市浦東新區看守所。

在“比亞迪廣告門”事件過去一年後，這起撲朔迷離的羅生門終於迎來了結局。

在法院判決書中，我們可以獲取一些謎團的結論：李娟未經比亞迪公司許可，擅自設立“上海比亞迪電動車有限公司市場推广部辦公室”，自稱負責人，使用私刻印章與幾十家廣告商簽訂比亞迪品牌廣告推廣合同，未付的款項都高達2.47億。

除了獲取廣告商的信任，李娟還冒用比亞迪的名義，許諾高息回報，以向與比亞迪品牌有關的廣告項目墊資等為名，誘騙上海霜陽、上海睿思哲等在內的公司錢款1.75億。這些款項最終流向了李娟指定的公司，部分用於支付前期廣告合同，部分用於其運營開支、個人使用、購買房產等。

2019年12月31日，李娟被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沒收財產人民幣500萬元，已查封的房產予以折價後發還被害單位。

值得注意的是，裁判文書中表示李娟是“虛構受他人指示”。也就是説，經法院審理，當年李娟稱是受老闆陳振宇的指示並無此事。陳振宇是李娟在瑞安房地產工作時的前同事，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否認了自己與比亞迪廣告門有關係。

前面提到，李娟用一處1200萬元來歷不明的房產向警方報案，據媒體報道，李娟的家屬曾表示，這處房產是她老闆給她的獎金。但在裁判文書中提到，李娟冒用比亞迪的名義騙取上海千乘文化1780萬元，其中1200萬元用於其個人購房，但並未説明是否是同一處房產。

紅星資本局發現，在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後，李娟表示不服後提出上訴，但就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過程中，李娟卻申請了撤訴。

“比亞迪廣告門”主角李娟在一審判決後上訴，隨後又撤訴

2021年5月12日，紅星資本局致電李娟的丈夫夏先生。關於李娟撤訴的事情，夏先生稱並不知情。對於當年的“比亞迪廣告門”，夏先生也反覆強調：“我不清楚這個事情，你去問別人吧。”

比亞迪面臨多起訴訟

一度被指管理漏洞

從李娟的判決書來看，比亞迪似乎也是無辜的受害者，全身而退。但實際上，比亞迪也面臨多起法律訴訟。

2018年，比亞迪被上海千乘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服務合同糾紛為由告上法庭；2020年4月，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受理了上海威瑞廣告訴比亞迪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上海速肯廣告也在2019年左右以服務合同糾紛為由起訴了比亞迪，但今年初已撤訴。

除了法律糾紛之外，比亞迪一度深陷廣告羅生門的陰影，股價大跌市值蒸發，公司聲譽也蒙受損失，被外界質疑公司內部管理存在漏洞。

當年比亞迪的業績也未達預期，2018年營業收入雖然同比增長22.79%，但淨利潤為27.80億元，同比減少31.63%，這還是在獲得大量新能源補貼的背景下。

“比亞迪廣告門”發酵後，對於廣告商，比亞迪曾連發三次聲明表示“毫不知情”。但是，2018年7月16日，比亞迪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發佈公告稱，願意與相關公司溝通，並按照警方針對事實和金額的核查認定，與相關公司商討合理解決方案。

但商討的後續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2019年的上海車展期間，比亞迪展台曾發生現場維權，有7名身穿黑白兩色T恤的青年人站上比亞迪展台，T恤上印着“BYD還錢”等字樣。有部分輿論認為，此事與比亞迪廣告門有關，然而車展之後，維權的事情也沒了後續。

2019年上海車展比亞迪展台維權

數十家廣告公司受牽連

多家公司如今面臨訴訟、破產

“比亞迪廣告門”引爆之後，一家廣告公司上海競智曾發文質問比亞迪：“3年，這麼大的活動量，這麼聲勢浩大的品牌宣傳，貴司，真的一點也不知道嗎？”。

這篇文章也牽出幾十家廣告公司的隱情。另一家廣告公司上海速肯稱，其作為比亞迪華東區、華北區商場靜態展的供應商，執行了多達三十幾場靜態展；在唐山高鐵站、機場等地進行了户外廣告投放，拍攝了比亞迪新能源車平面廣告，比亞迪新能源車TVC廣告視頻等等，大大小小的合同金額將近人民幣3000萬元。

如今，除了瀕臨破產的上海雨鴻，波及其中的幾十家廣告公司現狀如何？

紅星資本局搜索發現，上海速肯廣告因未支付廣東衞視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30萬元廣告資源費及違約金，已被列為失信公司與限制高消費企業；另一家廣告公司上海霜陽文化也多次陷入借貸糾紛，如今被法院列為限制高消費企業。失信、限高、強制執行；上海競智廣告也面臨同樣的處境。

實際上，比亞迪廣告事件涉及的廣告商遠不止於此。據媒體報道，在李娟操盤過程中，她曾鼓勵一些有實力的廣告商發展下線，將一些具體事務交由更多二級廣告商落實，這些二級廣告商的數量遠超30家。

紅星資本局發現，上海雨鴻曾經與上海郡谷文化簽訂了某衞視跨年演唱會的廣告投放合同，而上海郡谷又將部分廣告項目打包給四川熊貓夢工場。“比亞迪廣告門”事發之後，後兩家公司也因為廣告合同糾紛訴諸法庭。

可以看到，涉事其中的廣告公司和供應商們仍陷於法律訴訟當中，糾纏至今。

對於比亞迪如此體量的公司來説，廣告羅生門的影響是短暫的。就在去年，比亞迪的股價暴漲9倍，2021年1月股價最高點衝上273.37港元。但對於上海速肯等幾十家廣告公司來説，面臨的就是倒閉、破產、被拖垮的結局。

上海速肯負責人吳先生曾對媒體表示：“打官司起碼一兩年時間，我們廣告公司也拖不起，公司要被拖垮的。當時就説跟比亞迪總部坐下來聊一聊，這些錢如果你有困難不用一次性付給我，哪怕你分個一兩年分期給我，你讓我們活着，我們都很好説話的。”

紅星新聞記者 俞瑤 實習記者 強亞銑

責編 任志江 編輯 鄧凌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