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徐培喜： 數字冷戰的帷幕會徹底拉開嗎？
中新社北京5月13日電 題：數字冷戰的帷幕會徹底拉開嗎？
——專訪中國傳媒大學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培喜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杜國東
近年來，網絡空間國際競爭不斷加劇，美國推出“清潔網絡計劃”，中國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歐洲推動落實一系列數據立法，這些動作將數字議題進一步納入大國博弈的範疇。
中美兩國網絡競爭的焦點是什麼？如何擴大數字領域的合作共贏？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制定存在哪些爭議？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中國傳媒大學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培喜教授，對上述問題做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20年構成了數字冷戰元年，未來網絡空間競爭將如何演進？
徐培喜：數字冷戰的風險加劇，主要體現在美國日益走向單邊主義和陣營化路線，打算拉下數字鐵幕。從目前走向來看，數字冷戰的風險仍然比較大。但如果數字冷戰這條路走不下去，原因至少有三個。
一是網絡空間本身的獨特性。全世界只有一個互聯網，五角大樓要用，華爾街也要用，硅谷也要用。美國軍事和經濟兩大利益集團的訴求並不一致，硅谷和華盛頓之間、華爾街與五角大樓之間，具有根本的利益衝突。美國信息技術企業需要通過互聯網來獲得數字經濟利益，要提倡全球合作，五角大樓想把網絡空間變成戰場來攫取軍工利益，就必然鼓勵對抗。
二是技術上，互聯網具有非對稱性，小國甚至個人也可以對大國、強國造成巨大破壞。美國在網絡空間的進攻能力很強，但防守能力並不強大。美國日益發現其關鍵基礎設施比較脆弱，有時甚至不能維持政治穩定。美國的矛鋒利無比，但盾並非堅不可摧。
三是許多國家都不情願接受美國脅迫。法國、德國要追求戰略自主權，與美國保持距離。在數字經濟方面，它們想尋求自主，提高對美國技術巨頭的要價，首先通過反壟斷、數字税等法律工具，把錢留住，再壯大數字經濟實力，它們承受不起錯過數字革命的代價。
總體來看，2020年美國推出“清潔網絡計劃”，是對中國數字企業海外發展的“絕户計”，要阻止我們的數字經濟走出去，這拉開了數字冷戰的帷幕，但是，互聯網的非對稱性等特點可能決定數字冷戰的鐵幕不會完全降臨。
中新社記者：今後有可能走向數字共同體嗎？
徐培喜：世界各國能否克服在網絡問題上的核心分歧、走向數字共同體、複製在氣候領域的合作經驗，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目前積重難返，很難相向而行。2019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互聯網先驅人物温瑟夫(Vint Cerf)提到“數字共同體”的説法。歐洲網絡法規文件中有“全球公共商品”的説法。中國的提法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美國鷹派人物沒有共同體概念，其世界觀是先入為主、非黑即白的，喜歡從對抗衝突的視角看待其他文明和文化。可能是受到慘痛歷史的影響，俄羅斯戰略家也不看重共同體思想。美俄兩大軍事強國的戰略家大多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缺少從共同體思考問題的習慣。
對全球信息技術產業界，如果共同體的概念剛好符合其全球化戰略，那麼他們樂於支持。中國自古就有對天下負責的文化觀念，所以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延伸到網絡空間，是有文化根源的，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對世界負責的。
中新社記者：中美數字兩極格局已經形成，目前兩國在數字領域競爭的核心是什麼？
徐培喜：數字時代兩國比拼的是競爭力。從國家競爭角度來講，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數字經濟體，數字經濟實力最接近美國。美國從實力角度來看待問題，擔心中國在數字領域超過美國，數字時代的超越方式有可能是指數級的，而不是漸進的，電信設備方面體現為華為的5G產品在全世界獨佔鰲頭。
數字服務方面，抖音國際版TikTok成了能跟Facebook勢均力敵的平台企業。扎克伯格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指責中國，實際上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根據事實真相，在某種程度上是想換取國會支持，打擊競爭對手。
如果從國家維度考量，未來的競爭有可能在算法和人工智能這些新興技術領域。算法被歸為核心競爭力，中國商務部把它列為核心技術。中美都不想在新興技術領域落後，誰佔領了制高點，誰就可以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擁有優勢。我覺得這是兩國在數字時代競爭的一些核心點。
中新社記者：中美網絡分歧明顯，有哪些領域可以合作共贏，擴大利益交匯點？
徐培喜：首先，在金融領域，華爾街利益集團實際上願意和我們制定一些規則。例如，如果發生網絡戰，不要攻擊銀行，不要攻擊金融基礎設施，黑客不能篡改金融數據等。美國智庫已經向二十國集團提出建議，要保證金融數據安全，呼籲中美兩個大國先開展合作。
其次，在關鍵基礎設施領域，比如電網、天然氣管道、石油管道、電信設施等，美國逐漸意識到自己在這些方面的脆弱性，希望制定規則加以保護，所以可能與中國有合作空間。
再次，在數字貿易方面，美國在傳統制造領域不再佔優，但在文化領域依然強勢，好萊塢大片、迪士尼、環球影城，都仍然有吸引力。中國的文化自信越來越強，並不怕外來文化產品滲透，不再視之為洪水猛獸，這可能成為中美未來對話、互惠貿易的一個領域。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數字議題不斷納入大國博弈的範疇，今後主要趨勢是什麼？
徐培喜：我把未來的趨勢稱之為兩大軍備競賽。第一是網絡戰爭軍備競賽，這是美國挑起的競賽。世界上有五十多個國家擁有網軍，具備發動網絡攻擊的能力，甚至一些新興國家，如印度和南非。
聯合國一直在討論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制定。美國希望給網絡戰爭制定規則，比如你對我發動了網絡攻擊，我可以用導彈甚至核武器進行回應，一些措辭已達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我們擔心這種討論會把網絡戰爭合法化、網絡空間軍事化。
二是網絡空間立法軍備競賽，這是歐洲挑起的競賽。他們有《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近期有《數字服務法》和《數字市場法》。歐洲作為這場立法競賽的領頭者，給美國數字產業造成了巨大挑戰。歐洲意識到了德國的傳統優勢行業如奔馳、寶馬等車企，在數字時代正被特斯拉、滴滴出行等企業趕超的危機。
中國的網絡立法日漸完備。經過近十年的法律儲備，已經出手真正執行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法規。滴滴事件是中國第一次使用網絡法律工具處理跨國數據流動問題。中國採取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執法行動雖然晚，但相關立法工作不少。中國的情況和歐洲不同，應該對標美國，而非歐洲。不能用力過猛，否則會傷害中國數字競爭力。
美國的做法是，當歐洲挑戰它的時候，它就挑戰中國；當各國都挑戰美國的時候，它還是挑戰中國。美國需要一個假想敵來轉移歐洲的視線，因此無視中美數字經濟皆是市場驅動並在資本方面充分交融這個基本事實，專心鼓譟意識形態差異。歐洲因素也是中美數字冷戰風險加大的一大原因。美國作為網絡空間第一強國，面臨着世界各國的壓力，超過中國目前的危機感。
中新社記者：中國媒介制度、互聯網治理模式、網信政策等構成了西方政客、強硬派智庫、媒體以及社交平台抹黑的核心領域。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徐培喜：首先要了各國互聯網治理模式、媒介制度、網信政策的真實情況。
美國喜歡宣揚上世紀《報刊的四種理論》這種冷戰思維教材，將世界各國的媒介制度分為四類：自由主義、社會責任、威權主義、極權主義。凡是好的，例如前兩類，都是美國西方的；凡是不好的，例如後兩者，都是蘇聯等非西方國家的。這是冷戰思維在媒介和傳播理念領域的典型折射。
到了數字時代，它們把同樣的思想複製粘貼到網絡空間，給中國戴上一頂“數字威權主義”的帽子。實際上，即便按照西方定義，也不能如此歸類，因為中國主要的數字平台企業都是民營的，與美國並無二致。
西方智庫、政客為什麼偏愛這個概念？因為他們覺得此前所謂“中國黑客威脅論”等説法缺少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力度，上升不到制度層面，不如“數字威權主義”這頂帽子，既攻擊了中國的數字企業和數字技術，又攻擊了中國的網信政策和政治制度。
事實上，各國的互聯網治理實踐都具有威權和自由兩種成分。美國只提自己自由的方面，即硅谷、華爾街，但實際上五角大樓和北約代表了網絡空間最威權、最極權的成分。自由女神並不是網絡空間的主要象徵，斯諾登才是。
中國有儒家和道家，儒家強調秩序，道家強調自由；儒家強調官方，道家強調民間。這是中國幾千年來顛撲不破的思想。這些思想其實也完整地反映在中國的互聯網治理實踐當中，還能指導全球互聯網治理實踐。中國需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而不是受制於西方的話語體系。(完)
受訪者簡介：
徐培喜，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導、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擔任外交部網絡外交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互聯網治理論壇多方諮詢委員會委員、網絡傳播專家委員會委員，主講課程包括傳播學、國際傳播、網絡社會與傳播等，主要研究領域為互聯網治理、網絡安全、國際傳播，代表作包括《全球傳播政策：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清華大學出版社)、《網絡空間全球治理：國際規則的起源、分歧及走向》(社科文獻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