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第十屆世界和平論壇“探索中日韓三方合作潛力”討論會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鬍繼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駐北京代表高島隆介、韓國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駐中國總代表洪彰杓。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袁潔/攝
從今年1月開始，由中國主導談判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陸續生效。今年5月，美國也啓動了所謂“印度-太平洋繁榮經濟框架”（IPEF），意在對沖RCEP，從戰略上圍堵中國，遏制中國崛起。日本與韓國既是RCEP成員國，也是IPEF初始成員國。
7月3日上午，由清華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協辦的第十屆世界和平論壇，舉辦了以“探索中日韓三方合作潛力”為主題的小組研討會。三方代表認為，中日韓經濟合作往往受到來自域外國家的政治干擾、戰略干擾。與會日本代表和韓國代表回答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提問時表示，無論哪種多邊框架，能不能讓企業實現利益最大化，對企業而言才是最重要的。RCEP已取得了實質進展，讓參與國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IPEF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企業如何才能從中獲益，目前尚不清楚，其作用仍然有待觀察。
中日韓關税減免通過RCEP達到較理想狀態
“中日韓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分別排名第二、第三、第十，貿易總量分別排名第一、第五、第七。中國與鄰國關係最先發展起來，也最為深厚。與中國交往最密切的就是朝鮮半島，其次是日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介紹説，“中日韓GDP總量大概佔全球GDP的20%以上。在RCEP成員國中，中日韓GDP佔了90%左右。無論從哪個角度説，中日韓之間的合作都非常有潛力。”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駐北京代表高島隆介表示，在RCEP簽署之前，中日韓三國就在投資貿易方面探索了多年。在2003年的中日韓峯會上，三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並發表了《中日韓推進三國合作聯合宣言》；2007年，中日韓投資協定談判正式啓動；2012年5月在北京舉行中日韓峯會期間，三國簽署協定。“可以説，這份投資協定為RCEP奠定了相應的基礎，樹立了投資保護規則的榜樣。”
與此同時，關於RCEP的談判也在持續推進。從今年1月1日起，RCEP對文萊、柬埔寨、老撾、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10國正式生效，2月1日起對韓國生效。高島隆介表示，“在取消關税和服務貿易方面，中日韓三國已經通過RCEP達到了較為理想的狀態”。
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駐中國總代表洪彰杓指出，2015年中韓簽署自貿協定後，兩國已經享受到了差異化的關税減免優惠，RCEP則讓中韓之間的關税減免政策惠及更多商品和企業。以韓國高麗蔘為例，中韓自貿協定並沒有將它納入關税優惠範圍，但它在RCEP框架內可以享受分階段關税撤銷待遇。除此之外，RCEP採用區域積累的原產地規則，RCEP成員國可以更便利地獲取區域國家之間的供應鏈支持，與非RCEP成員國相比具有更強的出口競爭力。
經濟合作往往受到政治干擾
中日韓經貿往來不斷升温之際，政治因素卻給三國合作前景蒙上了陰影。在6月29日至30日舉行的北約馬德里峯會期間，韓國總統府經濟首席秘書崔相穆甚至對媒體表示，韓國“通過中國實現韓國經濟出口繁榮時代已經結束”，韓國將“拿出替代方案加強與歐洲的合作”。這在韓國國內也引發了廣泛注意和質疑。
日本國內右翼保守勢力的叫囂也越來越響，軍國主義大有借俄烏衝突“還魂”之勢。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多次妄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日前出席北約馬德里峯會時妄言“今日烏克蘭可能是明日東亞”，聲稱日本將在今後5年內全面加強防衞能力，大幅提高國防開支。眾多分析人士認為，為擺脱二戰戰敗國“陰影”、重塑日本的“大國地位”，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正在引狼入室。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指出，中日韓在經濟、貿易、投資和民生等領域的合作，往往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例如，2005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頑固參拜靖國神社，導致與鄰國的政治關係陷入僵局，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那一年也停辦了。“域外國家”也是影響中日韓合作的重要因素。上一次（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是2019年12月舉辦的，但從那時起，時間已過去了3年，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卻遲遲沒有舉行，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域外國家的戰略干擾。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當某域外大國的戰略重點不在東亞地區時，東亞區域合作包括中日韓合作會迎來黃金機遇期。2001年至2010年間是中日韓關係發展非常順暢、交往非常頻密、各方面成果非常豐碩的10年，那10年恰恰也是美國相對專注於‘反恐’的10年。很不幸，從2019年到現在的這3年，中日韓合作發展相對處於空白期，這恐怕也主要是域外戰略因素導致的。”楊伯江分析説。
楊伯江進一步指出，鄰居是永久的，盟國卻不是永久的。歷史上，日本曾經與英國和德國結盟，但都沒有持續太久。日美同盟已經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希望它能夠朝着健康、有利於地區利益的方向發展。兩個主權國家不可能永遠一致，鄰國關係卻是永久的，鄰國關係比其他任何關係都更具宿命色彩。“同事關係辭職後就終止了，夫妻關係離婚後就結束了，但鄰國是永遠搬不走的。”他説。
“如果中日關係能夠走出目前的螺旋式惡性循環、走向改善，將是日本為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貢獻。”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7月3日在第十屆世界和平論壇發表演講時指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日本政府應再次重申“一箇中國”大原則，日本政界人士不應發表可能助長“台獨”的輕率言行；中日兩國應共同努力，止住中日關係不斷降温的趨勢，共同構建東亞共同體。
來自韓國的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也表示，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和變革的時期，所有國家領導人都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的指導性價值觀，“以免後世再遭戰禍”。
“印太經濟框架”效果有待觀察
今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期間，宣佈啓動所謂“印度-太平洋繁榮經濟框架”（IPEF）。根據白宮網站發佈的消息，“印太經濟框架”首批成員包括13個國家：美國、澳大利亞、文萊、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隨後斐濟也加入其中。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鬍繼平指出，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和排他意味，缺乏公平、公正，將給已經啓動的RCEP合作帶來政治干擾，加劇地區國家的分裂和動盪，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更加脆弱，讓正在艱難復甦的地區經濟和全球經濟雪上加霜。
對於日韓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跟隨美國，楊伯江認為，日韓都在為國際秩序劇烈變化時代的到來作準備，在“後美國霸權時代”尋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無論是美日韓，還是美日、美韓之間，也都不是鐵板一塊。以所謂“印太經濟框架”為例，其目的之一是打壓RCEP、對沖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但是，CPTPP是由日本主導的，美國已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內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日本繼續“坐莊”，並將TPP改名為CPTPP。這一過程就體現了日美兩國對主導權的爭奪。
對企業來説，RCEP和IPEF有什麼區別？洪彰杓回答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提問時表示，企業最重視的是利潤，這是企業在決定投資時最看重的因素。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政治干擾，但企業會從自己的角度進行判斷和投資。無論是RCEP還是IPEF，企業選擇哪一種多邊框架，要看它是否能幫助企業實現自身的最大利益。IPEF可能會提供一些關税優惠，這是韓國之所以加入該框架的考慮之一；不過，IPEF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企業如何通過其實現自身利益，現在還不得而知，仍需一定時間觀察。
洪彰杓指出，中韓之間早有中韓自貿協定，RCEP今年也已經生效，從企業的角度看，在進出口時肯定最關注哪種多邊框架下的關税對它最有利，投資也是一樣。今年生效的RCEP恐怕是韓國企業能最大限度加以利用的經濟框架。如果能充分加以利用，對各成員國也都大有裨益。
對於中日韓自貿協定的前景，高島隆介認為，中日韓是有可能達成自由協定的。三國政府應以達成全面和高水平協定為目標，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尋求平衡。隨着RCEP協議的生效，部分目標已經實現；要在RCEP的基礎上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三國需要超越RCEP達成更高水平的合作。
本報北京7月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