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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人類不斷解放自身、追求自由的產物。幾千年以來，世界各國、各民族不懈探索，由此形成各具特徵的民主實踐，共同豐富着人類政治文明和民主譜系。民主的表現形態不盡一致，民主的實現路徑並非定於一尊。雖然美國竭力標榜其民主模式的種種優勢，但美式民主已經暴露出其多重侷限與弊病，絕非現代民主政治的理想方案。
一、美式民主的“迷之自信”
近代以來，啓蒙時期的思想遺產伴隨着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對外擴張而傳播至異國他鄉，最終，在北美大陸上建立起一套以社會契約論與天賦人權思想為理論基礎、以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為核心內容的民主體制。二百多年來，西方一些人，特別是一些政客和學者，逐漸滋生了對於美式民主的迷之自信。冷戰結束以來，這種迷之自信極度膨脹。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曾斷言，自由民主（美式民主作為典範）代表着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雖然美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糟糕表現足以證明美式民主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管用，但是我們還是要進一步問一下：美式民主是否經得起理論檢視，構成現代民主政治的終極真理呢？美式民主能否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定性政治模式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從政治屬性和意識形態來看，美式民主屬於資本主義民主。查爾斯·比爾德認為美國憲法乃是一部“經濟文獻”。這其實隱晦地揭示出，藉由美國憲法建構的美式民主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僅代表並服務於少數資本家的利益。這與服務和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民主，具有根本差異。從表現形式和操作模式來看，美式民主是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票決民主。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民眾定期選舉被賦予無以復加的重要性，成為美式民主的全部內容。但事實上，完整意義上的民主政治除民主選舉以外，還應當包括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環節。美國這種以選舉為核心的票決民主，難以支撐起完整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因而，美式民主不應是也不可能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唯一、終極方案。
二、美式民主的歷史侷限
隨着二戰以來美國躍升成為世界霸主，那套運行於北美大陸的政治體制獲得極大程度的關注，美式民主似乎風光無兩。但是，當美國的一些政客站在道德至高點，試圖壟斷民主的定義權和解釋權時，又為什麼不認真反思一下本國曾經歷經的曲折的民主化過程呢？須知，美式民主絕非一蹴而就的產物，而是受到經濟發展水平、歷史傳統、地緣關係等因素影響並在歷史進程中自我革新的結果。雖然美國憲法建構了美式民主的框架，但美國政治生活中長期存在着大量不符合民主要求的制度和實踐，美式民主一開始就充滿了歷史侷限性。
美國長期剝奪有色人種的民主參與權利。《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但是連前總統奧巴馬都承認：“種族歧視幾乎仍存在於我們生活的各個制度中，影響深遠，仍是我們基因的一部分”。這表明，種族主義自立國開始就成為美式民主的“基因”並延續至今。儘管美國自我標榜為民主燈塔國，然而1787年美國憲法部分條文充斥着種族偏見，選舉資格長期限於成年白人羣體。1866年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首次承認年滿21週歲黑人男子的選舉權，1870年憲法第十五修正案開始賦予所有膚色的人以選舉權。雖然黑人羣體名義上享有選舉權，但由於部分州採取讀寫能力測試等限制性手段，黑人的選舉權長期形同虛設。直至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以後，黑人羣體方才真正享有選舉權利。即便如此，有色人種至今也難以真正享有平等的民主權利。2021年11月22日，聯合國少數羣體問題特別報告員費爾南·德瓦雷納在結束對美國為期兩週訪問時發表講話，譴責得克薩斯州的一項法律，導致有利於白人的“不公正劃分選區”，從而削弱了少數羣體的投票權。費爾南·德瓦雷納指出，包括得克薩斯州在內的美國部分地區的選舉法會剝奪數百萬少數族羣民眾的平等投票權，從而有可能破壞“民主”。
美國長期系統性驅逐、排斥和同化印第安人。1787年憲法並未承認印第安人的公民身份。受利益驅使的白人羣體長期掠奪印第安人的資源，將他們驅離土生土長的家園甚至進行殺戮，令他們的族羣文化遭受毀滅性打擊。長期的驅逐和屠殺，導致印第安人從15世紀末約500萬減少至20世紀初的約25萬。19世紀50年代起，美國政府對印第安人實行“保留地”制度，把印第安人安置在指定居住地上。1887年至1933年間，全美印第安人被奪走大約9000萬英畝土地。此外，美國政府還推行“美國化”教育，專門設立針對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寄宿學校、勞務培訓學校等。印第安年輕人雖然可以進入公立白人學校，但是入學後必須放棄印第安傳統。經年累月，印第安部落傳統文化被逐漸瓦解。
美國長期限制婦女的平等參政權。1787年憲法頒行以後，婦女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長期未被認可。為此，婦女羣體自19世紀中葉即轟轟烈烈地開展了爭取參政權的運動。直至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通過，婦女和男性平等享有選舉權方才得到承認。
林肯曾用“民有、民治、民享”描繪民主政府的理想圖景，但那些美國底層民眾、弱勢羣體一開始並未真正分享到民主果實，而是長期居於政治生活的邊緣地帶。美國民主政治並非自美國憲法通過即已至臻完美。美式民主的逐漸發展，離不開美國黑人、婦女等弱勢羣體的不懈抗爭。
三、美式民主的現實弊病
（一）美式民主的極化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生活出現了明顯的極化現象。政治極化，意味着：第一，外部差異性日益凸顯。不同政治力量的政策偏好朝着對立方向發展；第二，內部同質性漸趨強化。各個政治力量越發捍衞自身追求的價值觀，同其他政治力量難以調和。近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導致美國製造業不斷向海外轉移，而虛擬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財富逐漸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美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底層民眾同上層精英的矛盾越發難以調和；美國長期奉行多元文化主義，國內種族矛盾尖鋭。這些差異投影到日常生活，即表現為政治精英集團之間漸趨對立。具體而言：近年來，民主黨趨於自由主義，共和黨則變得愈發保守，兩黨之間原有的中間地帶逐漸消失；兩黨內部愈加團結，日漸同質化。由於兩黨的觀念認知漸趨分裂，美國社會的凝聚力正在不斷喪失。
在執政壓力、價值觀對立和政黨內部壓力等因素影響下，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很多時候並不能同他黨理性商談，而是將黨派利益置於民眾利益之上。兩黨派議員相互拆台的情況時有發生。原本被視為公意論壇的美國國會，已經淪為兩黨“惡鬥”的競技場地。眾議院議長佩洛希作為左翼民主黨人的代表，先後兩次推動針對特朗普的彈劾程序。實際上，無論民主黨人的理由多麼冠冕堂皇，彈劾特朗普在許多人看來就是一場滑稽的黨派政治鬥爭。
政治極化加劇了不同權力的摩擦、對立，造成國會和白宮、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合作不暢、衝突不斷，進而影響着美國政治系統的運轉效能。為了弱化疫情對其謀求連任產生的衝擊，特朗普試圖淡化病毒對民眾生活的威脅，強力推動復工復產。而多數民主黨人在抨擊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的同時，鼓勵在部分州強制要求民眾佩戴口罩。兩種主張針鋒相對，令戴口罩這一簡單的防疫舉措政治化。被不同黨派執政的州政府傾向於從本黨主張出發，採取“特徵鮮明”的抗疫政策。鑑於聯邦層面缺乏強有力的統籌安排，不同州政府的抗疫政策時常打架，難以有效遏制疫情的快速傳播。當政治極化的現實疊加在權力制衡體制之上，“散裝美國”缺乏高效應對疫情的能力，這不僅嚴重威脅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而且令本就嚴峻的國際抗疫形勢雪上加霜。
兩黨對峙、政治極化造成美國“鐘擺民主”現象和內外政策的“翻燒餅”。特朗普就任總統以後，接連撤回、甚至廢除了奧巴馬政府的多項政策和法案。他高調宣佈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以及《巴黎協定》等多項國際公約。在經濟上，特朗普高舉美國至上的單邊主義大旗，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而動，同中國等貿易伙伴大打貿易戰。與之相對，拜登執政以後，就立即宣稱美國將重返多邊主義，重新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止退出世界衞生組織，以期修復同西方盟友的外交關係。“鐘擺民主”昭示美國國內外政策反覆無常，國家財政持續損耗，普通民眾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在“鐘擺民主”下，美國內政外交政策被來回“翻燒餅”。執政黨總是不斷清算前任的政治遺產或者否決政治對手的政策主張，這令美國缺乏清晰一致的施策方向，國內民眾因此無法形成穩定且長遠的行動預期，許多國家、國際組織也在同美國打交道的時候疑慮重重。
美國兩黨從政黨利益出發，相互否決對方提出的政策主張，導致美式民主已經落入“否決型體制”的陷阱。有人乾脆指出，美國政治的極化意味着以民主黨和共和黨為身份分野、以紅州和藍州為地理疆界的“兩個美國”的出現。
（二）美式民主的雙標化
雖然美國極力標榜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營造民主維護者的形象，但是，美國維護民主的衞士形象是極其虛偽的。一旦所謂的民主運動威脅到美國的利益，美國則毫不猶豫地走向民主的對立面。美國民主的雙標化，在對待街頭政治和媒體自由方面表現得非常明顯。
首先，美國對待街頭政治的雙標化。長期以來，美式民主的號手們總是假定美國選民會基於理性判斷而投出神聖一票，當選者能夠遵守選舉規則，坦然接受選舉結果。然而，2020年美國大選發生的種種鬧劇卻讓這些推崇美式民主的人無言以對。原來他們關於“有序競選”的理性假設被現實無情地戳破。特朗普拒絕承認敗選，他不僅宣稱民主黨計票作弊，而且通過社交媒體煽動民眾發起街頭運動。“川粉”帶着“如喪考妣”的心情衝擊國會，一度令國會確認選舉結果的會議中斷。長期以温和、理性面目示人的美式民主，出現了暴力化的街頭政治現象。那麼，美國贊成街頭政治屬於現代民主的一部分嗎？恐怕很難有確定答案。
無論是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還是席捲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乃至烏克蘭的政治危機，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為後發現代化國家的民主化“操碎了心”。而在中國香港地區，港獨分子在境外勢力的推波助瀾之下，發動了包括衝擊立法會、襲擊警察和無辜民眾、圍堵香港中聯辦等一系列暴動，公然挑戰“一國兩制”的法治底線……諸此種種，部分美國政客為之歡欣鼓舞，甚至稱為“美麗的風景線”。美國國會漠視中國民眾的不滿，罔顧中國外交部門的強烈抗議，專門出台法案為暴徒們的行徑背書；美國國會甚至公然邀請亂港分子頭目參與涉港問題的聽證會，企圖為香港街頭政治的極端化、野蠻化辯護。美國政客對待境外街頭政治的言行，似乎表明美國鼓勵街頭政治，傾向於將街頭政治視作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應有部分。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卻強力鎮壓近年來國內發生的街頭運動。由於金融危機的衝擊，美國底層民眾強烈抗議社會不公、財富分配不均，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對此，美國政客們卻污衊抗議民眾為烏合之眾，美國警察更是採取暴力清場等方式鎮壓。美國黑人弗洛伊德因使用二十美元的假鈔而被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美國民眾走向街頭，聲討種族主義的社會痼疾。對此，美國政客們卻“義正詞嚴”地斥之為“暴亂”。當部分民眾不滿特朗普的敗選而佔領國會大廈時，佩洛西等政客毫不猶豫地將之定性為“暴力運動”“叛亂”。
在對待街頭政治時，美國懷揣雙重標準：一方面，美國縱容、利用他國反對派發動街頭運動乃至暴力抗議活動；另一方面，動輒對本國民眾的抗議行動予以強力鎮壓。美國對境內境外街頭政治持截然相反態度，充分顯示美式民主的雙標化。
其次，美國操弄新聞自由也顯示美式民主的雙標化。媒體理應客觀中立報道社會事件，促進政治生活朝着健康方向發展。然而，美國媒體卻在新聞自由的幌子之下，採取雙重標準，選擇性地屏蔽某些對美國不利的信息，刻意引導社會輿論。雖然美式民主的號手們竭力強調新聞自由的價值，標榜美國媒體的中立性、客觀性，但當面對同一性質的事件時，美國媒體卻根據偏好採取截然不同的做法。例如，面對白人羣體的失蹤事件，美國媒體連續多天大肆宣傳，而當少數族裔失蹤事件發生時，美國媒體卻缺乏應有的關注。在2019年香港地區發生暴亂時，美國媒體故意把鏡頭對準警察，而選擇性忽視亂港分子暴力攻擊警察和市民的惡劣行徑，刻意營造香港警察“暴力鎮壓民主運動”的負面形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媒體刻意渲染“中國病毒”，刺激並引發了大量針對華裔的仇恨言行；彭博社罔顧美國抗疫不力的事實，發佈所謂的“全球抗疫排名”，標榜美國抗疫世界第一。如此雙重標準的新聞自由，完全背離了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常識和行為準則。由此可見，受到政治操弄、利益裹挾的美國媒體絕非自我標榜的那般中立和客觀。
（三）美式民主的金錢化
美式民主的擁躉者們通常將自由競選視作美國民主最引以為豪的標誌。在他們看來：自由競選不僅有助於民眾自主擇定政治代表，而且預設了民眾平等擔任公職的權利；競選者倘若想要贏下選舉，必須儘可能全面地向民眾展示自身能力、表達自身主張，讓選民提前瞭解競選者的工作能力和施政承諾。
但是，美式民主的金錢化，讓自由競選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在美國大選中，無論是競選前期準備，還是善後工作，都離不開金錢的支持。競選者需要負擔媒體宣傳、工作人員薪資和競選活動組織等費用，這些開支也隨着競選時間的拉長而不斷增長。例如，2004年美國大選耗費近40億美元，2008年美國大選耗費約50億美元，2012年美國大選耗費約60億美元，2016年美國大選耗費約70億美元，2020年美國大選耗費高達140億美元。上述數據表明，當代美國民主政治同資本聯繫緊密，自由競選有賴於資本支持，這深刻塑造着美國政治的運轉邏輯。
政治獻金上限的解綁，加速了美國政治運作同金錢融合的進程，讓美式民主加速走向金錢化。對於規範政治獻金的來源和運用，美國起初秉持相對嚴格的態度。一些政治家們認識到利益集團介入選舉可能會敗壞民主，為此，必須嚴格控制私主體的政治獻金。早在1907年，美國就通過《蒂爾曼法案》限制法人向聯邦選舉候選人給予直接的政治獻金。水門事件以後，1974年修改通過的《聯邦競選法》規定：第一，個人給每個候選人的捐款不得超過1000美元，每年度向候選人、政黨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獻總額不得超出2.5萬美元。第二，公司等團體可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籌集競選基金。2002年通過的《兩黨競選改革法》規定個人在初選和大選中向每位候選人捐款的最高限額為2000美元，向每個政黨全國委員會捐款的最高限額為2.5萬美元。然而，近年來美國以限制政治獻金等於限制言論自由為由，放寬了對政治獻金的限制。例如，2010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允許企業和工會組織可以不受限制地向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2014年，聯邦最高法院又取消了個人向自己支持的聯邦候選人以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的最高捐獻額度。美國不斷放寬政治獻金的上限便利了資本同政治聯姻，利益集團據而可以合法介入民主選舉過程。
美式民主的金錢化使得選民利益受損。常言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當選者為了維護同利益集團建立起來的“政治默契”，時常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回饋利益集團。這表現為：第一，論功行賞。當選者可以通過人事任命等手段犒賞利益集團代表。例如，奧巴馬上台以後，即通過派駐大使的形式獎掖為其大選募資的功臣。第二，利益輸送。當選者上任後實施有利於利益集團的政策。美國憲法修正案規定了公民持有及攜帶武器的權利，美國也因相對寬鬆的槍支管控政策成為世界第一大槍支持有國。美國曆任總統面對不時發生的槍擊事件，除了“深表痛心”之外，無所作為。聯繫到美國步槍協會曾向參選總統的特朗普提供3000萬美元支持的背景，美國槍支管控法案出台受阻背後的緣由便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見，政治捐獻合法化為資本家“明目張膽”地介入政策制定大開方便之門，資本家通常在捐獻背後附加額外的政治條件。雖然當選者是由民眾選舉產生的，但其行為邏輯實際上深受利益集團影響。一旦利益集團同選民立場對立時，兼具雙重代表身份的當選者可能陷入抉擇兩難，不免會背棄民眾利益。
金錢綁架政治，資本扭曲民意，美國民主選舉淪為資本家角逐權力的遊戲場，美式民主政治日漸走向“錢主”政治。
（四）美式民主的形式化
民主的實現需要配以複雜的制度設計。一旦制度設計導致民主的實質落空，那麼民主的形式化便不可避免。美式民主的制度設計，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也存在導致民主形式化的缺陷。
一方面，選舉人團制度的推行令美國民主選舉實踐長期形式化。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團制度。選舉人團制度是美國製憲時大州和小州妥協的產物。因為競選者是否贏得一州多數選民票，將直接影響競選者能否贏得該州在國會所代表的選舉人的票數，選舉人團制的要義也可簡單歸納為“贏者通吃”。
由於推行選舉人團制度，歷屆美國總統選舉多次出現競選者輸掉了普選多數票而最終勝選的情況。1860年，林肯雖然只得到不到半數的選民票，但依靠佔優的選舉人團票最終當選總統；1912年，威爾遜在比對手少約100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最終當選美國總統；2000年，雖然戈爾比小布什多出53萬張選民票，但是小布什依靠關鍵搖擺州的選舉結果最終贏下總統大選；2016年，希拉里在獲得超過特朗普290餘萬張選民票的背景下，最終與總統寶座失之交臂……由於關鍵搖擺州的得票情況影響候選人能否贏下這些州的選舉人票，而關鍵搖擺州直接關係着候選人的選舉人票是否超過270票，因此，兩黨候選人通常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影響最終結果的關鍵搖擺州。
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要求是民主平等，然而選舉人團制度的運行實際上長期違反了民主平等的基本原則。一方面，不同州的選舉效力並不相同。創設選舉人團制度旨在維護聯邦制，推行選舉人團制度整體利於小州，對部分大州構成了逆向歧視；另一方面，身處不同州的選民投票存在效力差異，這也構成對部分選民的差別對待。享有選舉資格的民眾理應平等，其投出的每一票對選舉結果能夠產生同等效力。雖然美國對外宣稱自身實行普選制，但是依照選舉人團制度，選民投票的效力真的符合“一人一票”“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麼？不同州的選舉人票背後象徵數量不等的選民意志，僅憑藉選舉人票難以真實反映全國範圍內民眾的集體意志。在此情況下，勝選者真的具備足夠厚重的民意基礎麼？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少數精英長期把持美國政治也暴露出美式民主的形式化。美式民主的鼓吹者時常為美國推行普選制而驕傲不已，他們認為通過規範的競選程序確保選舉結果符合形式正義的要求，確保人人都有機會享有平等的選舉機會。儘管普選制預設了民眾自主選擇代表、成功競選公職的可能性，然而因為經費限制，普通民眾無法負擔起漫長競選活動所需要的鉅額成本。參與民主選舉要求籌集大量資金，這已為普通民眾設置了隱性門檻。多數普通民眾除了定期投下選票，很難深度介入美國民主過程。只有少數受到財團支持的政治精英才能得到所在政黨的提名。這一情況導致美國政壇長期被羅斯福家族、布什家族等少數政治家族所把持。美式民主政治終究不過是少數政治精英的權力遊戲。久而久之，普通民眾對待選舉的熱情也不斷下降，因為他們深知自身的選票很難改變精英把持美國政治的局面。
四、結語
當今世界，民主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但是，價值通約性並不意味着價值實現方式的單一性。包括美式民主在內的各國民主模式，都是絢麗多彩的人類政治文明所不可或缺的底色。任何國家的民主發展，固然要借鑑外來文明的有益資源，更需要將普遍原理與具體國情結合。因而，一國不應該對他國民主模式指手畫腳，也沒有資格輸出民主。但是，美國卻對其民主制度充滿迷之自信，認為美式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制度真理，在全世界範圍內充當民主的“教師爺”，強行推廣其民主模式。這種企圖當然會遭到其他國家的抵制，因為如果堅持世界上只有一種民主模式，這本身就是反民主的。
歷史充分證明，美國在一些地區搞民主輸出，不僅沒有給當地帶來繁榮發展，反而帶來新的人道主義災難。對此，美國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將國內兩黨內鬥的惡習帶入國際社會，糾集一些附庸國家和地區召開所謂的民主峯會。美國操辦民主峯會，無非是企圖藉此壟斷民主的定義和裁判權，借民主之名拉幫結派，建立一套以美國利益和意識形態為標準的世界體系。其實，美國搞所謂民主峯會註定是徒勞無益的。這是因為，美式民主已經充分暴露出諸多歷史侷限和現實弊病，已經逐漸失去説服力和吸引力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已經深刻認識到，美式民主並不能代表民主的未來發展方向。各國人民應該而且也能夠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具有本國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為豐富人類政治文明多樣性貢獻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