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兩國政治關係自去年邊境衝突之後一直徘徊在低谷，兩國經濟也在疫情衝擊下各自走過一段過山車似的行情，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國貿易卻在今年上半年扭轉了2020年同期大幅下滑的趨勢，還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長了近30%，全年貿易額有望首次破千億美元大關。這曾是兩國11年前共同提出的一個目標，卻在當下看似最不可能的時刻即將達成，着實令人感到意外。
在邊境衝突後，印度媒體還曾掀起過一波“抵制中國貨”的浪潮。實際上，每逢兩國政治關係有波動，“抵制中國貨”就成為印度媒體必定跟進的節目。在2017年6月洞朗對峙發生後，印度媒體和民間就曾發起“抵制中國貨”運動，結果當年兩國貿易較上年增長了20.3%，2018年雙邊貿易也實現了13.2%的增長，來自中國的風投也紛紛試水印度。如此看來，中印兩國經貿關係與政治關係走向的分野似乎早已有之。
在印度民間“抵制”聲浪、官方“脱鈎”論調不絕於耳的情況下，兩國貿易為何能逆勢而上？究其原因，印度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並不容易。
首先，想要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印度要麼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起自己的生產能力，並能保證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價格，要麼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能夠取代中國的供應商，但這兩個選擇都不容易。
2019年，印度進口的十大類產品中，中國是其中四類商品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分別是電信設備（來自中國大陸的進口占印度總進口的41.39%，如果加上香港地區，這一比重超過60%）、電子零部件（來自中國大陸的佔36.9%，來自香港地區的佔23.7%）、有機化學（25.2%）、機械設備（30.7%），另外，中國還是印度進口鋼鐵的第二大來源國。
2020年印度的製造業佔GDP比重僅為13%，莫迪從2014年上台就開始推動“印度製造”，幾年過去了，印度製造業的比重卻無明顯變化。中國製造業比重雖比最高時降了近10個百分點，但仍然高達26%，而且在很多資本品和消費品的生產領域仍在世界範圍保有絕對的優勢，比如光伏組件、原料藥、電子零部件、電力設備以及很多家用電器產品。印度也明白，若用貿易手段制裁中國，它自己遭受的損失只會比中國更大。所以，雖然2020年以來印度政府增加了對中國投資的額外審查，也封禁了印度市場上中國投資的App，但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卻並未增設更多關税和非關税壁壘。
其次，印度被緊密地嵌入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供應鏈中。過去五年中，印度對華出口有三年高於進口，特別是2020年受疫情影響，中印貿易整體下滑5.6%，中國對印出口下降10.8%，印度對華出口卻實現了16%的增長。具體來看，增長主要是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並且延續到2021年上半年，原因是隨着中國生產活動的大規模恢復，以及全球疫情蔓延導致大量訂單流向中國，帶動中國的原材料進口，其中就包括對印度鐵礦石、煙煤、棉花等中間物資和原材料的需求。雖然一些印度精英想要與中國經濟保持距離，但實際上印度在不知不覺中被更深地包裹在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供應鏈中。
此外，疫情也為一些印度產品進入中國提供了契機。例如印度一直推動中國從印度進口更多大米，而中國也在前幾年陸續授予更多印度大米廠商出口中國的資格認證，但兩國的大米交易未有明顯起色。去年由於中國傳統的大米進口國受疫情影響無法保障供應，中國因此增加了從印度的進口，進口量從2019年不到800噸增加到2020年的33萬噸，而2021年預計將超過百萬噸。還有，最近印度仿製藥龍頭企業瑞迪博士已獲批在中國市場上推出它的一款抗癌藥。這也説明，中國並沒有因為邊境衝突而延遲對印度開放市場的承諾。
在國際關係的實踐中，政治和經濟不同軌是常有的事。像邊界問題等事關國土安全和主權尊嚴的政治問題，沒有哪個政治家敢用經濟利益的得失去衡量，但當他們面對投資和消費等低度政治領域的決策時，往往又會重新做回理性人，“物美價廉”成為主要追求。儘管泛政治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生意就是生意”越來越難，但經濟規律仍然在展現其基礎性作用。（劉小雪，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