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期對歐動作吸引了世界目光。隨着七國集團（G7）峯會、北約峯會和美歐峯會在喧囂中結束，美國拜登政府對歐盟推行軟硬兼施的“美國迴歸”盟友政策輪廓也日益明顯。
三場峯會在最後的聯合聲明或公報中提及一系列涉華問題，並無端給中國扣上“經濟脅迫”的帽子，給了一些美國媒體和美國政客宣稱這是“美歐團結的成果”的機會。但從會後歐方高層表態看，美歐之間的分歧也十分突出。
比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G7峯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到中國説，“對中國要坦誠，保持尊重，G7不能變成一個站在中國對立面的俱樂部”。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則説，儘管北京構成的“挑戰”已成為領導人們討論的主要議題，但他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歐盟領導人馮德萊恩和米歇爾都主張把重點更多地放在對華關係的“合作”而非敵對因素上。不少歐洲媒體也提到，如果G7國家要恢復經濟發展，與中國保持合作是繞不開的話題。
顯然，歐盟不願完全置身於中美“激烈競爭”之中，而試圖務實開展經濟合作獲取實利的態度仍未見重大實質變化。如何把握好中歐關係，沿着務實發展的方向前行，成為考驗各方的重要課題。
首先，發展、完善和深化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契合歐盟當下的需要。
從中歐關係中至關重要的雙邊經貿關係來看，一方面，自歐債危機以來，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歐洲經濟長期低迷，勞動生產率增速不彰，被迫長期實施量寬政策。不光英國“脱歐”帶來的經貿衝擊遠未消散，甚至連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德國，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也一度近乎陷入經濟技術性衰退。而全球疫情下，歐盟經濟更是遭遇重創，歐央行干預工具幾近全出，復甦基金起作用還需時日。中國作為控制疫情首個實現經濟復甦和正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場，正是歐盟經濟復甦急需的外部夥伴。
另一方面，與堅持對外開放，倡導自由貿易、擁護全球化的中國開展經貿合作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和打破國家壁壘，建設單一市場的歐洲一體化邏輯一脈相承。經濟發展、市場建設不能逞口舌之快，將經貿政治化，煽動經濟民族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損害中歐經貿交往，更是侵蝕歐盟自身的軟實力。過去四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已用實例證明，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無助於發展。
其次，推進、夯實中歐夥伴關係符合歐盟長遠的利益。
一是，中國的經濟動能仍在不斷釋放，中國對歐洲先進技術、管理的需求不斷上升，中歐經貿關係，尤其是投資領域還有深厚的潛力等待挖掘。雙邊剛剛建立的綠色夥伴和數字夥伴關係有望推動綠色經濟、數字經濟成為中歐經貿新的增長點。
二是，中國在歐洲對外經貿版圖中的地位有目共睹。全球化時代，中國與歐盟產業鏈深度融合，雙方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全球疫情也未能撼動中歐產業鏈。
三是，中歐在國際經濟治理上存在共識。作為多邊主義的倡導者，中歐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也能反哺中歐經貿關係，促進中歐夥伴關係的穩定有序。
四是，隨着美國拜登政府與建制派外交的迴歸，歐洲在特朗普時期中美對峙格局中擁有的先手優勢正在消退，未來歐盟需要中歐投資協定的落地來鞏固其在中國市場的實利，獲取相較美國的比較優勢，獲取歐美經貿博弈的先手。
五是，中歐並無根本利害衝突，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在歐洲謀求霸權或地緣政治勢力範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承認：“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擁有雄心，但我不認為中國會扮演威脅世界和平的角色”。總之，從歐洲一體化與戰略自主的長遠角度出發，與中國對抗、脱鈎並不符合歐洲的利益。
再次，中歐如何繼續務實合作，避免更多摩擦，這一問題的解決還需歐方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堅持戰略自主，排除第三方的施壓干擾，相向而行。
正如中國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視頻演講中表明的中方一貫立場——中國始終從戰略高度看待中歐關係，始終認為合作是中歐關係的大方向和主基調，始終將歐方視為夥伴而非對手。
中方也以實踐表明了對中歐關係的誠意：一是堅持對外開放，與歐方共同努力完成了全面、平衡、高水平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擴大市場準入、改善營商環境、堅持可持續發展，造福兩國企業和人民；二是堅持抗疫合作，派出醫療隊和醫療物資支援歐洲抗疫，通過中歐班列維持中歐經貿暢通；三是建立綠色合作、數字合作伙伴關係，為中歐合作增添新的動力。
尤其是中歐投資協定對具有資本和技術相對比較優勢的歐洲投資者而言，協定所採取的諸如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的市場準入規則；以及就國有企業、補貼透明度、技術轉讓、標準制定、行政執法、金融監管等與企業運營密切相關的議題達成的公平競爭規則方面的共識，不僅有望滿足其長期以來孜孜以求的對等期盼，也必將給其與中方投資者帶來更多的投資機會和提供更為完善的投資環境。希望歐盟和相關成員國領導人能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中發揮政治智慧，為中歐夥伴關係的健康發展共同努力。（丁純、紀昊楠，作者分別是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