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9月26日德國大選舉行，在位16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即將告別政壇。今年1月，默克爾曾經預言過自己離職的場景——那是在1月6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國會上演舉世震驚的一幕後，默克爾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的離職一定會非常乏味。”然而，當默克爾真的要離開，人們梳理她的政治遺產時卻發現，這位一向以低調著稱的歐洲女政治家已為德國甚至國際政治打上了屬於自己的深刻烙印。
默克爾的政治遺產——成在挽救一體化成歐洲中流砥柱，敗在難民潮激發極右翼崛起
有人説，默克爾執政的16年，也是德國和西方世界頻頻遭遇危機的16年：從全球金融危機自美國蔓延到歐洲，到肇始於希臘的歐債危機；從2015年爆發的難民危機引發歐洲諸多社會矛盾，到特朗普上台使美歐盟友關係飽受挑戰；直到默克爾臨近退休，新冠疫情仍在令西方多國頭痛不已。然而，在一場又一場的危機中，德國卻鞏固甚至加強了自己的全球影響力——這或許是默克爾為德國留下最重要的政治遺產。
上海外國語大學德國問題專家姜鋒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默克爾執政的16年，大幅提升了德國和歐洲在世界舞台的影響力與塑造力，“尤其當全球格局因美國而變得動盪時，歐洲和中國一起成為了世界局勢的穩定力量，這和默克爾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德國之聲”在早前的一篇報道中形容稱，尤其隨着第四屆任期的開始，默克爾逐漸成了世界政壇的中流砥柱。她不斷強化“德國比任何一個國家更依賴多邊框架”的概念，並在團結歐洲或西方、讓衝突各方保持對話方面，顯示出很強的能力。
“在2005年時，德國的外交議程遠沒有今天覆雜：2005年的德國只需處理好和美國的盟友關係，和法國在歐盟框架下的合作關係，以及和歐盟間以經濟貢獻的方式推動一體化的關係即可；而今天的德國需要獨自面對和美國、中國、俄羅斯之間的大國關係。隨着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上升，國際社會也會隨之對它產生更高的要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所所長崔洪建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德國在全球事務中政治影響力的變化要得益於默克爾的幾次“關鍵抉擇”。
“在歐債危機中，德國走出了把自身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的第一步，這和默克爾頂住德國和歐盟內部的不同聲音做出抉擇密切相關。”這名歐洲事務專家表示，在烏克蘭危機之後，德國又主導了歐盟和俄羅斯的外交，進一步把在歐債危機中獲得的影響力轉化為面對大國的外交主導權，而在這一過程中，默克爾和普京兩位領導人的私人關係和互動扮演了重要角色。
很多輿論認為，默克爾一個重大的政治遺產是她挽救了外界對歐盟一體化的信心。在接踵而至的歐債危機、英國“脱歐”和難民潮中，默克爾和德國成為在風雨飄搖中支撐歐盟的“中流砥柱”。如果沒有這二者，歐洲單一貨幣乃至整個歐盟很可能已經解體。
姜鋒對記者分析認為，在默克爾執政期間，歐洲各國社會不斷分裂、分化，儘管默克爾的執政風格相對温和、保守，但她仍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繼續推動歐盟一體化，抵抗住英國“脱歐”等事件的劇烈衝擊，維護了“統一歐洲”的理念，也在推動“歐洲成為民眾的歐洲，而不止是精英的歐洲”。
不過，在2015年爆發的難民危機中，默克爾“打開邊境大門”的決定導致洶湧而來的難民潮——在兩年內，德國接收多達100萬難民。這一舉動曾讓默克爾獲得了國際上大量的褒獎，可另一方面，也一度使德國國內甚至歐盟內部陷入政治分裂，極右民粹政黨乘機崛起，其在政治上的後遺症至今仍在發酵。
12次訪華創西方紀錄，離任前獲普京真誠鮮花——默克爾：西方與中俄間的“關鍵對話者”
在西方輿論中，默克爾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一直是爭議的焦點。在16年的執政生涯中，默克爾訪華12次，創造了西方領導人訪華次數的紀錄。而且她的足跡還遍及中國大江南北，從瀋陽到深圳，從上海到成都，都留下這位歐洲領導人的印記。默克爾此前曾言，在每一次訪問中，她都感受到了中國發展的活力和廣度，這些訪問也給她與年輕人更多交流機會。
（2016年，默克爾訪問瀋陽）
姜鋒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默克爾對中德關係和中歐關係有一個認識的過程，並最終形成了務實、穩健的對華執政理念和風格，“這使得她不僅成為歐洲國家領導人中持續深入推動中歐關係的政治家，也因此成為德國和歐盟本身利益最重要的實現者。”
“默克爾的對華態度要分階段來看，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崔洪建對《環球時報》介紹稱，在默克爾剛上任的兩年，由於不瞭解中德關係的共同利益，並受制於國內政治因素，曾走過一段彎路，但很快，默克爾找到了和中國務實合作的正確方向。
（2010年，默克爾在西安兵馬俑博物館內參觀。）
他認為，中德關係在默克爾前兩個任期內得到較大發展，在這一階段，可以説中德合作在中歐關係中發揮了引領作用，尤其是相互依賴度極高的雙邊經貿關係甚至成為整個中歐關係的“穩定器”，中德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與西方合作的典範。
（2014年7月，默克爾在成都學習川菜宮保雞丁的做法）
不過，崔洪建表示，從默克爾第三任期末期開始，德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一定變化，這主要源於德國輿論對中國的認知發生變化，默克爾對華政策受黨內和政府內牽制的因素越來越大。德國國防部等部門也出現和默克爾對華政策不同的調子，“默克爾在德國對華政策上的掌控力似乎在下降”。
而在對俄政策上，或許由於其生長於東德的背景，默克爾顯然比許多其他西方政治家更瞭解俄羅斯和普京。今年8月，默克爾在離任前最後一次訪問俄羅斯時，一向以硬漢形象著稱的普京甚至向這位長年的政治對手送上了一束粉紅色的鮮花，成為國際政壇一段軼事。
（2021年8月，默克爾最後一次訪俄，俄羅斯總統普京送上鮮花）
分析認為，在執政期間，默克爾是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關鍵對話者”，她多次採取平衡立場，在俄美歐之間斡旋調解。而德國雖然在克里米亞等多個問題上和俄羅斯的立場有重大分歧，但俄德之間始終保持對話和溝通。
揮別“歐洲祖母”，德國將迎來穩定延續還是變化轉折？
在當下國際格局正隱隱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默克爾卻常常向世界傳遞着“穩定”的信號——儘管在西方選舉政治中，受歡迎的政客往往喜歡描繪藍圖、夢想、價值觀等令人熱血沸騰的宏大敍事，但默克爾的政策和執政風格卻只會讓人聯想到穩妥、謹慎和連貫——就連她數十年不變的髮型、着裝和打扮也是如此。當美國總統從2005年至今已經從小布什到拜登更換了四任，默克爾的名字卻已經幾乎和德國總理劃上了等號。
與同樣是歐洲著名女政治家的撒切爾夫人擁有“鐵娘子”的稱號不同，謹慎低調的默克爾被很多人稱為“歐洲祖母”“德國大媽”，但這並非貶義：2016年底，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即將離任的時候曾説，“當我回首過去8年時，世界舞台上再沒有比默克爾更穩重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然而，默克爾帶來的“確定性”正逐漸被更多“不確定性”所取代。“德國人即將帶着一種奇怪的感覺去投票。這是16年來第一次沒有‘寫明’誰將在未來四年領導這個國家……這位偉大的女總理在她的決策中傳遞出一種牢固、可信和可預測的感覺，而現在，在大選日益臨近之際，還沒有任何一名候選人可以替代她。”西班牙《國家報》這樣評論稱。
報道稱，“默克爾的穩定”將隨着她的卸任而結束。分散的投票、執政聯盟的多種可能性以及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人，這些將徹底改變德國的政治版圖。
“在默克爾結束16年執政之後，德國無論在哪個方面都將面臨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其中，中德關係與中歐關係的調整也不出意外。”姜鋒認為，不過，即使社民黨贏得選舉，其在對華關係上也與默克爾過去這些年的對華政策較為一致——在默克爾執政初期，其外長就是社民黨領導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説，德國的對華政策是默克爾與社民黨共同塑造、執行的。因此，中德關係料不會發生“斷崖式變化”。
“中德關係在默克爾時代的積極進展，既有賴於雙方對彼此的積極認知，也有賴於外部國際秩序的大致穩定。”崔洪建則認為，在“後默克爾時代”，德國國內政治的變化將導致德國對華政策有更多爭論和博弈，不確定性上升。與此同時，受中美博弈大環境的影響，德國政策將不得不考慮更多中美平衡的因素。此外，推動歐洲一體化將繼續是德國的重要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可能成為德國向外轉移矛盾的對象之一，德國和歐盟內部的矛盾都可能作用在中德關係上。
但他同時指出，默克爾的對華政策已經成為德國對華政策的主流，無論是誰接班，或是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都繞不過在默克爾對華政策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和修改，全部翻盤的可能性很小。“默克爾的對華政策建立在維護德國利益的核心上，尤其是經貿領域的利益，不是説放棄就放棄，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或政府敢輕率地付出這樣的代價。”
26日，德國將進行聯邦議會大選，初步統計結果將在當晚公佈。按規定，新一屆議會應在選舉結束後30天內召開第一次大會，而默克爾的任期也將隨着大會的召開而結束。
“後默克爾時代”，中國和世界將迎來一個更傾向於穩定和延續的德國，還是一個將迎來變化與轉折的德國？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