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導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盡全國的財力、人力去修築長城呢?因為秦始皇不僅是我國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還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他肯定算過一筆經濟賬。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內蒙古的河套地區,秦朝大將蒙恬率領以步兵為主的秦軍,與兇狠的匈奴騎兵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剛剛統一天下的秦軍士氣正旺,一舉拿下了河套地區。匈奴殘部望風而逃,遠遁大漠。然而,凱旋的秦軍得到的命令卻不是再接再厲,攻佔漠北,而是轉攻為守,30萬大軍以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的北方長城為基礎,就地修築長城,從西北的臨洮一帶一直延伸到遼東,橫貫東西的萬里長城第一次出現在人們的眼前。究竟是什麼導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盡全國的財力、人力去修築長城呢?因為秦始皇不僅是我國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還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他肯定算過一筆經濟賬。
讓我們站在秦始皇的角度來思考對付匈奴的難題。首先,秦始皇統治的民眾基本上都是農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與匈奴作戰,就需要相當數量的騎兵。把平時基本不騎馬的農夫轉變為強大的騎兵,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訓練,同時由於這些農民當了兵,不能再從事農耕了,還要蒙受生產上的勞動力損失。況且即使有了強大的騎兵,要送他們到北方草原深處作戰,糧草的運輸和損耗也是一筆很可怕的開銷。古代沒有高速公路和鐵路,也沒有大貨車,糧食運輸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艱難。史記中曾經記載,從中原地區運送1石糧食抵達北方的前線,路上運輸隊消耗的糧食竟達到了192石!
而匈奴騎兵的作戰成本卻很低,遊牧民族從小在馬背上長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戰士,角色轉換很容易,甚至可以一邊放牧,一邊作戰,後勤保障比農耕民族好多了。農耕民族作戰的成本比遊牧民族要高,而作戰的收益卻很可憐。即使佔領了廣袤的草原,卻無法耕種,中原王朝的税收是從農民的頭上獲取的,沒有了農民,要那麼大片的草原有什麼用處?即使打贏了對遊牧民族的戰爭,也要被高昂的戰爭成本壓垮。漢武帝雄才大略,曾經在對匈奴的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勞民傷財,大大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直接導致了漢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軍五出漠北,苦戰多年,把蒙古各部趕得四處奔逃,但仗打到最後,先吃不消的卻是明朝。
反觀騎馬的遊牧民族,他們來去如風,掠奪農耕民族積累的財富輕而易舉,收益驚人。成本低,收益高,遊牧民族怎麼會不熱愛劫掠戰呢?得想個招兒,改變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鑑戰國時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築長城。有了長城這種防禦工事,流動的戰場將會變為固定的戰線。遊牧民族無法重演來了就搶、搶了就跑的鬧劇,必須先在長城一線與守軍打一仗。如此一來,成本和收益就改變了。防守的農耕民族可以從附近的農田中獲得糧食,進攻的遊牧民族卻遠離了放牧的草場。而且長城一線多羣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堅固的關隘,農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線,遊牧民族的騎兵就毫無用武之地,往往還沒有搶到東西,就先捱了一頓打。
依託長城打防禦戰,農耕民族不用訓練騎兵部隊,訓練成本得以降低,又因為士兵原本就是農民,有了固定的根據地,熟悉農活的士兵們在閒時完全可以就地屯墾,後勤的負擔也小多了。説句實話,農耕民族的傑出代表秦始皇雖然沒有讀過現代的《經濟學原理》之類的著作,但他大規模修築長城的舉動,的確與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規律是相符合的。修築長城固然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內經濟壓力很大,但從長遠來看,秦始皇的這筆賬算得很精明。
此後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條件、有需要,也都儘量採取修築長城的方式防禦北方的遊牧民族。比如明朝成化年間,蒙古韃靼部常常進犯陝北、甘肅一帶,皇帝於是召集大臣討論防禦事宜。大臣們算了一筆賬,如果徵集5萬勞工,用兩個月的時間修葺長城,耗銀不過100萬兩;而派出8萬大軍征討韃靼入侵者,每年糧草、運費摺合銀兩,總計耗銀近1000萬兩。成本高低一目瞭然。而且,軍人可以在長城之內屯田耕種,獲得一定的糧食,這就節省了從內地調糧食到前線的鉅額成本。於是,明朝的皇帝們選擇了修建長城,我們今天看到的雄偉長城就是那個時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長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