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舊事成了新聞。大年初一，為了搶救一個高危產婦，浙江寧波一家醫院的產科醫生連續做了4個小時手術，保住了大人和孩子。但產婦沒有道謝，還選擇了逃費。按照醫院規定，醫生們不得不部分承擔2萬多元欠款。消息傳出，很多網友一方面讚美醫生道德高尚，為此感動，另一方面則譴責產婦道德敗壞。如何看待這個事件?
逃費固然不對，但可恨之人或有可憐之處
醫生恪盡職守，保住大人和孩子，對產婦一家有再造之恩，結果產婦卻選擇了逃走，讓醫生承擔罰款。這種近乎“恩將仇報”的舉動讓網友憤怒不已，不少人認為對這種“惡意逃費”應該嚴懲，否則醫生再也不敢救死扶傷了。
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的事發情況截圖
不過，產婦逃費不一定是出於惡意。一個被忽略的細節可以作為佐證，這位產婦住院時，家人是交了5000元的，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打算佔醫院便宜。醫生也承認“如果只是平平安安生下孩子，這些錢也差不多夠用了”，但碰上了緊急大出血，搶救加住院，費用到了2.7萬，產婦才選擇逃費。
逃費固然不對，但她和很多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一樣，是一個幾乎被醫保忽略的羣體：靈活就業的大都沒醫保，有醫保的也常常斷交。即使有新農合或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異地報銷不僅難，比例還低。大病保險、城鄉醫療救助基金都不完善，“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返鄉啃爹孃”，才是很多人異地就醫的真實寫照。
在這種醫保水平下，雖然產婦逃費道德有虧，但過於苛責她卻也顯得不近人情。
需要注意的是，別讓“背鍋善舉”成為阻礙先看病後付費的藉口
先看病後付費是國際慣例，實行這個模式，困難家庭不必等到湊夠錢就敢進醫院，普通人也能享受更好的醫療服務，但不少醫院卻一直反對，堅持先收費後看病，他們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擔心逃費。
此次“醫生背鍋善舉”不僅讓他們有了一個強有力的例證，甚至讓不少網友也對“先看病後付費”產生懷疑——怪不得醫院要先收費後看病，否則逃費都是醫生和醫院埋單。
實際上，我們在過去的專題中已指出，因為擔憂逃費而反對先付費後看病是杞人憂天。以全國最早的試點城市山東濟寧為例，2010年地開始實行先看病後付費，到2013年1月，累計受益人羣84萬餘人，並未出現1例惡意逃費的患者。
在大醫院的試點也好於預期。成都市二醫院是一所三級甲等醫院，試點先看病後付費一年後，也僅出現236例逃費者，逃費患者不足1%。醫院也稱總體上好於預期，能承擔風險。
那先看病後付費不能執行的癥結是什麼?還是我國醫保統籌水平太低，異地報銷難，再加之醫保支付制度不合理，外地患者集中的大醫院，如果實行先看病後付費，資金週轉可能出現問題，逃費並非癥結所在。
即便有“逃費”現象，“讓醫生背鍋”也是沒有好處的下策
病人欠費逃費是不是我國獨有呢?當然不是，而且如前所述，一些試點的逃費情況並不嚴重，醫保統籌水平提高後還能進一步改善。實際上，美國的“逃費”現象可能比中國更嚴重，這是因為美國醫療費用之高舉世聞名，以及醫保制度和相關法律制度設計存在問題。有研究顯示，無法支付醫療費用一直是美國個人破產的主要原因，超過60%的破產與醫療費用過高有關。
高昂的醫療費用是美國個人破產的主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美國醫院針對逃費想的辦法也不是“讓醫生背鍋”，而是先想盡辦法從病人處入手——
比如，有的醫生會給立即付款的患者“打折”，鼓勵患者早繳費;有的醫生會把治療的具體花費盡可能提前告訴患者，避免患者對醫療費用產生異議而拒絕交費;有的醫院則會為患者制定一個詳細的還款計劃，如亞特蘭大市的一家醫院，有的患者每個月只需支付25美元;有的醫院把債務交給“債務公司”追繳，有的醫院覺得這樣成本太高，願意給患者更大的折扣;甚至還有執業醫師機構建議，患者可以用服務償還欠款，比如水管工可以用維修水管服務抵債。
當然，這些可以説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近年隨着醫療費用進一步上漲，逃費問題讓許多美國醫院免不了破產倒閉。但這至少也給國內醫院提供了一種思路，如果病人一逃費就“讓醫生背鍋”，即便醫生再怎麼令人動容地宣稱“病人虐我千百遍，我待病人如初戀”，這種做法肯定是會對醫生團體的士氣和工作效率形成打擊的。
如果中國醫院能夠突破醫療指導價等相關制度的約束，能夠多采取些靈活辦法——比如讓寧波逃費產婦能夠“分期付款”，比如醫院認為一個已經有兩個孩子的務工家庭確實困難、願意給予產婦一定的折扣，比如產婦一家可以用服務償還債務，“產婦逃費醫生背鍋”的悲劇可能就不會上演。
擔心逃費欠費，不妨給私營醫院一個機會
或許有人會説，私營醫院注重營利，對病人更會挑肥揀瘦，把可能逃費欠費的病人推給公立醫院，怎麼會主動接受這類病人呢?
中國的私營醫院確實存在上述現象，不過這也是私營醫院的無奈之舉。雖然有鼓勵社會辦醫的政策，但我國私營醫院並沒有和享受和公辦醫院同等的待遇，沒有同樣的待遇，私營醫院也只能先為生存而戰，也不可能大範圍顧及弱勢羣體。
但並不是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私營醫院都是這樣，中國台灣的長庚醫院是一家非營利私營醫院(非營利不是不營利，而是股東不參與分紅，利潤用於服務和醫院自身發展)。長庚醫院建立之初，打破了台灣醫院的很多陳規陋習，如改革醫師薪酬，收入與工作量掛鈎，禁止醫生收受紅包，取消住院保證金。
長庚醫院雖然以趨利為目標，卻提升了整個台灣的醫療水平，增加了公眾福利
由於服務良好，僅3年後，長庚醫院就開始盈利，“大大鼓舞其他社會力量投資辦醫”，公立醫院和私營醫院開始良性競爭。隨着競爭日益充分，全民醫保體系建立，台灣醫療體制逐漸從此前的“政府興辦醫療機構直接提供服務”模式，轉向了“政府籌資補需方、民營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模式。在該模式下，台灣的醫療服務質量、宏微觀醫療績效以及患者滿意度，均居世界前列。
長庚醫院也不怕欠費和逃費。在長庚醫院，病人只要填一份保證書，就可以接受治療，如果無力支付醫療費用，可以向長庚醫院的社會服務處需求協助，滿足一定的條件，醫院就會減免費用。
長庚醫院在廈門開分院時，也依舊堅持先看病後付費的模式。時任廈門長庚醫院行政中心特別助理何國豪表示，“我想我們一定要以人為本，先解決患者的病患，錢的事情可以後面慢慢談，至於患者會不會逃費，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醫院如果不先救人，不把對生命的尊重擺在前面，我們又怎麼能稱自己是個平民化醫院、公益性醫院?況且如果真是窮人，通過一定的證明手續、社工訪查，醫院也可以免費。”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員朱恆鵬認為，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成功揭示了一個並不複雜的道理：完善的醫療保障體制有賴於一個以民營醫療機構為主體、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醫療服務體系。
結語：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無論是營利還是非營利的私營醫院都可以為窮人提供一些免費的醫療服務，而中國的公立醫院享受着政府的補貼和各種優惠政策，卻很少為窮人提供免費服務，窮困患者逃費，醫生還要背鍋。如此錙銖必較，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從何體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