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高官與東南亞國家互動的安排非常密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剛剛於上月底連續訪問新加坡、越南和菲律賓，緊接着白宮宣佈副總統哈里斯將於本月訪問新加坡和越南。在此期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東盟及部分東南亞國家高官進行多場多邊和雙邊視頻對話。
一些西方媒體和分析人士評價此舉是美國對華實施“全場緊逼”戰術的重要一環，其最終目的是試圖構築“對華包圍圈”。筆者認為，這些評價可能高估了美國塑造中國周邊秩序的能力，構築“對華包圍圈”難得逞。
中國東盟關係日漸成熟
拜登政府自上台以來，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負面政策：明確將中國定位為“主要競爭對手”，宣稱維護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努力建立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廣泛聯盟，從安全、科技、人權等方面重點圍堵中國，遏制中國。
在東北亞方向，7月18日至25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訪問了日本、韓國和蒙古國。她以“安全議題”為切入點，試圖加強美國與東北亞盟友和夥伴的合作。在南亞方向，3月19日至21日，美國防長奧斯汀訪問印度，美方承諾與印度建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國防夥伴關係”；7月27日至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訪問了印度，雙方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基礎，深化安全夥伴關係。美國高官密集高調訪問東北亞和南亞，是嘗試在中國周邊這兩個方向“樹籬築壩”進行圍堵佈局。
不僅如此，美國擬計劃在今年9月份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之後，舉行包括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在內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第一次面對面首腦峯會，拉攏中國周邊大國，強化其“印太戰略”，意圖進一步夯實圍堵中國的地緣政治基礎。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南亞與中國關係日漸成熟。2021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年，政治安全合作、經濟貿易合作、社會人文交流“三駕馬車”齊頭並進，碩果累累。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印度洋海嘯、禽流感、新冠疫情等，在危機時刻雙方合作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呈現出逆勢上升的態勢。現在雙方已經建立了領導人、部長、高官等各層級、立體式對話機制，暢通了戰略對話渠道，奠定了政治互信的基礎。在這30年時間裏，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創造諸多“第一”，特別是中國第一個同東盟商談建立自貿區，開創了東亞合作的先河，成為地區合作的典範。
對於中國與東南亞熱絡的關係，美國其實心知肚明。但從“在中國周邊打造圍堵工事”方面考慮，東南亞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今年5月底6月初，舍曼就曾訪問印尼、柬埔寨、泰國三個東南亞國家。在訪問柬埔寨時舍曼採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表示美方願同柬政府在“免除舊債”議題上進行合作，另一方面又施壓柬埔寨炒作“嚴重關切中國在柬軍事存在”。這被媒體解讀為一次“三心二意”的訪問，其訪問效果大打折扣。
這次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和副總統哈里斯相繼訪問東南亞，並且國務卿布林肯出席與東盟外長的五場視頻會議，表明美國仍不甘心，想盡各種辦法拉攏東南亞，在構築“對華包圍圈”方面試圖造成一定的聲勢，對中國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實力”。另外，布林肯出席的兩場關於湄公河的視頻會議，對沖瀾湄合作機制意味十分明顯，試圖遏制中國在湄公河地區的影響力。
周邊是發展繁榮之基
在南海問題上，通過軍事、法律、外交等手段，美國不遺餘力地進行介入，目的是想幹擾“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按照計劃，2021年中國與東盟將完成關於“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如果達成相關成果，美國方面評估認為自己將很可能失去南海這個遏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抓手”。於是美國多管齊下，炒作、放大中國與這些南海周邊國家的矛盾，令個別南海周邊國家對“南海行為準則”談判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給相關談判增添了一些障礙和困難。
南海的和平與穩定，是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如果美國一味地“拉偏架”，那就會造成南海局勢的動盪與不安，這與地區尋求“最大公約數”的精神背道而馳。現在中國與南海周邊絕大多數國家建立了雙邊的海上合作機制，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這些機制，雙方可以有效地共同管控分歧，並且將穩步推進南海合作，促進南海和平穩定發展。
中國領導人曾強調，周邊是中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中國也決不允許在周邊生戰、生亂。雖然中國與極少部分周邊國家存在領土或島礁爭議，但這不是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全部。中國和這些周邊國家都有共同管控分歧、防止其擴大化和複雜化的政治共識。
無論是東北亞、南亞，還是東南亞、中亞，中國與地區內國家的合作越來越深入，利益越來越交融，日益形成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那種試圖構築“對華包圍圈”的設想，不僅成本高昂，而且也不會得逞。因為中國的體量、實力等因素決定，任何勢力想“圍”，但終究“圍”不住。（許利平，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