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
在近年的美國影視作品中，以監獄為題材的屢見不鮮，從經典電影《肖申克的救贖》到著名美劇《越獄》，這些影視劇作品所折射出的美國監獄制度的黑暗腐敗、對人權的踐踏，都遠遠超出了人性的底線。更需認識到，美國監獄制度真正的黑暗並不只是監獄裏的腐敗和踐踏人權的“表象”，而是作為國家暴力機器的監獄，居然可以私營化，並形成龐大的產業鏈，乃至形成“獄政產業複合體”，對人權進行產業鏈式的踐踏。
“獄政產業”成“勞動套利”的手段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正處於冷戰勝利後的鼎盛時期，也處於孕育新一輪科技革命、催生互聯網時代的關口。“山姆大叔”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普世價值”的自信體現得淋漓盡致。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傑出”代言人美國前總統里根曾經有這麼一句名言:“不要指望政府能解決任何問題，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順着這個思路，為了實現公共服務資源的最優配置，把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外包”出去，自然就是最有效率也最具有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選擇。也正是在這個歷史時期，美國的私營監獄產業蓬勃發展。
私營監獄產業並非新鮮事物。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福格爾曾經用翔實的實證研究證明，美國南北戰爭前，臭名昭著的南方奴隸制種植園經濟曾經非常有效率，但由於阻礙美國工業化發展和聯邦的統一，最終被取締。中國人民大學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孟氧教授曾經用“接枝奴隸制”來形容美國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的奴隸制。從古典工業資本主義到二戰後的福利資本主義，處於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表面上已經徹底放棄了奴隸用工的傳統。但是，到了新自由主義時代，一旦“效率”被定為社會主流價值取向，作為“勞動套利”的手段，奴隸用工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了--只不過需要用更加隱秘的制度手段來操作，比如在私營監獄用極其低廉的成本來使用勞動力。久而久之，私營監獄儼然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並通過政治獻金和院外集團遊説的形式來參與美國政治生活，逐漸扭曲了美國的司法獄政制度。
“獄政產業”通過“輕罪重罰”消化“冗餘人口”
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獄政產業”的存在意義絕不僅是榨取廉價勞動力，更是一種高超隱秘而毫無人性可言的馬基雅維利式的“冗餘人口”治理術。
在工業革命初期的英國，司法審判的“輕罪重罰”作為一種人口治理術可謂源遠流長。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週期而言，對於勞動力的需求一直處於漲跌變化之中。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中，暗含着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細節:作為島國，過剩的人口在經濟危機到來時無法實現充分就業怎麼辦?
這個時候，作為最老牌殖民帝國的英國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即通過司法審判的“輕罪重罰”，尤其是通過把人流放到遙遠的殖民地的方式，來消化所謂的“冗餘人口”，保持產業後備軍的相對穩定和社會的良好治安。諷刺的是，去年年初的G7會議期間，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就跑到蘇格蘭“尋根”，還發現其祖先僅僅是因為盜竊了十磅生絲就被流放到了澳洲大陸。
這種人口治理術流傳到美國後，被繼續“發揚光大”。不妨在此道出一個讓人驚訝的史實:希特勒曾經專門研究了19世紀美國針對印第安人實施的許多種族滅絕政策，以作為對付猶太人的參考模式。根據普利策獎獲獎作家約翰·託蘭德的記述，希特勒曾聲稱批量滅絕猶太人的集中營的“靈感”恰恰來自對於美國南北戰爭後美國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歷史研究。難怪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甘本曾經感慨説，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的本質就是“集中營”。
“獄政產業”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變種毒株”
依據生命政治理論，作為古羅馬法西斯制度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近代史上西方諸民族國家內部始終存在一個“可以殺死且不必紀念”的羣體--在18世紀末的美國製憲年代是印第安人與黑奴;在納粹德國則是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各種邊緣弱勢人羣;在2001年後的美國則是各種具有犯罪嫌疑的“恐怖分子”--根據《國土安全法》《愛國者法案》，可以撕下人權保障的畫皮，突破美國法治傳統，隨時對“恐怖分子”進行無限期的羈押、處置。一言以蔽之，被貼上“恐怖分子”標籤的不合法移民等人羣根本不配享有國家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權利，他們是處於永遠的法律例外狀態下的“赤裸生命”。
如果把美國這個法西斯邏輯擴充到世界範圍，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同樣也不配享有現代化的成果--如果其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就要不惜一切代價通過輸出民主來打斷其現代化進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對於西方來説，在人權問題上始終持“雙重標準”的態度。
近兩個世紀以前，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有非常積極正面的評價。可諷刺的是，他當年訪問美國的原因竟然是考察美國新型的監獄制度。目前看來，“獄政複合體”作為一種嚴重踐踏人權的制度體系，如同美國其他的強勢利益集團一樣，淪為美國民主制度的“變種毒株”，與美國的選舉政治緊緊纏繞在一起，已經成為21世紀對人類、人權、人性的最大羞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