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編者的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襲身亡後，圍繞襲擊者山上徹也，在日本國內出現一個焦點話題，那就是“無敵的人”。所謂“無敵的人”是日本媒體人西村博之2008年提出的，是指因為已經失去了一切所以無可失去，進而無所牽掛、無所顧忌的人。他們可能為所欲為，包括報復讓他不滿的社會。近年來，因為經濟低迷、弱勢羣體不受重視以及一些個人因素，日本由“無敵的人”實施的犯罪不斷增多。在山上襲擊安倍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這是“對民主的挑戰”，不過東京大學教授宇野重規則認為，與其説這是對民主的挑戰，不如説是民主的失敗。
這個羣體通過殺害別人而“自殺”
“太累了”，這是山上徹也今年4月第一次辭職時提出的理由。他最終於5月15日離職，之後通過一家勞務公司找到自己人生中最後一份工作——用叉車搬運貨物。這份工作山上也只幹了不到兩個月，之後便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安倍遇襲案。
對於“80後”山上來説，“累”可能不只是身體上的疲勞，更是精神上的絕望，而這些都是他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據《朝日新聞》等日媒報道，因為父親死後母親沉迷於統一教，山上家十分貧困，這導致原本就讀於精英高中、成績優秀的山上並沒有上大學，而是上了一所技校。資助他讀書的叔叔表示，如果不是因為窮困潦倒，山上會選擇一條不同的職業道路。
畢業後的山上曾在海上自衞隊服役2年9個月，直到2005年。之後，他一直做臨時工。為改變命運，山上也曾在工作之餘考取房地產交易專家和金融規劃師資格證，然而這並未改善他的經濟狀況。在襲擊案發生後，警方發現，山上在一間6個榻榻米大的房子住了十多年，房租約為每月3.5萬日元（1元人民幣約合20日元）。山上的前同事表示，這名中年人平時很安靜，很少與人交往。
山上也曾希望通過自我犧牲，改善哥哥和妹妹的生活。他的叔叔表示，在自衞隊服役時，20歲出頭的山上曾在買了一份人壽保險之後自殺，希望他的兄妹能從保險賠償中獲益。不過山上並未“如願”。經濟狀況不佳、沒有結婚、幾乎沒有人際交往、哥哥2015年又因自殺去世，這些都讓山上對生活絕望，而他將自己對生活的怨氣轉移到了和統一教關係密切的安倍身上。消息人士透露，山上對警方表示：“我沒錢了，認為自己會在7月死去，因此決定在那之前攻擊安倍。”安倍遇襲後，多家日本媒體對安倍之死與“無敵的人”的關係進行探討。有日媒直言，安倍死於“無敵的人”之手。
“在這個社會活着很痛苦，死了比較輕鬆”，在安倍遇刺後，“無敵的人”這一概念的提出者西村博之在網上發文，對日本的自殺和濫殺無辜案進行分析。他認為，除了每年大約2萬的自殺者之外，日本還存在一個羣體，即通過殺害別人而“自殺”的人。畢業於大阪大學醫學系的精神科醫生片田珠美在網上發文，認為此類犯罪屬於“擴大性自殺”，即因為對人生感到絕望而產生自殺念頭的人，出於“不想一個人去死”“自殺很可怕”等理由，強行拉上其他人一起死的行為。西村認為，這類人因為不懼怕死亡或其他刑罰，因此也不在乎其犯罪行為給其他人帶來的影響。“今日日本”網站17日報道稱，在襲擊安倍之前，山上曾給統一教的一名批評者寄了一封信。在信中，山上表示自己已經花時間獲取槍支，不再關心“安倍之死的政治意義和後果”。山上的想法符合“無敵的人”的典型思維。
日本“無敵的人”類似於歐美國家的“獨狼”。相較於歐美，日本“獨狼式”犯罪並不多見。即便如此，最近10年，此類案件也以一到兩年1次的頻率發生。今年1月發生在東京大學考場外的持刀傷人案、2021年的小田急線電車襲擊案和大阪診所縱火案、2019年的京都動畫縱火案和川崎小學生被刺案、2018年的東海道新幹線持刀行兇案、2016年的神奈川福利院殺人案，以及2008年的秋葉原血案等等，都是由“獨狼”發起的襲擊。7月26日，秋葉原血案製造者加藤智大被執行死刑。
《日本經濟新聞》稱，與上世紀70年代極端組織發動的恐怖襲擊以及1995年奧姆真理教發動的沙林毒氣襲擊不同，“獨狼式”襲擊都是由個人出於自己的動機和怨恨而發動的。根據《日刊SPA》對此類襲擊者的人物畫像分析，“無敵的人”或“獨狼”接近日本法務省描述的濫殺無辜案犯罪者。統計數據顯示，77%的此類襲擊者月收入在10萬日元以下或沒有收入。在52名此類人中，僅有兩人結婚。這類襲擊者很多都沒有朋友。
據澳大利亞媒體報道，日本官方記錄的謀殺案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在穩步減少。不過日本“news-postseven”新聞網等媒體和分析人士認為，由“無敵的人”實施的犯罪在不斷增加。日本警察廳2021年的調查顯示，認為最近10年日本治安“變差”以及“總的來説變差”的受訪者佔全部受訪者的64％。日本民眾對犯罪的恐懼也在增長，認為暴力犯罪正在上升。
“非正式工人階級”佔勞動力的40%
“是家庭不幸讓山上變成‘無敵的人’。”日本網友福永裕紀這樣寫道。不過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綜合戰略研究室副主任盧昊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除個人因素外，日本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社會內部矛盾增加，以及包括國民文化在內的一些因素，是導致“無敵的人”產生的重要原因。
對此前濫殺無辜案作案人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他們中很多人都屬於“就業冰河期一代”。這些人目前40歲上下，在畢業後參加工作時恰好遇到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彭博社稱，在日本經濟低迷的背景下，為削減成本和保護年齡較大員工，日企採取臨時合同制度並由此產生一個新的非正式工人階級，他們如今佔日本總勞力的40%左右。相較於正式員工，這種“合同工”獲得的工資以及福利更少。有人認為，臨時合同制是“致貧利器”。
《日本經濟新聞》稱，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失去的10年”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失去的20年乃至30年。經合組織去年發佈的報告顯示，在近30年時間裏，日本平均工資僅增長4.4%。據《日刊體育》分析，日本的相對貧困率從1985年的12%上升到2018年的15.4%，也就是説日本大約每6個人中就有1個人“相對貧困”。日本將相對貧困線定在年收入127萬日元，如果一個人的收入低於這個數字，即為相對貧困。
貧困並不一定會催生“無敵的人”，但“無敵的人”幾乎都是窮困潦倒的人，特別是在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一些人不管怎麼努力卻難以得到回報、覺得自己已經被社會拋棄的時候。“安倍經濟學”恰恰導致日本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據路透社2021年報道，日本政府數據及調查顯示，從2012年到2020年，日本員工名義工資僅增長1.2%。從2014年到2019年，日本家庭的平均財富下降3.5%，但最富有的10%的人的財富卻在增加。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導致日本社會內部矛盾顯著增加，而這是“無敵的人”出現的經濟和社會背景。
孤立無援、得不到傾聽和幫助，也是“無敵的人”增加的原因。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山際大志郎7月3日在參議院選舉的造勢活動中表示，在野黨提出的任何事，日本政府“絕不會聽”。有觀點認為，這一表態恰恰説明了在日本，少數羣體的聲音很難被聽到和重視。西村博之在其近期文章中舉例稱，日本保安、警察以及很多民眾對無家可歸者的漠視態度向弱勢羣體發出這樣的信號，即“（你們）去別人看不見的地方，隨隨便便地死去吧”。西村認為，如果社會不斷髮出這樣的信號，認為自己被排斥的邊緣人士和弱勢羣體自然不會覺得自己“必須要遵守社會秩序”。
孤僻、沒有社交，也推動了日本濫殺無辜案不斷增加。據彭博社報道，因為就業前景有限，許多日本人被迫單身，也沒有孩子。日本2015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有340萬40歲到50歲的人還沒有結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很多人還因為自卑等原因，成為“蟄居族”，既不工作也不社交，過着自我封閉的生活。日本政府2019年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約有61.3萬名中年“蟄居族”。有分析人士表示，很多“無敵的人”朋友少，可以傾訴的對象也很少，因此在一些問題上容易鑽“牛角尖”，進而走極端。
“這是生存權問題”
在安倍遇襲身亡後，一些日本網民表示，暴力是不對的，應該用言論來解決問題。西村博之認為這是“漂亮話”，誰想説就説，但是社會不會因此改變，問題也不會因此解決，“這不是言論問題，而是生存權問題”。
因為案發前很少有危險信號出現，因此由“無敵的人”實施的犯罪事前很難被發現。又因為這類人不懼怕被捕或坐牢，因此相關犯罪很難通過法律震懾來杜絕。
對於如何才能對此類案件釜底抽薪，西村表示，用“只是不夠努力”來逼迫弱者的這一風氣最好能消失，因為這種做法容易迫使弱者進行報復。他表示，為減少“無敵的人”，日本政府應在提高民眾生活水平方面加大資金投入，向他們提供“基本收入”，不管他們有沒有工作，按月發放一定的資金，讓民眾至少不再無家可歸，確保他們的吃和住。此外，西村提出，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工作之外的接觸，讓大家參加一些社區活動，以此保障民眾不會思想偏激。
日本ITmedia網站撰稿人古田拓也表示，要將“無敵的人”變回普通人以及不讓普通人“無敵化”，政府需要完善社會安全保障網絡，採取措施讓“無敵的人”即使犯錯也有回頭路能走，讓已經成為“無敵的人”及其“預備軍們”有值得重視的東西，提高他們的犯罪成本。精神科醫生片田珠美則認為，企業縮小正式員工和非正式員工之間的工資差距，加強對員工求職的支援等，有助於減少“無敵的人”。
儘快發現“無敵的人”計劃作案的信號，是預防相關犯罪的手段之一。據日媒報道，警方發現此類犯罪的信號包括在網上發佈的威脅信息，或者有人對自制武器興趣增加等。山上在襲擊安倍前，就曾在其推特上表達不滿，也曾在他寄出的信中表露要暗殺安倍的想法。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許可 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文玉 嚴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