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歐和北歐同樣是福利國家，為何南歐國家會身陷歐債危機，而北歐依然發展良好？北歐的高福利會養懶人嗎？挪威的國企和主權基金又是如何讓挪威抵禦住金融危機的？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優主治國》，略有刪減。
《優主治國》，尹伊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作者 | 尹伊文
摘編 | 徐悦東
自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風靡全球。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北歐模式是會債台高築的，是會養懶人的，會使經濟缺乏活力，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北歐模式的一大特點是政府給全民提供優良的福利，由於提供福利需要很大的政府開支，所以新自由主義認為必將引起政府的債務危機，因此是不可持續的。但是，當2009年年底歐洲爆發歐債危機時，人們發現深陷債務危機泥潭的“歐豬四國”（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並不是高福利的北歐國家。北歐的冰島在2008年曾經因為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海嘯，而發生了銀行破產的危機，但那是因為銀行私有化後缺乏監管的惡性膨脹所致，與高福利無關。
北歐能夠提供高福利又無債務危機，是因為它用高税收來支付高福利，道理非常簡單。在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中，高税收是壞個東西，由政府的高税收來支付高福利更是個壞東西，都是違反新自由主義篤信的原則——市場化和私有化。自從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之後，有些話語被妖魔化、污名化了，譬如：福利國家、國有企業、政府幹預，都被污名化為“妖魔”。而在北歐模式中，這些“妖魔”卻帶來了與新自由主義所預言的完全不同的結果。
為何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的批評是有問題的？
北歐的五個國家被很多人稱為“福利國家”，究竟什麼是福利國家呢？
福利國家的廣義定義是政府要負責促進和提供社會福利，至於促進和提供的具體福利，各個國家有所不同。大致來説，主要有兩大方面的福利。一是醫療和教育方面的，這類福利着眼於幫助大多數人提高素質和能力，使人能獲得相對平等的競爭機會。另一類福利是扶助弱勢羣體的，譬如幫助失業者、老年人、無勞動能力者等等，給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福利國家的理念在歐美逐漸發展起來，那個時代的大背景是，工業革命帶來了空前的經濟繁榮，向人們展示了科技進步的力量，同時，工業化使大量的貧窮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造成很多社會問題，迫切需要福利。那個時代在西方歷史上被稱為“進步時代”（Age of Progress），那時候有一股強勁的理想主義思潮，相信進步的力量。相信科技的進步，相信社會的進步，相信人類可以創造一個進步的政府解決社會福利問題。長期以來，“平等”“扶弱”都是很普世的人類理想，佛教主張慈悲、施捨；伊斯蘭教徵收財產的扎卡特税（zakat）用以幫助貧窮無助的人；基督教興辦醫院、學校、福利院等等。在工業化的現代社會，人們繼續追隨平等、扶弱的理想，希望福利國家能夠通過進步的力量，建成人類進步的“理想國”。
福利國家應該是一個理想的、進步的褒義詞，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它赫然變成了貶義詞。對福利國家的貶抑林林總總，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幾種。
第一種貶抑是批評福利國家的“龐大財政負擔”和“不可持續性”。福利國家廣泛提供公共教育、免費醫療、社會低保、社會養老等等，如果政府的財政收入不夠豐厚，往往需要用財政赤字來支付福利開支。貶抑者説：“財政赤字是剝削未來、犧牲未來”“是不可持續的”。
使用赤字支付教育醫療福利是不是“剝削未來”呢？如果一個零門貧家子弟借債上學，人們會不會認為他是“剝削未來”呢？大多數人大概不會如此認為。因為上學讀書能夠增加這個零門貧家寒門子弟未來的人力資本，是對未來的投資，不是對未來的剝削。借債來花天酒地，是敗家消費，是剝削未來；借債來讀書上學，是興家消費，是投資未來。消費可區分為敗家消費和興家消費，敗家消費是消費那些對未來發展沒有好處的東西，興家消費是消費那些對未來發展有好處的東西。教育和醫療都是對未來發展有好處的東西；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品也是對未來發展有好處的東西，因為如果沒有了它們，人可能會喪失發展的必要基礎。因此，對於一個社會來説，政府通過借債來提供教育、醫療、低保福利，是對社會未來的投資，不是剝削未來。
財務槓桿是一種有效的投資手段，就像利用物理槓桿，使用較少的力量，托起較大的東西。槓桿一直是公司擴大發展的重要工具，藉助債貸等外部資金來擴大投資，只要槓桿比例適當，不作非理性高風險投資，財務槓桿能高效率地促進公司的發展。投資教育醫療不是高風險投資，政府的福利赤字更是遠低於一般公司使用的槓桿比例，怎麼能説福利國家是不可持續的呢？明顯的事實是，北歐的多數福利國家多年來都有財政赤字，但它們都沒有因此不可持續。
北歐的冰島，六十多年來的福利開支沒有使其破產，倒是2003年的大規模銀行私有化在五年之內就把它拖入國家破產的深淵，因為那些銀行為了自己利潤的最大化，使用了不可持續的高槓杆，冰島政府在提供福利時沒有使用這樣不可持續的高槓杆。福利國家使用槓桿做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投資，不是剝削未來，而是投資未來；不是犧牲未來，而是造福未來。
第二種貶抑是批評福利國家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資源，認為福利扭曲了市場的價格，福利使教育和醫療的價格降得太低，使人過度消費這類服務，因而使資源不能被配置去滿足其他需求。
自由主義經濟學派主張放任市場來配置資源，相信消費者在市場上是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消費發出需求信號，使市場的無形之手對社會資源作出最有效率的配置，因此實現全社會的效益最大化。這派學説假設消費者是理性的，消費者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是什麼，消費者的需求是資源配置的效率指南。
北歐諸國，冰島、挪威、丹麥、瑞典、芬蘭
如果一個消費者是敗家子，他覺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是喝美酒，而不是讀書上學，他發出的消費需求信號會使無形之手把資源分配去釀美酒而不是去辦學校。雖然，敗家子會覺得自己的利益被最有效率地滿足了，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資源配置是理性的嗎？是效益最大化嗎？顯然，這只是效益的暫時最大化，而不是長遠的最大化，不是理性的。
計算效益可以使用不同的時間段，可以計算暫時效益，也可以計算長期效益，理性的計算應該是使用長期的時間段。若用理性的計算來分析福利國家對市場價格的“扭曲”干預，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干預會使資源的配置更趨於長期效益的最大化。如果美酒被徵税因而價格很高，教育受補貼因而價格很低，人們將少消費美酒而多消費教育，資源將少用於釀酒而多用於辦學，這樣的消費模式和資源配置模式是有利於長期發展的，是能夠實現長期效益的最大化的。
北歐國家對教育醫療的投資，造就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使他們可以成功地發展高科技產業，北歐的醫藥、電子、電信、汽車等產業創造了不少世界聞名的品牌，這些產業給社會帶來了豐厚的長期收益，北歐的人均國民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多數高於美國，北歐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更是大大領先於美國。福利刺激了理性消費，創造了長期效益。福利國家干預了價格，使人多消費對未來發展有好處的東西，實現理性的長期效益最大化。
第三種貶抑是批評福利國家會使人“懶惰”，使人“依賴國家，不思進取，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批評是缺乏實證根據的，從北歐福利國家的勞工參與情況來看，福利國家的國民沒有表現出“懶惰”的傾向。勞工參與率是法定工作年齡中積極參與勞工經濟活動的人數和法定工作年齡人口總數的比例，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人民願意參與工作的程度，勞工參與率越高，表示這個國家的國民願意工作的程度越高，也就是説越不懶惰。在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中，北歐福利國家的勞工參與率不僅很高，而且高過非福利國家的美國。
以2015年15歲至64歲的人口為例，美國的參與率是72.6%，北歐國家中參與率最高的冰島是87.9%，連最低的芬蘭也有75.9%。婦女勞工參與率是檢驗“福利”和“懶惰”關係的更佳指數，因為在福利國家中，婦女的福利往往要比男人多，婦女生養小孩可以領取許多相應的福利。如果婦女是懶惰的，她們完全不必去參與工作。在美國，婦女勞工參與率是66.9%，北歐最高的冰島是85.5%，最低的芬蘭是74.4%（2015）。
福利國家可以使人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依賴國家，但是這種“依賴”並不意味着“不進取”“不負責任”。在北歐福利國家中，不少人攻讀博士，從博士學位畢業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來看，北歐的四個國家都高於美國（2009）。他們依賴國家提供的教育、醫療、生活保障等等的福利，在學術上積極進取，負責任地從事研究工作。從歷史上看，很多國家長久以來都存在着一個特殊的羣體，他們依賴社會提供的物質福利，在精神領域追求進取，這個羣體就是僧侶。和尚依賴施捨化緣得來的“福利”，修行思索，關懷着人類的終極問題，這是一種更胸懷博大的進取，是一種更終極的責任感。
在世俗世界，北歐國家也表現出一種胸懷博大的進取心和責任感。在國際援助方面，他們做出的奉獻遠遠高於美國。從奉獻給國際援助的人均數字來看，北歐國家是美國的10倍；從奉獻給聯合國援助項目的人均數字來看，北歐國家是美國的16倍。這些數據和實例顯示，北歐人在國內依賴福利，不僅沒有變得懶惰，反而在道德上更有責任感，更積極進取地為世界做出奉獻；他們的依賴是在低層次的基本生活物質方面，他們的進取是在高層次的對世界的終極關懷方面。
現代化極大地增強了人類的勞動生產率，提供滿足温飽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已經是相當容易的事情。以前一個人種地，只能養活兩三個人，現在可以養活四五十個人。如果每個人都要積極進取地參與物質生產，不僅會造成產品和產能的過剩，而且會對環境和資源造成過大的壓力。如果有人願意只依賴和消費低保福利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是在市場上積極為自己攫取更多的物質享受，這對現代社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古人尚有詩云：“寧為宇宙閒吟客，怕作乾坤竊祿人。”現代福利國家的公民更可以説：“寧為福利依賴客，怕作環境污染人。” 如果依賴福利的人能夠利用閒暇在精神領域做些積極進取的事情，閒吟客還可能吟出精神關懷的高曲，那對社會就更有好處了。
“懶惰”和“不進取”講的是人的素質問題，貶抑福利國家的人認為，福利國家會降低國民的素質。但是，從北歐國家的現實情況來看，北歐國家的國民表現出相當優秀的素質，尤其是他們對國際援助的奉獻精神，更是其他絕大多數國家無法相比的。遙想海盜時代（那時不是福利國家），北歐海盜以兇暴著稱，對鄰國劫掠殺戮，完全沒有表現出援助奉獻的精神。但在福利國家時代，北歐的奉獻精神卻讓世界讚歎不已，民族素質在福利國家中獲得了昇華。
為何南歐和北歐的福利國家會如此的不同？
北歐展現了福利國家的光輝道路，但是並不是所有福利國家都能夠取得如此光輝的結果。有的國家選擇了福利國家的道路，卻道路慘淡。新自由主義描述的“高福利導致赤字危機”“依賴福利不思進取”等現象的確在一些國家、一些人羣中存在。被戲稱為“歐豬”的希臘是赤字危機的一個例子，希臘提供福利，但沒有徵收相應的税收來維持福利支出，因而造成大量赤字、大量債務。
挪威的海上油田
債務是由收和支兩個因素造成的，收入少、支出多，就會築起債台。税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希臘政府的税收非常少，以2009年為例，希臘的税收佔GDP的30%左右，而絕大多數北歐國家的税收都在GDP的40%以上。希臘的税收之所以少，根本原因是腐敗，不僅是政府官員的腐敗，而且是大眾的腐敗。
逃税是希臘社會的普遍現象，從出租車司機到醫生都明目張膽地逃税。2009年的社會調查顯示，住在雅典高檔住宅區的150位醫生，有一半自報年收入不到3萬歐元，甚至還有不少醫生自報年收入不足1萬歐元，他們住豪宅、開豪車、擁有豪華私人遊艇、送孩子上昂貴的私立學校，如此的生活絕不是區區幾萬歐元能夠維持的。據西方學者估計，2007年希臘的“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佔到GDP的25%以上，所謂“影子經濟”就是不報收入、不交税的經濟活動，可見希臘逃税問題之嚴重。在希臘社會，大家以逃税為榮，常能聽到有人誇耀自己如何逃税，以逃税為榮的現象折射出瀰漫在大眾心底的“文化腐敗”。
希臘的“税收少”折射出大眾的腐敗，“支出大”則凸現出官員的腐敗。對比希臘和歐盟的政府支出，希臘公務員的薪酬支出比例要遠高於歐盟的平均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OECD是全球30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美國、英國、挪威都是其成員。的報告指出，希臘公務員的工資一般比非公務員高得多，雖然希臘的公務員在勞工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不大，但他們的工資在工資總額中的比例卻很高，這在歐盟和發達國家中實屬異數。公務員不僅工資高，退休待遇還非常優厚，享受“特權福利”。“裙帶風”是希臘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政黨都搞裙帶關係。公務員是政治裙帶結構中的重要部分，政客把自己的裙帶親信安置在公務員的肥缺上，既能讓他們享受優厚收入，又能為自己增強政治實力，使自己能在多黨競爭中勝出。
雖然希臘政府對公務員的薪酬支出很慷慨，但對關係全民福利的醫療教育支出卻並不慷慨。希臘的教育福利支出比例低於歐盟的平均值，以2005年為例，在政府總支出中，教育支出所佔的比例，歐盟的平均值是12.1%，希臘是8.7%。世界銀行數據。醫療支出所佔的比例希臘更是大大低於北歐的國家，譬如2008年希臘是11.5%，挪威高達17.6%。公務員薪酬支出比例高，教育醫療支出比例低，這種不對稱的比例反映了希臘政治文化中的腐敗：對裙帶特權慷慨，對全民福利吝嗇。
什麼樣的福利道路會導致慘淡呢？什麼樣的福利體制中潛藏着殺手呢？希臘的案例顯示，是腐敗的體制和腐敗的社會文化土壤，導致了福利國家的慘淡。裙帶風的政治腐敗，逃税為榮的文化腐敗，是摧毀一個國家健康發展的真正殺手。眼睛只盯在暫時能佔的便宜上，不去想將會造成的未來災難。都只想佔有，都不想付出；都只想眼前，都不想未來。這是一種腐敗的思維方式、腐敗的行為方式，終將導致整體的潰敗。如果只是部分官員的腐敗，可以通過改革割除腐肉。如果是全社會的文化腐敗，就需要全社會細胞的更新，每個成員都要自我反省，清除心中的腐敗思維，改變自己的腐敗行為。
“少交税”“減税負”是很誘人的口號，因為可以使人少付出。但是這樣的口號很可能會刺激和培養“只想佔有、不想付出”“只想眼前、不想未來”的心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交税”，想到交税可以使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好的福利，使人能夠享受更好的醫療教育服務，使人有機會提升素質，使社會和自己的未來更美好，那麼就可以消除一些心理上的腐敗土壤。關於税收的話語，影響着社會的心理，培育着社會的心態，選擇正確的税收話語敍述，可以使社會更加美好。
如果一個國家選擇了走福利國家的道路，就需要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相應的國策，使福利可持續，使福利能夠帶來國民素質的昇華，帶來社會的長久穩定發展。如此的福利國家道路，才能夠有光輝的前景。
挪威國企和主權基金是如何幫助挪威躲過金融危機的？
在北歐模式中，國有企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義風靡的時候，國有企業是一個被污名化的妖魔，意味着效率低下、沒有活力、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如果新自由主義者能夠客觀地看看現實，尤其是看看挪威國企的表現，他們將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挪威的發展模式不同於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西方主流模式，它重視國有經濟體，譬如國有企業、國有主權基金，這些國有經濟體對挪威的經濟發展不僅不是有害無益，而且是貢獻巨大。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它們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海嘯來臨的時候，西方大多數國家在衝擊之下財富都縮水了，挪威的國有主權基金卻大幅度地增值了，增值的結果使挪威的國有退休金基金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主權基金，此基金已擁有全世界股市財富的1%以上。挪威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0.07%，這麼少的人，擁有這麼多的財富，可以想見其富裕的程度。在聯合國公佈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的排名榜上，挪威經常名列第一，近二十年來沒有低於第五的時候，是世界上180多個國家中生活質量最好的。人類發展指數是由三個部分組成，不僅含有標示物質財富的人均GDP，還有標示健康的預期壽命指數和標示教育水平的指數。在這個排名榜上，美國要比挪威落後十多位。
挪威的發展模式與美國不同，經過金融海嘯的考驗，挪威思路顯示了它的優越性。美國模式強調消費拉動，沒有錢也要消費，鼓勵負債消費來刺激經濟。挪威正好相反，有錢也不肆意消費，而是把錢用於理性的投資。挪威主權基金的錢主要來自石油收入，它給自己制定了嚴格的、理性的投資和消費計劃。基金主要用來作有利於未來發展的投資，每年只允許動用基金總額的4%來作政府支出的消費。這4%是估算出來的基金年回報率，也就是説，只消費利息，不動用本金。正是因為挪威持有大量投資的本金，當金融海嘯使世界股市大跌之後，挪威乘機“抄底”，購買到鉅額低價優質股票，讓挪威主權基金大幅增值。
除了在消費和投資方面不同，挪威模式在另外兩個方面也表現出與美國模式的差異。其一是挪威的國有企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例；其二是挪威對社會發展、社會公正所持有的價值觀。
挪威的國企在經濟中所佔的比例是相當大的，尤其是和美國或其他發達工業國相比。挪威的石油產自北海油田，北海的石油主要由挪威和英國擁有。挪威開採北海石油的公司是國企；英國開採北海石油的公司是私有的跨國大公司，主要有英國石油公司、殼牌公司等。
挪威最大的海上石油鑽井之一
自從20世紀70年代北海油田大量開採以來，石油給挪威和英國都帶來了可觀的收入。挪威建立了國有主權基金，把這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帶來的財富作了長期的、理性的投資，使財富可以在未來由全社會分享。英國沒有建立主權基金，石油財富或者成了跨國公司的鉅額利潤，或者成了政府的税費收入，這些收入都“及時消費”了，沒有為社會做有利於未來的理性投資。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後，挪威和英國的經濟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挪威有石油收入積累的主權基金在手，抄底世界股市，使全民財富大增。英國政府手中的石油財富早已被消費了，不僅沒錢來抄底，連對抗海嘯的應急資金都沒有；石油跨國公司更不會掏出自己的利潤來幫助英國緩解海嘯的衝擊。為了應付金融海嘯，英國的財政赤字飆升，劇增一倍多，而挪威則安然享受着財政盈餘。
面對如此鮮明的對比，許多英國人深感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像挪威那樣建立一個石油收入的主權基金呢？其實早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一些英國的智庫就發出過向挪威學習的聲音。2006年，新經濟基金會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指出英國已經揮霍浪費了北海石油的大部分財富，應該懸崖勒馬，儘快建立一個“石油遺產基金”，向挪威學習。這個報告雖然獲得媒體的大量報道，但在熱衷“美國模式”的英國政治大氣候中，國有的石油基金始終也沒有建立起來。
英國曾經擁有過許多國企，“二戰”之後歐洲經歷過“國家資本主義”崛起的時代，那時英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大量國企。這些國企利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使國家快速達到了該計劃的經濟目標，實現了戰後的重建。此後政府給了這些國企許多保護和優惠，使它們處於了壟斷地位。它們沒有競爭的壓力，漸漸變得越來越低效。後來許多政府還把國企當成解決失業問題的工具，讓國企大僱冗員，給國企大發補貼，使國企惡性膨脹。
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時候，許多國家的國企變成了低效、龐大、愚笨的“大恐龍”，成為政府不堪忍受的財政赤字負擔，並引起了通貨膨脹等宏觀經濟問題。於是，一個宰殺國企大恐龍的時代來臨了，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政府是這個時代的先鋒。“鐵娘子”快刀斬亂麻，把大量的國企都私有化了。私有化的確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壓力，穩定了宏觀經濟，撒切爾主義因此風靡。撒切爾主義和美國模式如出一轍，都強調私有化、自由化，都堅信“市場無誤、政府有害”，主張要縮小政府、要放任市場，這是自198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經濟的共識，享有風行全球的話語權。
在對國企恐龍進行私有化宰殺的大潮中，也有一些國家沒有采用大規模私有化的方法來解決國企低效的問題，它們悄悄走了另一條路：改造國企，迫使恐龍進化。它們引進了私有企業的一些優良的經營管理方法，改造國企的治理制度。它們不再給國企撥款補貼，迫使國企要到資本市場上籌募資金，增強其責任感。它們讓國企在市場上面對全球化的競爭，通過競爭來進化。經過改造，有些恐龍的確進化了，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舞台上的重量級明星。挪威的石油國企，就是這樣一條進化了的恐龍。
挪威國家石油公司成立於1972年，業績表現一般，為了使它能進一步優化，挪威國會2001年授權該公司的股票在奧斯陸和紐約上市。股票市場價格的升降和公司的業績表現掛上了鈎，促進了改革，增強了公司經營管理的責任感和能力。目前，這家挪威國企已在深水石油開採生產領域成為世界明星，它創新了幾項最先進的技術，業務已遠遠超出北海油田，進入了西非、墨西哥灣、巴西海岸等地。
挪威之所以在經濟中保持較高的國企成分，是與挪威對社會發展所持的價值觀直接相關。經合組織（OECD）曾對挪威的社會經濟發展作過一個研究報告，分析了挪威的社會價值觀對其公共政策的影響，指出北歐的挪威國企數量很多，它的國企表現出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感。
治理模式和價值體系影響了挪威的政策取向。“（挪威）公共政策強調的價值是平等、凝聚、高社會福利。這些價值促成了較大的公有部門，高税收，多國企，重管制，其目的是要保證全社會都能享受到相似的生活水平。”
這個價值體系不僅使挪威有較多的國企，也使挪威的國企有較大的企業社會責任感，而不單純追求公司利潤最大化。譬如，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努力使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更加“環保”，它在天然氣田中把二氧化碳過濾出來，重新泵回地下，雖然增加了公司的生產成本，但是有益於全社會的環保；它還建造了兩個大型回收碳化物的系統，避免廢氣污染大氣。生產石油要排放二氧化碳，世界上每生產1桶石油平均要排放19公斤的二氧化碳，但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只排放7公斤。
另一個挪威大型能源國企，致力於研發各種最先進的清潔能源，如海水中的鹽能等等。挪威雖然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能源，但它並不圖省事地發展燃燒油氣的火電，而是在水電方面作了很大的投資，因為水電是清潔能源，挪威使用的電能98%以上來自水電。挪威的主權基金對投資有很嚴格的社會責任要求，設立了專門機構審查投資的公司，不投資那些會危害社會的跨國公司，譬如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公司、生產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公司、生產煙草的公司等等，儘管這些公司可能給基金帶來高利潤的回報，但公司絕不染指，不“見利忘義”。
瑞典環保女孩格雷塔，路透社圖片。
挪威是世界環保的積極推動者，以身作則地實行許多環保措施，除了上述生產投資方面的環保措施，在消費方面也有許多相關措施。譬如限制使用私家車，雖然挪威是石油生產國，它卻不鼓勵國民多開汽車，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交通服務，還徵收高額燃油税。美國的行為則截然相反，美國是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國家之一，在布什執政時期，美國總是拒絕承擔責任減少排放，強調減少排放會限制消費、會影響經濟發展，還振振有詞地説，即使美國減少了排放，那些新興發展國家如中國、印度也會增加排放，所以美國不必做“冤大頭”；特朗普更是公然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北歐的價值觀卻使挪威默默地做了“環保冤大頭”。
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前，許多人也許會嗤笑挪威是“冤大頭”，但當金融海嘯橫掃過後，人們驀然發現，“冤大頭”並不冤，不僅不冤，還大賺了一筆，好心得到了好報。挪威的經驗顯示，理性的好心可以得到理性的好報，也許不能得到短期的、急功近利的好報，但能得到長期的、歷史性的好報。
與新自由主義所妖魔化的國企形象截然不同，挪威國企表現出的，不是效率低下、沒有活力、有害無益的妖魔，而是具有創新活力、社會責任感、能夠抓住時機的優秀經濟體。這是北歐模式構建的企業，是北歐道路上的閃光之星。
原作者 | 尹伊文
摘編 | 徐悦東
編輯 | 王青
導語部分校對 | 趙琳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