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4年，《人民的名義》作者周梅森攜新劇《突圍》歸來，原著小説《人民的財產》已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發行。
與外界期待的不同，《人民的財產》並不是《人民的名義2》，只是故事發生地還是在漢東省京州市，時間在《人民的名義》反腐風暴之後半年，主題則聚焦國企改革，講述京州中福在中福集團八十年慶前幾個月發生的故事。
作為國企中福集團的子公司，京州中福面臨賬面鉅虧十五億的巨大困境，一場意外爆炸，又炸出五億資金離奇失蹤，將各種尖鋭複雜的矛盾逐步暴露出來。高官、企業高管、社會各界、底層羣體紛紛登場。中福集團董事長林滿江指派齊本安，臨危受命，任京州中福董事長、黨委書記，面對市場與管理的壓力，處理內部人員矛盾，積極解決企業問題，處理外部與李達康、易學習等人的關係，直面困難，尋求突圍，守護人民的財產。而鬥爭的背後，則引爆了中福集團董事長、副部級幹部林滿江貪腐和濫用職權的內幕。
“這是我一生最想寫的長篇小説。”近日，周梅森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他把這次寫作視為一次孤獨的戰役。這部小説無論是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內涵，還是主題把握，都比《人民的名義》更接近現實。
周梅森出生於1956年，從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40年裏他寫過20餘本小説，多為政治現實主義作品。其中，《人間正道》《中國製造》《絕對權力》《至高利益》等多部小説被改編成電視劇。2017年，《人民的名義》熱播，他也再次備受關注。
今年5月，周梅森從江蘇省作協副主席任上退休，省作協為他舉辦了退休茶話會。“作家是一個非常幸福的職業，作家的宿命就是寫作。有一天你停止了呼吸，才可能退休。”周梅森説。
談《人民的財產》
“比《人民的名義》更接近現實”
新京報：《人民的財產》這部小説是什麼時候開始動筆的？
周梅森：這是我最想寫、也是寫得最順利的一部小説。我從小在一個國營煤礦生活、長大，在那裏勤工儉學、半工半讀，中學沒畢業就直接參加了工作。
走上文學崗位前，我的人生都是在煤礦度過的，父母也是國企工人。在這部小説創作之前，我已從事文學創作40年了，寫過各式各樣的題材，唯獨沒有碰過我最熟悉的國企，沒有直面國企的生存狀態。
這是我很想寫的東西，但總找不到視角，該從哪裏入手、如何講述那些故事，懸而未決。後來寫《人民的名義》，我翻閲大量案卷材料，其中有些就是國企的，當時我就對這些案例做了分析。在寫《人民的名義》時，我沒有將國企納入其中，但它勾起了我最想寫、最熟悉、最瞭解的一塊戲。
在劇中，林滿江、齊本安、石紅杏兄妹都是礦難中的孤兒，由程端陽帶大。這其實是我的親身經歷。小時候在礦山生活時，我有很多小夥伴，他們像兄弟姐妹一樣玩得挺好，後來才知道，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父母在礦難中去世了。
在翻看材料過程中，一些國企腐敗案件觸目驚心，這把我小時候的記憶一下子貫通了起來。當年和我一起玩耍的小夥伴，有走上領導崗位的，也有因腐敗被捕入獄的。
新京報：為何電視劇等了三年？
周梅森：小説寫完後，我沒想改編電視劇。有一次和投資方聊天，對方看完後堅決要拍戲。我説，這部劇有障礙，一是有門檻，二是這部劇不是案件劇，節奏比較慢，會丟失掉部分觀眾。我心比較大，既然做了，就要把國企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人民的資產是怎麼形成的、所有制是如何形成的等都講清楚，我希望國企不要忘了初心。
新京報：《人民的財產》是《人民的名義2》嗎？
周梅森：兩部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每個文學家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文學領地，我把故事放在漢東省京州市，可能講起來方便一些。故事涉及到政企關係，就用了李達康、易學習、丁義珍、孫連城等少量人物原型。否則我要重新設計一些人物，向讀者解釋，這樣毫無意義。但這些人物在劇中都是配角了，一筆帶過。
新京報：電視劇《突圍》與原著相比，改編大嗎？
周梅森：這部劇寫得很順拍得也很順。我本以為2019年就能播出，但沒想到磨了兩年半時間，不停修改，我改的不止1000處了，劇名也由《人民的財產》改為了《突圍》。
有人問我，這部劇多大程度上能體現原著？我説大概60%吧。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這部作品？
周梅森：這部劇無論是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內涵還是主題把握，都比《人民的名義》更接近現實。《人民的名義》是案件劇，故事推動明顯，但這部劇是我對社會圖景的描摹分析。國企是國之重器，是壓艙石。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是一個非常博大、值得書寫的命題，絕不是《人民的名義》比得了的。
這其實也藴含了我對國企改革發展過程中面臨一些問題的焦慮擔憂。因為國企中如果出現腐敗問題，會比普通官員的腐敗更可怕，稍不注意就是幾十億、幾百億的國有資產流失。過去這個題材沒有人寫，國務院國資委有關領導看了劇後，很支持，因為他們深切地知道國企腐敗的危害性。
很多讀者説，我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時代。其實，我就像一個醫生，只是手術刀太鋒利了。我是改革開放堅定不移的支持者，我真誠地歌頌改革。我們逐步走向富裕和輝煌，但也存有問題，這需要我們作家通過文學作品指出來。
新京報：為何你説這是一場孤獨的戰役？
周梅森：影視界現在兩級分化嚴重。一方面以小鮮肉為代表的爛劇橫行，有流量，風險不大，很容易賺錢，資本也無序擴張。另一方面，面對改革開放、面對今天的現實、面對一些社會矛盾，要提出真問題，是一個宏大的課題。
寫這部作品，我知道會有難度，這部劇也是我的影視作品中修改次數最多的，是我帶着深重傷痕的作品。我還是希望廣大觀眾看書，別辜負了創作者的一片苦心和一場孤獨的奮鬥。
談書中人物
“每個走向犯罪深淵的‘大老虎’，都有各自不同的環境和原因，作家要去分析它”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林滿江這個人物塑造？
周梅森：林滿江的人物塑造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是副部級幹部，馬上有可能出任漢東省省長了，但對權力眷戀到了瘋狂程度，到臨死那幾年還在拼命攬財。他患癌症三年，每週都要去香港看病，哪怕當一天的省長也要當，很可怕。
在最後，我通過齊本安的口，把他痛罵了一頓：“一個人怎麼能夠做到這個地步。你欺騙黨、欺騙組織，你這種病歪歪的身體，一下子把幾千萬人民、一大片國土交給你，你有一點對人民、對組織負責的心嗎？”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一個話題，就是反腐的道德倫理問題，如何看待身邊的親戚朋友、同事違紀違法被查處？
周梅森：《人民的財產》中，林滿江、齊本安、石紅杏三兄妹，一方面感情、親情、友情有很深厚的歷史淵源，另一方面齊本安又不得不對林滿江下手，在80天內把一個幾十年來構建的其樂融融關係變成了你死我活的關係。這種事情的發生，令人非常痛心。
小説中帶有我的理想主義色彩，我希望齊本安守住自己的底線，守住初心。
我身邊也有人出過事，進去了，其家屬打電話過來跟我哭訴。我知道他犯法了，我會為他痛惜。
其實，每個走向犯罪深淵的“大老虎”，都有各自不同的環境和原因，作家要去分析它。《人民的財產》中我對林滿江的分析，不斷地去尋找他變質的根源，從歷史中去找、從現實環境中去找、從理論中去找、從社會能見度等各方面去找。
石紅杏與大哥林滿江決裂的時候説，沒想到林滿江這麼壞。一個女人把一個男人想得很好時，會把他誇上天，一旦翻臉，她會把大哥想得極其糟糕。
這是這部劇最有意義的一面，是不可迴避的社會話題：我們身邊人出事後，會產生什麼樣的故事？
你看齊本安，從開始的不相信，到最後一點點認清了林滿江的真面目，有一個過程。我也碰到過這樣的事情，突然有人給我打電話，説誰出事了，我愕然一驚。比如曾任宿遷市委書記的仇和接受調查，我很吃驚。我曾採訪過他，聽到消息後我很痛心。
談反腐常態化
“反腐敗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我對中央的反腐真誠擁護，希望長期堅持下去”
新京報：黨的十八大以來，隨着黨和國家反腐力度的逐步加大，反腐成效顯著。你如何看待反腐敗常態化機制建設？
周梅森：反腐常態化是應該的。據我觀察，十八大以來重拳反腐，社會風氣明顯好轉，但有些腐敗越來越隱蔽。反腐要常態化，而且針對腐敗特點變化，紀檢監察手段也要不斷與時俱進。
反腐敗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我對中央的反腐真誠擁護，希望長期堅持下去。
新京報：今年9月，經黨中央批准，十九屆中央第八輪巡視將對25家金融單位黨組織開展常規巡視。你怎麼看？
周梅森：這次中央巡視抓得非常準確、及時，如果金融企業出問題，很有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新京報：你對反腐敗工作還有哪些建議？
周梅森：近年來反腐成效顯著，腐敗分子不敢這麼明目張膽了，公開買官賣官、權錢交易少見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高壓之下良好的政治生態。
但也出現了一小部分不願做事、不願擔責的懶政現象。《人民的財產》中有一個細節，因為五年前的一個市政府文件，拆遷同意率沒有達到標準，棚户區拆遷一拖再拖，最後導致了大爆炸。懶政不作為是很要命的，需要各級領導注意。
懶政不作為也是腐敗，處理懶政不作為的領導幹部，會增加人民對反腐的信心。有領導説，我自己不腐敗，也不幹事，你拿我沒辦法。這就像劇中的孫連城。所以説，反腐敗是一個長期行為，是非常艱鉅的任務，不能畢其功於一役。
談王立科阻礙《人民的名義》播出
“有朋友打電話提醒我，讓我過馬路小心一些，別莫名其妙被車撞了，你可是把一些人得罪了啊！”
新京報：今年9月，江蘇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被“雙開”，李學政發文披露了當年王立科阻礙《人民的名義》播出的情況。你當時知情嗎？
周梅森：我跟王立科沒有任何交集，拍戲時也沒有跟他打過任何交道。江蘇省委有關方面對《人民的名義》拍攝非常支持，公檢法部門也很配合，對劇組極其熱情。
電視劇播出了10集左右，一天晚上導演李路給我打電話説，出事了，王立科看了電視劇，非常惱火，要求把所有對公安的鳴謝拿下來。我説，那沒有辦法，只能通知電視台和各網絡平台去執行。
之後我也沒當回事兒。過了兩三天，有朋友打電話提醒我，讓我過馬路要小心一些，別莫名其妙被車撞了，你可是把一些人得罪了啊！我當時沒意識到什麼事情，還以為朋友在開玩笑。《人民的名義》播完好幾個月後，我才聽説，在江蘇省的一次會議上，王立科説這部作品誣衊了公安幹警形象，要求停播，有領導就現場反駁他。
今年9月，王立科被“雙開”後，李學政發文披露了這個事情，我給李學政打電話，才知道了王立科更多的小動作。王立科明確指出，這部劇有政治問題，不讓播出。他的干預，其實也影響了電視劇《突圍》。
腐敗分子希望不要再拍反腐劇、再寫反腐小説了，讓他們能夠睡個安穩覺。
十九大後，從中央部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到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掃除了多少個高育良、祁同偉啊？這説明《人民的名義》非常準確地抓住了這些腐敗分子的痛點、總結了社會的痛點。
新京報：王立科是高育良和祁同偉的合體嗎？
周梅森：當時寫書時，涉及到政法案件我只是研究了一番，但對王立科還不認識，與他沒有交集。説他是高育良與祁同偉的合身，是他自己對號入座。政法隊伍如果腐敗，後果非常嚴峻，對老百姓、對執政黨的威信有重大影響，所以我虛構出高育良、祁同偉這樣的人物。現在發現，原來王立科就是這樣的人，我深感悲哀。
所以，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很及時、很有必要。我認為要加強對各級政法領導幹部的嚴肅監督和整頓，要嚴防再出現王立科等這類腐敗幹部。
同時，要加強對基層執法隊伍的關心關愛。説實話，一線公安幹警太不容易了，他們直面基層羣眾，每天要為老百姓排憂解難。中國城市社會治安這麼好，我們廣大公安幹警功不可沒，這要充分肯定。
談退休生活
“作家的宿命就是寫作，有一天你停止了呼吸，才可能退休”
新京報：今年5月你從江蘇省作協退休了，退休生活是如何安排的？
周梅森：我退休和沒退休一個樣，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專心寫作，沒有任何改變。作家是一個非常幸福的職業，作家的宿命就是寫作，有一天你停止了呼吸，才可能退休。
作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我是幸運的。前40年，我正好趕上了民族崛起的好時代，見證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40年前，我們家一窮二白，吃不飽穿不暖，餓得面黃肌瘦，那時我根本無法想象我們會變成這麼一個偉大、了不起的中國，一個被世界尊重的中國。
正因為這樣，愛之深才痛之切，在發展過程中有了問題我們就要直面問題、解決問題，不能讓國家毀在一些腐敗分子手上。所以我一直孤獨地盯着這些腐敗分子，孤獨地戰鬥，要一直寫下去。
有人説我在不斷地嘗試突破寫作的邊界。我僅僅是堅持一個作家寫作的常識而已。寫作是自由的，一個作家的思想也應該是自由的，看到問題就要説出來，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這是一個作家或者文人基本的常識。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