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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駐華公使、“中國通”傅立民: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墮落的政府”

由 頻長志 發佈於 綜合

【環球時報記者 於金翠】“對中國的攻擊幾乎完全是美國內部政治驅動的,但這決定不了美國大選的結果。”曾任美國駐華公使和助理國防部長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近日這樣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在他看來,美國現政府是歷史上最無能、最墮落的一屆。作為一位“中國通”,他對當下的形勢感到擔憂,但他認為兩國間的對立會在適當的時間被終結。

歷史深處的細節

環球時報:您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的翻譯,那場“破冰之旅”結束了中美兩國相互隔離的狀態。但現在,一些美國政客在推動中美“脱鈎”,兩國關係會被切斷並回到過去疏離的狀態嗎?

傅立民:我確實是美方首席翻譯,但除一些社交場合外,尼克松總統依賴中國翻譯而非我。我翻譯美國(時任)國務卿和中國(時任)代理外長姬鵬飛之間的對話(其實該對話更像是相互指責)。為在不引發我們的安全夥伴和朋友擔憂的情況下開始美中合作,我們不得不通過審視並重申兩國之間分歧的方式來打消他們的疑慮。這正是美中《上海公報》那麼非慣例的原因——它坦率陳述了我們在所有國際衝突上所持的截然相反的觀點。

回憶這些,意在讓我們謹記使兩國走到一起的戰略因素之不穩定和侷限。兩國從完全的疏離開始,最終就如何最好地維持全球地緣政治穩定達成共識。

隨着時間推移,雙方發現,我們能擴展對共同利益的認識,並同時擴大采取行動以捍衞它們的意願。當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時,我們能夠採取合作行動反對它。隨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我們變得越來越相互依賴,這可從巨大貿易量、鉅額相互投資及遊客和學生交流大幅增長看出。兩國的許多人都對這種與日俱增的聯繫感到高興,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仍反對《上海公報》開啓的“擱置意識形態分歧”的往來方式。

美國的仇外者和敵視中國的人試圖加快逆轉美中之間的相互依賴,就此而言,新冠肺炎大流行既非起點亦非原因,而是一種催化劑。這磨損着連接我們兩個社會的諸多紐帶,但卻受到一些魯莽的中國人和美國一些狂熱反華當權者的支持。“脱鈎”將傷害美中及整個世界,並使大家變窮,這反過來也會限制“脱鈎”的程度。

人類正依賴唯一且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地球為生。我們存在分歧,但到頭來我們必須找到互惠互利的方式,這符合我們各自的利益。在我們兩國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希望看到美中相互依賴終結,或被迫在我們之間選邊站。

“攻擊中國”的驅動力

環球時報:您見證了中美關係的建立和發展,在您看來,現在是兩國關係最艱難的時刻嗎?

傅立民:顯然,美中關係正處於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最糟糕時刻。1972年後,走向更大程度的合作並遠離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是兩國關係的大勢所趨,但如今卻在反其道而行之。有關保持台灣海峽和平的共識正在破裂,且正被日益公開的軍事對抗取代。這種倒退尚未達到我們在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各種“離島”危機中的敵對程度,但事態正朝那個方向發展——除非我們恢復理性。

環球時報:過去這段時間,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國務卿提高了指責中國的調門,背後的動機是什麼?是因應大選的策略嗎?

傅立民:除少數無可救藥的狂熱分子外,對中國的攻擊幾乎完全是美國內部政治驅動的,但我不認為這將決定美國大選結果。大選結果將取決於候選人的個人特性和國內問題,而非對外政策之爭。在當前的氛圍下,保持克制、不指責中國帶不來任何政治好處,因此兩黨都將參與其中,即便他們都無法真正從中受益且將損害美國國家利益。

修復關係需要時間

環球時報:在什麼情況下兩國關係會改善?11月的大選後?  

傅立民:其實,正在發生的美中摩擦類似於當年的中蘇爭端,後者花費了1/4個世紀以上時間才將之擱置起來,然後又用20年才形成並鞏固中俄之間的新型友誼和合作。美中之間相互“幻想破滅”也很可能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修復。不要指望11月的大選會實現該目標。美中對抗將會在某個時間終結,但不會一蹴而就。

環球時報:您怎麼評價美國政府應對疫情的表現?

傅立民:在許多美國人和美國的許多外國朋友看來,我們目前正擁有我們歷史上最無能、最墮落的政府。特朗普總統及其助手不承擔責任,而是一味將國家遭受的災難向其他國家“甩鍋”。這顯然是一種適得其反的領導方式,但就眼下而言,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將很快被糾正。完成領導層的和平更迭和授權新領導層採用更佳政策,正是我們舉行選舉的原因所在。我們將對美國人做出何種決定拭目以待。

環球時報: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美國及西方社會有不少陰謀論。為什麼他們不將更多精力放在應對疫情上?

傅立民:我們生活在一個政府、政客和心懷不滿者為個人私利及政治利益操縱並控制輿論的時代。在過去痛苦經歷的基礎上,西方社會極其重視個人自由和羣體表達,認為對公共關切的開放對話是確保良好決策的最佳方式。這種對話曾因宗教原則、倫理道德與社會抑制而保持誠實。然而,在這個世俗主義和沒有信仰的時代,無論是不誠實還是不負責任都不受到限制。互聯網時代,西方正尋找一種使集體責任的要求與個人自由方式相協調的途徑。我認為最終將得償所願,但目前尚未走到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