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過去的小孩都被這樣開過玩笑：你爸媽再生一個，就不要你了。
然而網上有幫十多歲的小孩，他們組成“反二胎聯盟”，要是被開這種玩笑，標準回覆就是：要生二胎，一屍兩命。
隨着生育政策鬆動，羣裏成員交流最多的，就是不讓父母生二胎的技巧：威脅自殺，投放墮胎藥，吵架時推一把讓母親流產。
十幾歲的孩子，除了表達自己的主張，還有了執行主張的行動力。
在今天的故事裏，有一個16歲的男孩，他的心智已經非常成熟，可為了讓父母給自己生個妹妹，他用出了極端手段——寫下一封遺書。
2012年9月清晨，住院部，我第一次見到那個揹着吉他的男生。
我跟他打招呼，他回了一個露八顆牙的標準微笑，“護士姐姐好！”
奇怪的是，他像是意識到了什麼，硬生生往下撇嘴角，一副不爽的表情。
這小男生年紀不大，讓我想起《流星花園》裏的花澤類：眉眼清秀，卻是一副硬拽拽的樣子，好像球場上正準備三分投籃，卻被上課鈴拉回教室那樣子。
我忍不住偷偷在心裏稱呼他“阿澤”。
但阿澤走路的樣子一瞬間把我點醒：住進這裏的人都是病人。
他划着不怎麼協調的順拐步伐走進了病房。父母緊緊跟在他身後，怕他隨時會摔倒。
阿澤媽媽告訴我，13歲時，剛上初一的阿澤發現自己手指有點不聽使喚，她帶阿澤上醫院一檢查，發現了顱內佔位，診斷為腦膠質母細胞瘤。
這是一種預後差又極易復發的惡性腫瘤，平均生存期僅為14個月。
阿澤的媽媽遞給我一疊厚厚的就診記錄：從國內頂尖醫院到大洋彼岸的醫療機構，從中文到英文，一應俱全。
每頁紙翻起來都嘩嘩作響，像鈔票正刷刷劃過數鈔機。看得出，阿澤家境不錯，父母極盡所能想治癒他。
最近，阿澤發現自己又提不動筆了，而且症狀比之前還要嚴重，走起路像方向盤失靈的汽車，總朝一邊拐。
複查結果顯示，阿澤腦內的腫瘤原位復發。
這個消息猶如重磅炸彈，把阿澤家的希望炸碎。尤其是少年阿澤，他手術沒哭，放療化療沒哭，拿到磁共振報告時，一下就哭了。
“活下去”對阿澤來説更難了。
阿澤父母準備好了百萬存款，想再帶兒子去國外看一次，阿澤不肯；説要回家，阿澤也不肯。
我聽説，阿澤最後拿着自己的病例，默默翻了兩天兩夜，然後告訴父母，一定要來我們這家當地的醫院，其他任何方案免談。
沒人知道，這個少年心裏是什麼盤算。
阿澤到底看上了我們這裏啥，一直到住院，他的父母都沒問出來。
最後他們也只能接受這個事實——兒子危在旦夕，卻鐵了心要在一個小醫院安營紮寨。
其實我能看出來，阿澤父母對此很不滿意，畢竟他們家境非常好，完全可以負擔更好的治療條件。
阿澤父母是做外貿生意的，總是一副財大氣粗的模樣，來到醫院，他們直接奔向神經外科 VIP病房：全套傢俱家電、電動病牀、原木陪客牀、定製寢具、配套沙發、落地窗。與其説是貴賓房，不如説是高檔公寓。
房好，價錢也好，單日價格500元，月租就是15000元。
因為價格的問題，這間病房時常空着。這對中年夫妻僅僅進病房看了3分鐘，就大手一揮，VIP病房開張。
有沒有錢，對於看病來説很關鍵，我暗暗替這家子慶幸。
但很快，我就發現這家人都有點怪。
好幾次我下班的時候，撞見阿澤父親在路邊停好他的大奔馳，鑽進附近的民工排檔。
我之前在那家踩過雷，那裏的米飯會摻着隔夜的賣，菜又油又鹹，硬要説優點就倆：量大、便宜。
阿澤父親一身筆挺西裝，戴着塊大金錶，每次都是打一份全素套餐，5塊錢，擠在一眾背心汗衫迷彩服的民工裏快速解決，最後仔細地擦淨嘴巴，扮出一副酒足飯飽的模樣，走進醫院大門。
我起初沒在意，以為他只是趕時間，在吃上不講究。
但接下來我發現，阿澤母親的行為更可疑：白天拎着一隻香奈兒包包走來走去，化着精緻妝容一副隨時要出席宴會的貴婦模樣，晚上卻趁着阿澤睡着了，爬起來躲進護士站做手工活，給一大堆商品做包裝。
一打聽才知道，如今外貿生意難做，貨款拖欠已成常態，阿澤父母的工廠資金鍊斷裂，廠子難以為繼，可維持工廠運轉需要錢，阿澤看病也需要錢，夫妻倆只能咬着牙死撐，私底下恨不得一毛錢掰成兩半花。
香車寶馬既是為了生意場上裝點門面，也是不想讓阿澤起疑。夫妻倆商量好了，兒子面前絕不能露怯：錢，你隨便花；卡，你隨便刷；旅遊，想去哪？好吃的，要哪家？
在兒子醒來後的每分每秒，這對夫妻都在稱職地扮演着過去的形象，甚至特意裝作一副土豪的樣子。
但阿澤母親告訴我，為了給兒子爭取時間，這些年攢下的家業已經消耗一空。從治病開始，就已經賣了3處房產，如今手裏所剩的籌碼不多了。
阿澤才住院沒多久，我就發現，他對父母為自己做的那些事，要麼不知道，要麼根本不在意。
他似乎對一切都不滿意，天天和父母鬧情緒：不吃藥不打針不檢查，處處和父母對着幹。任憑父母如何好脾氣地哄，他也不答話，自顧自地看書，書頁翻得嘩嘩響，把病房裏的氣氛攪地躁動不安。
小護士總對我咬耳朵，“帥是帥，脾氣不好也不可愛！”
時間一長，阿澤的性子越來越孤僻。
那天，媽媽怕阿澤寂寞，特意挨家挨户上門請同學過來。結果同學們到了，卻被他拒之門外。幾個孩子圍在病房門口小聲地喊，房裏的他一聲不吭。
阿澤媽媽只能一邊點頭哈腰跟同學家長們道歉，轉頭還要哄阿澤，“都是媽媽不好，沒照顧好你”。
即便如此，阿澤母親還是沒有怨言，她覺得兒子只是暫時心情不好，還總跟我強調，“這孩子心細，特體貼懂事。”
我看她講起自己的兒子，臉上總有一股驕傲的神情：“之前治了兩年，無論有多難多疼，我兒子都忍着一聲不吭，就是不想讓我難受。”
我覺得阿澤媽媽對兒子的印象也太跑偏了，這能是那個成天在病房瞎鬧的阿澤嗎？
如果她説的是真的，那個乖巧懂事的阿澤哪去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開始暗暗觀察，果然發現了異樣。
例如每日晨間護理，他雖然冷着臉，但總會幫我們護士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查房的時候，他在會站起來打招呼，再故意繃着一張苦瓜臉；自己都走得磕磕絆絆了，還會幫病區裏上了年紀的病人拿東西。
最擰巴的，莫過於他常常笑着發現不對頭，又匆忙換回那副冷臉。
很快，我從他這些怪異的舉動裏，找到了一個規律：只要父母在場，他一定是熊孩子附身，擺出一副無賴相來刺激父母。但等到父母一離開，他就恢復正常。
而且，如果當場沒刺激到父母，反而被寬容的話，阿澤就很不開心，好像受了挫折。
我悄悄告訴護士長，阿澤是個藏着事兒的孩子，大家等着看吧。
就在我覺得已經摸透了阿澤的小心思時，他卻憋了個“大招”。
那天早晨，我剛換好衣服準備上班，病房裏忽然爆發出一陣哭聲，鋭利得像把剪刀，劃破了病區裏安靜的空氣。
我凝聲一聽，拖着搶救車就往病房衝，那是阿澤媽媽的聲音。
護士們紛紛衝向病房，生怕是阿澤病情突變，不敢耽擱一分一秒。
結果到了病房，發現阿澤好端端的，手上攥着一支筆和一個本子。
地上滿是細碎的紙片，阿澤媽媽坐在地上大哭，阿澤爸爸則兩手顫抖地杵在正中，一邊撕扯着本子，一邊語不成調地咆哮着，“我讓你寫！讓你寫！”反反覆覆就這麼一句話，眼淚大顆大顆地砸向地面。
那些撕碎的紙片上，我注意到兩個字：遺書。
小護士們擁着阿澤父母離開病房冷靜一下，我這才感覺到剛剛跑過來時的一身冷汗。
老遠還飄來阿澤媽媽的哭聲，我站在病房裏，瞥見旁邊的阿澤一副嚇壞了的模樣。
我拍拍胸口定了定神，問他，“你是成心的對吧？你住進來以後成天和你爸媽對着幹，就是為了惹他們生氣，這回你的目標真的達成了，恭喜。”
阿澤踉踉蹌蹌地走過來，拉住我的手，死緊死緊地，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還小聲地哭了起來，“怎麼辦，姐姐，我是不是做錯了？”
眼前這個少年顯然沒有意識到，自己這一招有多大的破壞性。
我坐在牀邊拉着他的手，“阿澤啊，你爸爸媽媽哭得多傷心啊，你真的希望他們這麼傷心嗎？”
阿澤紅着一張臉，搖了搖頭，“姐姐，我去道歉行不行？”
看他知道自己錯了，我一瞬間“原形畢露”，兇巴巴地展開他的手掌，抄起桌上的尺子敲在他手心上，“玩大了吧？收拾不了了吧？”
尺子打在手上，啪地一聲脆響，嚇得阿澤一哆嗦。
我接着揍，“你裝什麼壞孩子啊，演那麼差！還寫遺書呢，你有啥遺產？你玩這麼大，到底想怎樣？”
我一條一條數他的罪狀，阿澤瑟縮着腦袋一聲不吭。
“新仇舊恨”都報完了，我才得意洋洋地告訴他，“姐姐這把尺子，上打昏君，下斬佞臣，中間教訓熊孩子，以後可不許犯渾了啊！”
阿澤乖乖地點頭，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再不胡鬧了。
但阿澤反問我：“姐姐，你知道我這兩年花了多少錢嗎？”
阿澤説，自己看過賬單，也查了很多資料，知道這病治不好，乾脆不配合治療了。父母只要厭惡自己，就不用再做無用功了。“我都知道的，爸爸還要養活廠裏的工人，我能少花一點是一點。”
這對父母在兒子面前裝大款，兒子則扮演不良少年，我不由得感慨，真是一家人啊。
在最親近的人面前，坦率好像很難。
我以為，只要跟阿澤把話説開了，事情就到此為止。沒成想，這個少年的心事遠遠沒有那麼簡單。
那段時間我正懷着寶寶，幹不了重活，護士長就發話，讓我多陪陪阿澤。
也許是不打不相識，少年被揍了以後，總是圍着我打轉，喊我姐姐。我也很開心多了這麼一個帥氣的弟弟。
阿澤特別愛熱鬧，自從恢復和兄弟們的邦交之後，病房裏總能聽見陣陣少年的爽朗笑聲。
有時阿澤也會直接拎着吉他，闖進護士站，坐在椅子上現場賣藝。或者替護士姐姐們抄寫病歷，鐵畫銀鈎的瘦金體，頗見功底。
這個孩子總能想辦法把場子撐得熱熱鬧鬧，但我總覺得他有心事。
我觀察了好幾次，發現他和喜歡的小女生見面過後，總是一副沉重的模樣，好像在考慮什麼大問題。
其實我心裏也有疑問：為什麼他既不出國救治，也不願意回家，非在一個小醫院空耗着？
阿澤爸爸不止一次地説過，他存了筆錢，可以再次出國尋求更好的治療。但阿澤的態度特別堅決，沒得談。
面對我的問題，阿澤掏出了一張卡，他偷偷告訴我，“裏面有200多萬，是我的‘救命錢’。”
阿澤父親為了讓兒子安心，早早存了一張卡給他。
“平時治療和日常花銷再大，爸爸都不會動這張卡，都是先賣房子。”阿澤眼見着家裏的房子一套接一套賣了，“安心卡”拿的越發不是滋味。
一旦談到家庭，阿澤就有一種超出年齡的成熟和懂事。
我好想把這些話轉述給阿澤的爸媽聽，但是我和阿澤有君子約定：我是他的樹洞，得替他保守秘密。
“那你為什麼不願意回家呢？”很多絕症病人都會選擇在家度過生命的最後階段。
“我不能死在家裏啊，”阿澤用一種嫌棄的眼神看着我。
“姐姐你好笨哦，我治又治不好，萬一死在家裏，我家就成凶宅了！以後都不值錢了！”他為自己的深思熟慮洋洋得意。
我看着這個把一切安排妥妥當當的少年，只覺得命運特別殘酷，還殘酷得特別認真。
陪伴阿澤的那些天，他的身體正在慢慢衰弱，而我的肚子卻在一天天顯懷。那時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懷裏的新生命，會讓阿澤在人生困局裏，執着地下出最後一步棋。
那是我換上孕婦服的第一天，阿澤驚訝地張大了嘴，“你有小寶寶了？不是胖了嗎？人家孕婦都是小心地挺着肚子，你怎麼跑得跟飛毛腿似的？”
我不知道該難過，還是該挺下肚子驗明正身，最後想了想，抓住他的手貼在肚子上，“你可不許説姐姐的壞話，小寶寶聽着呢。來，跟他打個招呼。”
阿澤用手貼着我的肚子，感受一個小生命正在使勁折騰，嘴巴張得更大了。
“姐姐！你疼不疼？他就這麼在肚子裏翻來翻去的嗎？真好玩！”阿澤一邊問，一邊好奇地屈起指頭在我肚子上四處敲敲，就像一隻啄木鳥。
阿澤媽媽在一旁準備阻止，我笑了笑表示不介意。
這個16歲少年，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一個小生命的存在。
我對阿澤説：“你也是這麼長大的啊，每個小寶寶都是在媽媽肚子裏揣上十個月，從花生豆大小一點點長出小手，小腳，最後變成你這麼大的熊孩子的。”
聽見我又提“熊孩子”，阿澤吐了吐舌頭，不好意思地低下頭，“難怪我怎麼搗亂爸爸媽媽都不生氣呢！”
阿澤像是想到了什麼，扭頭去看媽媽。
“媽媽你當時也是這樣的嗎？”他似乎是從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媽媽當年懷他時的影子。
一瞬間，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後來悄悄附在我耳邊説：“原先我知道自己會死的，我怕他們難過，就想着犯點兒錯誤讓他們討厭我，這樣我走的時候，他們就不會那麼傷心了。”
我懂，我當然懂。只是一個少年這麼單純的心思，有時還真讓人招架不住。
“以前我覺得爸媽無所不能，什麼都能辦到，後來我生病了，看見過媽媽偷偷哭，也看見過爸爸站在門外一支煙接着一支煙抽，我才發現，原來他們也有脆弱的時候。”
阿澤陷入了自言自語，他反覆説着，“我脆弱時有他們撐着，他們脆弱時我必須強大起來，變成他們的支柱。”
阿澤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決定，在自己離開之前，為父母們找到新的“支柱”。
那次談話過後，阿澤就變得神神叨叨的，總愛問我一些奇怪的問題，“姐姐，你是獨生子女吧，孤獨不孤獨，寂寞不寂寞？”
看我點頭，他又緊接着拋出問題，“獨生子女的父母——如果他們的孩子不在了，他們孤獨不孤獨，寂寞不寂寞？”
我三兩下就被阿澤繞暈了。他成日在病區裏晃盪，估計是看多了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老人，有感而發了。
可阿澤卻非常嚴肅，一本正經地告訴我，他最近看到一則新聞——失獨家庭。
他自己百度了很多“失獨家庭”相關的資料，還去查了這方面的政策，最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政策再多，政府也不管發孩子，我得讓我爸媽生個妹妹！”
他擺事實講道理，一口氣説了好幾個理由。“你看，我現在動不動就頭疼，走路都走不出個直線，説不定過兩天就得瞎，然後一命嗚呼，我爸媽怎麼辦？我死了以後，他們怎麼安度晚年？老了會不會上敬老院？”
阿澤縮了縮脖子又補上一句，“想想都覺得可怕！”
他決定跟父母談談。
他把父母叫進病房，關上了門。
我在護士站裏靜靜等待着——
阿澤父親的聲音斷斷續續從門那頭傳來，像在發毒誓，很響，很堅決，“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你這一個兒子，之前就你一個，之後也就你一個！你現在想這些，是不是想氣死我們？”
他的聲音抖得厲害。在阿澤面前，這個曾經無所不能的父親，第一次慌了。
隔着一條長長的走廊，我都能感受到阿澤爸媽的堅決。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但從這夫妻倆硬是將兒子原本短短一年的生存期，努力拉長了一倍多，就能感受到：他們沒想過給自己留後路。或者説，他們不容許自己去想。
我強迫自己也不去想，此時此刻的病房裏，阿澤的表情。
阿澤的提議就像一個詛咒，成了他和父母之間的禁區。每每被提及，都會讓那間小小的病房房門緊閉。
裏面的人出不來，外面的人也進不去。
阿澤實在難受了，就會氣鼓鼓地找我吐槽，像只炸着刺的河豚。
“姐姐，這明明是一個好辦法啊！我活不了幾天了，可人總要朝前看嘛！”
“姐姐，我爸爸媽媽這麼大年紀了，現在再不想生小孩的事，以後怕是生不出來了，到時候我又不在了，他們怎麼辦？”
“姐姐，你知道嗎，我為什麼不肯回家去？因為我怕我萬一在家裏死掉了，以後爸爸媽媽真有了小妹妹，妹妹會害怕我的房間，不敢進去……”
我驚訝於這個16歲少年心裏揣了這麼多事，還每一件都不輕。
雖然我當面把阿澤打擊得不輕，但背地裏我總想幫幫他，除了時不時教他一些勸服父母的“話術”，碰到阿澤媽媽的時候，我也會裝作不經意地樣子旁敲側擊一下。
漸漸地，話題傳到了我這裏，阿澤媽媽跑來護士站，主動聊起兒子讓人頭疼的提議，憂心忡忡，“你説阿澤現在想這些事，是不是想放棄了啊？”
我趕緊寬慰這個愛子心切的母親，“阿澤這麼積極主動地想辦法，正説明他心裏還有念想，沒有放棄自己。”
阿澤媽媽略微點點頭，臉上的表情還是很猶豫，“我現在的目標就是陪着兒子，怎麼能分心想二胎呢？而且我要是表現出這種想法，阿澤會不會覺得我想放棄他？”
我勸慰了她好一會兒，一家人最不該計較這些。阿澤是個心胸開闊的好孩子，大人們應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至少讓兒子放心。
也許都是做母親的人，我的勸説讓阿澤媽媽的表情稍稍緩和，她答應再和阿澤爸爸説説。
過了一陣子，阿澤沒再和我聊過勸父母生二胎的事。
我猜想，八成是少年郎有了新策略，不告訴我。
他開始提前熟悉角色，操着做哥哥的心了。
有時跟我出去看到路過的小女孩，阿澤就會説：“我妹妹將來也要穿這樣的裙子，一定很好看。”還跟我預約，“姐姐，等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要當你孩子的哥哥。”
我告訴他輩分錯了，你得當叔叔。他一臉神氣，好像已經當上了哥哥。
我還觀察到一個好現象：阿澤的病房不怎麼關門了，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時間多了很多。
阿澤媽媽會時不時帶着笑抱怨一句，“我生你一個都累死了，再生一個我可不幹！”
阿澤的膽子也越來越肥，不光安排好了要生二胎，還給爸爸媽媽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一定是妹妹！”
他當着父母的面，跟我商量將來的妹妹要叫什麼名字，還説妹妹的名字要跟自己特別配才行。
每到這時，阿澤媽媽就會點點阿澤的小腦袋説：“我懷胎十月費老半天勁，名字還得讓你做主？”
看着這一家人如釋重負的樣子，我知道，阿澤可以放心了。
做阿澤的專職陪聊其實很愉快，但陪聊的時光也非常難熬，因為我會第一時間看到阿澤病情的進展——
那個曾經能寫一手好字的小帥哥現在沒法握筆了，雷打不動的練字時間被迫停止。
他的眼睛開始重影，走直線會偏移，一塊糕點遞給他都不能準確地放進嘴裏。
突然來襲的頭疼會讓他蒙起腦袋悶聲不響。頭疼的次數和頻率也多了起來，降顱壓的藥從一天1次增加到了一天4次。
當初的阿澤有多美好，現在的阿澤就有多糟糕。並且我和他都明白：這種糟糕一旦開始，就不會迴轉。
你會心疼這個一聲不吭的少年，也會譴責自己目睹這一切卻無能為力。
阿澤察覺到了我的情緒，他笑笑説：“姐姐，説不定再過些時候，我會看不見東西，還會出現吞嚥困難。唉，我好慘啊。”他自我調侃着，三言兩語就將這個疾病最後階段的症狀説得明明白白。
他對自己的結局瞭如指掌，清醒得可怕，又懂事得嚇人。
“你挺有勇氣的啊，還敢掐指算自己能活幾天，要我才不呢，先哭幾天再説。”我試着調節氣氛。
少年得意地昂着頭，“姐姐你多陪陪我吧，我爸爸媽媽看我這副鬼樣子，會哭的。”
我很愧疚，覺得自己如此消沉，還要這個16歲的小鬼頭來安慰。這對他不多的時間來説是一種浪費。
我答應他，不僅要幫他達成心願，還要陪他開心地度過剩下的每一天。
那段時間，我和阿澤最關心的，就是太陽昇起來以後，我們今天要幹什麼。
在陽光照射的病房裏，他喜歡學電視劇裏金三順的口氣跟我宣言：“去愛吧，就像不曾受過傷一樣。跳舞吧，就像沒有人欣賞一樣，唱歌吧，就像沒有人聆聽一樣，幹活吧，像不需要錢一樣。”
天氣多好，也總是有日暮西垂的時候。
漸漸地，阿澤的顱內壓增高到甘露醇也不能控制了，他總是躺着跟我念叨：“姐姐，唐僧又開始念緊箍咒了。”
我説你要是疼，可以摸姐姐的小寶寶。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又放下，説：“不行啊，頭太疼了，我怕我手勁兒大，一不小心碰疼了姐姐。”
他頭疼的時候，父母總是抱着他，陪着他，一遍遍地撫摸着他，希望能幫他緩解一點。他緩過來了就會説：“姐姐，我們來唱首歌吧。”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倆總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五月天，從《温柔》到《倔強》再到《突然好想你》。
科室裏誰都知道，我是絕不開口唱歌的人，因為跑調跑得着實嚇人。但面對阿澤的請求，我沒法拒絕。
“就唱《温柔》，那首好聽，我陪你一起唱。”
“走在風中今天陽光忽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剛開始阿澤起個頭，我輕輕地和，唱着唱着就變成了我的獨唱。
我發現阿澤沒了聲音，一眼看過去，原來是他的力氣跟不上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抬起手，勉強為我打着拍子。
阿澤父母可能在心裏排練了無數遍這個場景，一家人默默地幫兒子打理着日常生活，頭疼的時候冷靜地詢問要不要吃止疼藥，或者要不要用甘露醇。等阿澤頭不疼了，他倆又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談天説地，還時不時地調侃起阿澤小時候的糗事。
這時候的病房，笑聲比往常還要多。
阿澤的媽媽曾經私底下告訴我，陪伴阿澤治療的這兩年，她因為看過極少數生存期超過5年的病友而心生羨慕，也因為看過這個星期還計劃着手術，下個星期就離開的病友而感到幸運。
一路同行過來的病友，三三兩兩都在術後一年左右的時光裏離去，阿澤已經算是一個奇蹟了。
“我覺得難過，又覺得幸運，至少我兒子多陪了我那麼久。”阿澤媽媽説。
這一家人，總是在關鍵時刻活得分外清醒，又分外努力。
很快，阿澤的生命開始數倒計時了。
腫瘤剝奪了阿澤的意識，他一句話説得含含糊糊，我弓起身子湊近使勁聽。
阿澤一字一頓地説：“姐姐，對不起，我再也沒法和你一起唱歌了。”
我告訴他沒關係，“姐姐唱給你聽就好了。”
阿澤父母徹底將家裏的生意擱置，每時每刻都陪在阿澤的身邊。我不再長時間呆在阿澤的病房裏，把最後的時光都留給這一家三口。
阿澤持續高熱，呼吸變得急迫，所有指標都顯示，腫瘤像潮水一樣蔓延開來，破壞了阿澤的大腦。
再過兩三天就是聖誕節了，我月初時給阿澤準備了好看的帽子和圍巾作為聖誕禮物，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送。
我趁着記錄生命體徵的時候，拉起阿澤的手，悄悄説：“阿澤啊，你可要爭氣，至少陪姐姐把聖誕節過了，姐姐給你準備了禮物呢！”
阿澤就那樣靜靜地躺着，用力地呼吸着，給不了我一點兒回應。
2012年12月25日聖誕節，大晴天。阿澤安安靜靜地躺在病牀上，已經陷入了深度昏迷。
我知道，這個聖誕夜，阿澤就要划着他生命裏最後一根火柴了。
他深深地，慢慢地呼吸着，頭一點一點，我陪在旁邊，看着心跳從140逐漸下降到110，再慢慢到了80，眨一眨眼，就斷崖似的下降到20，直至一條沒有太多波動的線。
我替他拉出了心電圖，上面準確地記錄着阿澤離開的時間。那條線，像他漸漸走遠的背影。
他走完了一生，有點短暫的一生。
我替他拔掉身上所有的東西，給他戴上我送的帽子和圍巾，阿澤又迴歸了初次見面時那個酷酷的“花澤類”。
我輕輕地拉起阿澤仍有餘温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説：“阿澤，跟姐姐説再見，也跟寶寶説再見了。”
我一直看着工作人員離開病房，邁入電梯間，離開我的視線。
我原本以為我會哭出來，為這個無端闖入我生命的少年。但是眼睛乾乾的，我摸了摸臉，一點兒淚痕也沒有。
我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我知道，再回憶起他，我的歡樂遠多於遺憾。也許在另一個世界，裏面依舊有他的吉他，他的毛筆，他的青草地。
我忽然想起了阿澤曾經在許願卡上一筆一劃寫下的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燦爛，長安寧。
那是一手好看的瘦金體。
時光過得很快，快到我幾乎忘記我曾經肆無忌憚地唱過那麼多歌，就為了搏一個少年一笑。
我只是默默地希望，他們能過上阿澤想看到的那種生活。
這個城市説大不大，時隔多年，我竟然在街上碰見了阿澤的母親，她一臉慈愛地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説：“叫姐姐。”
我一瞬就笑開了。女孩的眼睛和阿澤好像。
我無需開口多問，這些年阿澤一家一定過得很幸福，就像阿澤想的那樣。我甚至篤定女孩的名字是什麼，因為那是我和阿澤商量過的名字。
我和阿澤媽媽相視而笑，然後互相告別。
我在公號裏聊過王小帥的電影《地久天長》，他講了一個失獨家庭的故事，發生在特殊的年代——那時，剛剛開始計劃生育政策。
很多有關失獨的書籍和電影，也都在描述那個時期。過去我們談論失獨，更多的是在談論計劃生育。
而發生在今天的失獨，它是一種沉重的心理創傷。失去孩子，父母比起去怪命運，更多的是怪自己——我是不是沒有把孩子照顧好？我是不是造了什麼孽？
一些資料顯示，有近兩成失獨家庭的父母，會因為孩子的離開出現感情問題，甚至離婚。60%以上的失獨父母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這當中，有一半以上出現自殺傾向。他們經常説的一句話就是：我活的太久了。
我不知道阿澤是不是也翻到了這些資料，但他在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告訴父母——這不是誰的錯。
阿澤安慰了父母，我卻覺得，他做到的不止於此。
每當一個對我們很重要的人離開，我們都會受到這樣的安慰：他在的話，一定只希望你過得好。
但這樣的安慰很無力，因為沒人能替離開的人説話。但阿澤就是那個離開的人，他最後日子裏的每一天，都是在告訴別人：我希望你過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