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紀念碑，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是為紀念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而建。
這座方尖碑始建於1848年，中間因為經費問題而停擺了22年，最終在1884年正式竣工。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的石質建築（169.3米），此後也成為美國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美國甚至還規定：“華盛頓特區內任何建築物的高度，都不可以超過華盛頓紀念碑。”此舉，更給它平添了幾分神聖性。
關於華盛頓紀念碑，還有個鮮為人知的事實：在這座碑上，竟然有一篇來自清朝的碑文，上面是一段用漢字書寫的文字。
能把漢字寫到美國華盛頓紀念碑上的這位晚清人物，正是山西人徐繼畬（音同“餘”）。
一、徐繼畬其人
徐繼畬，字健男，山西五台人，生於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因為其父徐潤第曾高中進士，所以徐繼畬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並且還曾師從當時的大才子、續寫《紅樓夢》的高鶚。
1826年，徐繼畬高中進士，並且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選為庶吉士（高級儲備幹部），然後又先後成為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御史。
1836年，徐繼畬上書建議革除官場弊政，受到道光皇帝的讚賞，進而被召進宮面聖。徐繼畬當場向皇帝陳述百姓的疾苦，讓道光為之落淚。由此，備受道光賞識的徐繼畬開始平步青雲。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徐繼畬調任福建，走進抗英一線。他組織軍民死守漳州，獲得朝廷認可，因此晉升為福建布政使，負責辦理通商事宜，從此開始接觸和認識西方。
幾年後，徐繼畬又升任福建巡撫和閩浙總督，兼理通商事宜，更有機會接觸外部世界。
明朝中期以後，在中國人的認識裏，西方人如鬼怪無異。
這種情況，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才獲得不可逆轉的改變。以徐繼畬為代表的開明官員，開始利用署理通商事宜的機會，接觸瞭解來自英法等國的傳教士、官員、商人。
通過這些媒介，他們開始了對世界的重新認識和思考。這一期間，就有了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以及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
跟魏源一樣，徐繼畬也成為大清“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
二、《瀛寰志略》寫了什麼
《瀛寰志略》是一本介紹西方諸國的書，全書一共10卷，約14.5萬字，42張插圖。
在書中，徐繼畬按照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的順序，介紹了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以及立國曆史，並在各國介紹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解。
在書中，徐繼畬特別表達了對美國的高度關注。彼時，美國正處在崛起過程中，尚未達到稱霸世界的實力。但徐繼畬根據它建國的歷史以及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制度，斷定其必然有希望。
當談到美國國父華盛頓時，徐繼畬更是誇讚不已，他寫道：
在這段文字裏，徐繼畬首先肯定了華盛頓的能力和功績，説他是勇於陳勝、吳廣，勝過曹操、劉備的。
接着，更讓他感嘆的是，華盛頓在功成以後，並沒有稱帝稱王，更沒有傳位於子孫，而是秉持“天下為公”的理念，創立了民主的“推舉之法”。
這種胸懷與氣度，讓徐繼畬感嘆：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首哉！
正因為這段文章在字裏行間充滿了對華盛頓的讚美，1853年，它被篆刻為碑文，由美國駐中國的傳教士送到了華盛頓紀念館。之後，它成為華盛頓紀念碑的一部分。
三、徐繼畬的代價
徐繼畬寫作《瀛寰志略》的一大目的，就是想從世界列強身上，尋找戰勝英國之道。最後，徐繼畬便覽世界諸國，把目光投向了曾經戰勝英國的美國。
從這個新生的國度身上，徐繼畬也似乎看到了大清的未來前途。因此，在字裏行間，他不免流露出興奮之情，以至於評價華盛頓為“古今第一人”。
但是，這種評價未免太過激了，放在今天，也不會被大眾所認同，更何況是在當時。
因此，徐繼畬受到了強烈的抨擊。華盛頓是不稱帝、不傳位子孫，那麼，稱帝又傳位給兒子的大清皇帝，是不是要比華盛頓遜了好多呢？徐繼畬是犯了根本性的原則錯誤。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批評徐繼畬漲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是“洋書”看多了，腦子出毛病了。
就在這本書飽受爭議的同時，徐繼畬也迎來了人生低谷。
1851年，一名英國傳教士和一名醫生通過英國駐福州領事館租賃了福州神光寺的房間。
由於不熟悉中英兩國的條約，當地官員直接在租約上蓋了章。但根據《南京條約》規定，英國人是不允許住在城內的。
徐繼畬得知後，便要求當地官員向英國人道歉，並請英國人搬走福州。可英國人不依不饒，認為這是清朝官方認可的事，於是就百般拖延。
此事引發了許多清朝官員的不滿，包括林則徐。他認為，徐繼畬應該像當年廣州拒絕英國人一樣，將他們驅逐出去。
但徐繼畬認為此事雙方均有錯誤，所以應該採用外交手段，不可操之過急，讓英國人自己搬出去，以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給他們開啓戰端的藉口。
而此時，福州城內已經有人對英國人進行威脅。為防止事態惡化，徐繼畬專門派出巡防隊，保護英國人的安全。
此舉，讓林則徐等對徐繼畬更加不滿。而外界還有傳言，英國人正在往城裏運輸武器，準備強佔福州城。
有人藉機向咸豐帝上奏，咸豐帝大怒，將徐繼畬革職查辦，將其由封疆大吏一下子貶為四品閒職。第二年，咸豐帝又指示吏部對徐繼畬進行追責，這次直接就把他一擼到底、逐出京師。
直到同治年間，因為朝廷內外交困，急需洋務干將，徐繼畬才被重新啓用，又在總理各國事務衙發揮餘熱，直到1869年告老還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瀛寰志略》雖然在當時不受待見，但卻對此後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產生了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