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惡化中澳關係,起底澳大利亞情報界如何在暗影下操縱對華政策

【環球時報記者 張旺 環球時報駐德國、加拿大特約記者 青木 陶短房 王會聰】13日,就中國駐澳大利亞記者住所遭突襲搜查一事,澳內政部長達頓拒絕證實澳安全情報局(ASIO)曾在6月“訊問”過4名中國記者,但稱該機構確實展開過“行動”。過去幾年,澳安全情報機構特別是ASIO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大增,其在澳對外交往特別是惡化澳中關係方面,扮演着突出角色。去年,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甚至用“瘋子”一詞痛批澳情報機構負責人。觀察人士認為,澳安全情報機構已從幕後走向台前。“情報機構主導澳中關係,這很不正常。”一位德國學者對《環球時報》説。

荒唐的“金剛狼議員團”

“澳大利亞情報機構最近幾年的角色發生很大變化,跳到台前對國家政策進行干預。”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教授陳弘13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説,最近一段時間,尤其是在涉華問題上,有時澳情報機構會主動跳出來發聲,有現任情報機構負責人,也有卸任者,由於其過去的政府情報部門背景,反而為其發聲加上了“權威”的砝碼。

這些人中,有一個人很出名,去年底,他和另一名澳大利亞議員(詹姆斯·佩特森)訪華被拒籤,中方當時回應稱,“中國人民不歡迎無端抹黑中國的人”。他就是被英國《衞報》稱作“臭名昭著的對華鷹派”的澳自由黨議員安德魯·海斯蒂。幾天前,一個所謂“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發聲明宣稱中國霸凌澳大利亞,海斯蒂就是該組織裏的澳方代表人物。

海斯蒂是澳議會情報與安全聯合委員會主席。去年8月,他發文宣稱中國的崛起可能令澳主權和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甚至將西方如今對待中國的方式比作當年法國未能阻止納粹德國的“綏靖政策”。在澳大利亞,議會情報與安全聯合委員會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兩黨在議會的合作機制,委員會定期接收澳大利亞安全情報局(ASIO)關於中國的簡報。海斯蒂擔任該委員會主席以來,多次站到台前操縱反華議題。澳大利亞禁止華為作為5G設備供應商,正是他領導的委員會一手推動。

有意思的是,海斯蒂還同其他人(自由黨議員蒂姆·威爾遜、自由黨參議員詹姆斯·佩特森、工黨參議員金伯利·基欽等)組成“金剛狼議員團”,宣稱要“大膽反抗中國的勢力擴張”。“金剛狼”這個名稱與1984年的好萊塢電影《赤色黎明》有關,片中,面對蘇聯入侵,一羣美國青少年勇敢反抗,最終擊敗敵人,他們的綽號就是“金剛狼”(也譯“狼獾”)。對於國家選出的民意代表模仿電影中的美國青少年,有澳學者評論説,真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

本月上旬,路透社一篇探討中澳關係的文章也提到澳議會里兩黨議員組成的“金剛狼議員團”。文章稱,兩國關係這幾年之所以急轉直下,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羣具有安全情報背景的澳官員造成的,大批這類人員進入澳政壇。

去年8月,當澳總理莫里森選擇以親美反中立場出名的安德魯·希勒為內閣秘書時,澳媒紛紛議論稱,在美中對抗升級之際,澳政府發出了向美國進一步看齊的信號。希勒是澳國家情報辦公室副總監,2016-2018年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希勒曾任澳前總理霍華德和阿博特的國家安全顧問。作為澳美軍事聯盟的支持者,2017年在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做證時,希勒宣稱中國“有意破壞自由世界秩序及其根基”。路透社稱,希勒現在是最能影響澳對華政策的人,他還在推動澳與日本和印度加強合作。

一些退休情報官員也不甘寂寞。去年11月,從ASIO局長位置上退下來的鄧肯·路易斯對媒體聲稱,中國試圖以間諜活動及操弄影響力來接管澳政治體系。針對他的這番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對於澳大利亞方面有關人士的類似説法,我們已經多次做過回應了,這裏我實在是懶得再重複了。”

鄧肯·路易斯的繼任者是邁克·伯吉斯。去年8月,當前述海斯蒂的言論引發爭議時,伯吉斯説:外國勢力的干涉和間諜威脅“非常真切,非常嚴重”。澳媒稱,伯吉斯此人有些特殊,他經常公開講話,甚至通過社交媒體發聲。伯吉斯此前任澳最高技術情報機構通信管理局(ASD)局長,任職期間曾專門提及所謂“中國威脅”。

一個個神秘組織走向台前

澳大利亞情報系統相當龐大,主要由6個“核心情報機構”——國家情報辦公室(ONI)、安全情報局(ASIO)、秘密情報局(ASIS)、通信管理局(ASD)、地理空間情報組織(AGO)、國防情報組織(DIO),及4個其他部門(澳聯邦警察、澳邊防部隊等)組成,有説法稱之為“10個團隊,1個夢想”。

其中,ASIS是名副其實的“秘密”機構。它早在1952年便成立,但直到1975年才被一名議員“説漏嘴”提及,兩年後澳政府承認其存在。而ASIO是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情報機構,始建於1949年。當時,英美依據《維諾納計劃》所破譯蘇聯克格勃與其國外使館秘密情報員的往來電文,認為“澳境內蘇聯間諜活動猖獗”,據此暫停與澳情報分享,迫使澳建立ASIO。

ASIO本就有名,過去幾年又因在涉華問題上動作頻頻而被集中關注。特別是2017年6月,ASIO公開一份所謂機密檔案,拉開指責中國“滲透”澳大利亞的序幕。幾個月後,該機構在年度報告中稱,“外國勢力正在對澳大利亞進行一場大規模、無情的間諜活動”。有分析稱,在ASIO報告出爐後,澳國防和安全機構成為時任總理特恩布爾的主要顧問,接管了對華政策。

今年6月下旬,澳情報機關和聯邦警察突擊搜查了一名議員的住宅和辦公室,原因是懷疑其“通共”。這是ASIO主導的針對所謂外國干預調查的一部分,首次公開引用所謂“反外國干預法案”,《悉尼先驅晨報》稱其為“ASIO近期歷史上最重要的調查之一”。

實際上,變得活躍的不止ASIO。“走出陰影:澳情報界眾頭目公開發聲”,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院2019年6月以此為題刊文稱,澳情報界的公共形象正變得愈發清晰。文章提到,2018年10月底,澳通信管理局(ASD)通過“長期的傾聽者,首次的呼喊者”的推文,結束了長達70年的相對保密和封閉。在反華“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年度“國家安全晚宴”上,時任局長伯吉斯不再對該機構的“安全”角色支支吾吾,反而大談特談。

ASD實為澳大利亞的“網軍”,該機構的格言是“揭開他人的秘密,保守自己的秘密”。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曾分析説,通俗講,ASD就是“抓黑客的黑客”。據該媒體披露,華為之所以被澳政府拒之5G招標門外,關鍵就在於ASD的幾份呈文。而它的“開窗”之舉,也成為澳情報組織突然開展的一系列高調行動之一。

曾經,澳情報機構的總部大多位於墨爾本,而政策部門在堪培拉,後來雙方合作開始增多,澳情報界也不斷擴張。2017年底,澳大利亞成立了新的超級安全部門——內政部,統管情報和執法、移民和邊境保護等多個職能部門,目的是“讓澳大利亞更安全”。變革很快“固化”了ASIO和ASIS等機構在澳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突出地位,也使得澳安全機構前所未有的強大。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曾刊文稱,無論是禁止華為,還是通過反外國干涉法案,類似舉動都表明神秘的情報機構正在暗中舒展其肌肉,反映出堪培拉正在發生的權力格局變動。一名美國資深外交政策專傢俬下表示,澳情報機構的影響力已超過任何其他國家的同行,包括英國的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

陳弘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本是情報分享組織的“五眼聯盟”逐漸升級成經濟、外交聯盟,可以看到一個脈絡軌跡,即從情報機構上升到全政府或政府多部門的地位。“有時候,倒不一定是台前的(澳)總理、外長的作用,他們是有黨派的,會更換,但情報機構等職能部門的人不變,會維持冷戰思維,尤其是對華鷹派。背後其實是他們在起作用。”

心甘情願替美國“幹髒活兒”?

“澳大利亞與四個朋友的全面監視”,德意志廣播電台此前的一篇報道詳細介紹了ASIO在澳首都堪培拉的與眾不同:厚厚的牆、防彈鋼門、深層防護溝、防彈窗户……總造價達5億歐元。這裏是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監聽亞洲的一箇中心,而它不只關注中國。根據協議,澳大利亞負責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所有國家。“這是我們的監視區,無論我們在哪裏監視,我們都會與美國人分享。”堪培拉大學信息安全專家巴爾説。

據瞭解,澳大利亞的八個監測站能夠覆蓋整個亞洲大陸,它們攔截各種形式的衞星通信、監聽電話及閲讀電子郵件。對於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從澳大利亞的松峽基地監視,ASIO現任局長伯吉斯就在該地的澳美聯合防務設施任過職,該基地位於沙漠地區,是美國保密級別最高的衞星跟蹤和導彈發射監控站點。對香港則在澳西海岸監視。

澳大利亞還參與代號“特等艙”等美國主導的情報項目。堪培拉還因監聽印尼領導人的電話而引發過外交危機。實際上,澳大利亞是代表美國安全部門進行間諜活動。有澳前情報部門官員抱怨道,澳美之間是“一條單向數據通道”,澳為美做“骯髒的工作”,美對澳國家安全卻很疏忽。

眾所周知,澳情報部門與美國關係密切,甚至稱得上是被美國主導。澳大利亞不僅帶頭封殺華為,其情報官員還和美國一道積極遊説英國加入封禁之列。今年初,澳“金剛狼”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發佈聲明,激烈反對英國政府允許華為設備進入該國5G網絡。

澳大利亞知名學者休·懷特曾表示,在澳當前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國家安全“已成為一個咒語”,情報機構“似乎成為最終的地區法院”,結果是形成一種更粗暴、更神秘的行事方法,尤其是在對華關係方面。去年5月,澳大利亞即將迎來換屆大選前,澳前總理保羅·基廷公開抨擊澳情報部門的負責人是“瘋子”,操弄政府外交政策。

陳弘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現在情報機構在澳大利亞起的作用跟過去有所不同,不僅蒐集和分析情報,有時還會把自己不能做的事情“釋放”出來,讓新聞單位來做。他們明明知道某些事情不屬實,自己出來説不利於自身形象,於是把料餵給新聞機構。就像去年的所謂“叛逃中國特工”王立強事件,後者被稱20多歲就在港台指揮過重大情報活動等,對他進行曝光的就是澳媒體。澳情報部門的表態始終是關注到了,表示關切,撇清自己,而澳媒做出不負責任的報道後,不了了之。

德國《明鏡》週刊8月的一篇報道稱,曾幾何時,澳大利亞出口原材料和牛肉到中國,中國“輸出”留學生和旅遊者,從而推動澳大利亞數十年的發展。但現在,澳大利亞面臨兩大挑戰:中國崛起與中美戰略競爭以及氣候變化。在美國官員敦促下,澳情報機構推動一系列措施,成為主導澳中關係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研究人員、企業家甚至親近中國的澳議員也被指控為間諜。

“澳大利亞對華外交進入誤區”,柏林國際政治學者維海恩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情報機構主導澳中關係,這很不正常。歐洲國家的情報機構有時也會發表一些未經證實的報告,但通常不會影響正常的外交關係。現在,ASIO等機構已嚴重影響中澳關係,而這些機構又受美國影響太大。實際上,澳大利亞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經濟已陷入幾十年以來未有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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