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否認屠華50萬，指黑道白真是太可惡。印尼屠華50萬本來就是既定的事實，但是近日，印尼卻否認屠華的既定事實，這氣焰也太囂張了，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印尼否認屠華50萬 指黑道白真是太可惡
印尼18日—19日首次召開題為“剖析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由超過200名這場反共屠華事件的生還者、軍方、政府官員和學者面對面討論1965年開始的反共屠殺。本次研討會由印尼總統顧問委員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辦，首次得到政府支持，目的在於檢討這段長達50多年的禁忌話題。然而分析人士表示，無論是印尼政府拒絕就事件進行正式道歉的態度，或是會議期間的抗議人羣，還體現該話題“脱敏”之路仍很長。
印尼主流媒體《雅加達郵報》19日刊文稱，由於政府拒絕承認反共屠華受害者人數統計，“史無前例的反思會議撞上南牆”。目前對於1965—1966年反共屠殺遇難者數量並無確切統計，學者認為超過50萬人死於屠殺。但出席18日會議開幕式的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部長魯胡特表示，遇難者人數不可能超過1000人，並反問“你們能指出一個萬人坑給我看嗎?指給我，我就去。”
印尼《羅盤報》報道，魯胡特甚至在會議開幕儀式上就表示，“別想着政府會對這個也道歉，對那個也道歉，我們知道怎麼做對國家最好”。《雅加達環球報》19日稱，印尼政府意識到需要解決曾經的人權侵犯案件，並承諾該討論不會像此前類似的討論和影視作品一樣“遭到政府封殺”，但研討會氣氛緊張。會議組織者蘇爾約表示，希望研討會能討論1965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剖析倖存者和被控實施屠殺雙方的觀點，為持續50年的爭議畫上句號。但會議舉行當日，會場安保森嚴，場外眾多反對者一度試圖衝入會場。他們認為，此類會議的召開將讓共產主義在印尼復活。
50年來，反共屠殺仍是印尼社會的敏感議題，事件真相、遇難人數等關鍵信息仍未明朗化。近年來不少國際組織及藝術家先後通過舉辦研討會、拍攝影片等反思歷史，同題材紀錄片《殺戮演繹》曾被提名奧斯卡，但均被印尼政府封殺。印尼總統佐科上任後，承諾將着手解決歷史上遺留的嚴重侵犯人權案例，其中包括1965—1966年大屠殺。但政府拒絕就此事件道歉遭到輿論普遍懷疑。《雅加達郵報》稱，人權運動者提出，應警惕政府將該研討會當成“遮羞布”，“和解”的前提是徹查真相、懲治兇徒、補償受害者及其遺屬，政府無法通過支持研討會召開便試圖達成“和解”。
《羅盤報》報道，會議組織者之一、退休將領阿古斯表示，討論會的目的不是爭論1965年的悲劇中到底誰對誰錯，而是探討暴力事件發生後國家系統的失靈，從中獲得教訓避免悲劇重演，“印尼社會被當年的屠殺撕裂，加害和受害雙方需要一同打開歷史，找出悲劇的原因。”
“沒有刑事調查、沒有道歉”，美國《紐約時報》稱，印尼部長魯胡特18日在研討會上説，政府可能會對這一事件“表示遺憾”，措辭可能是“對這段黑暗歷史深表同情，我們希望永遠不再發生”，但政府不會就此道歉，也不會進行刑事調查。
排華：荷蘭殖民者的精神遺產
印尼是一個有排華傳統的國家，大規模的排華騷亂間歇性的就發作一次，而且愈演愈烈。以 1740 年荷蘭殖民當局製造的“紅溪慘案”為開端，印尼曾爆發過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華僑華人的暴行。1945 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1946 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和 1947年1月巨港慘案等等都是極其惡劣的暴力行為。
那麼排華的主體是誰呢?“Pribumi”也就是“原住民”、“土著”，是印尼排華的主體。這一羣體在荷蘭殖民統治時期，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為殘酷;但在印尼獨立之後，卻轉而成為敵視華人最激烈，對待華人最殘忍的羣體。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荷蘭殖民者採取間接統治和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埋下隱患。間接統治是殖民者選出有影響力的上層華人，賦予一定的內部管理權力。這種制度下，殖民者將部分税收給華人承包，藉此將當地人對高額税收的反感情緒轉嫁了華人身上。分而治之是對華人實行的“通行證制度”和“居留區制度”，都是為了限制華人在印尼的行動，尤其是商業行動，以防止華人經濟力量過大。這種統治方式使得華人與印尼原住民長期處於被隔絕甚至受挑撥的狀態，為日後的排華埋下隱患。
第二，華人遷居印尼之初就是為了經商貿易，經濟實力明顯優於當地人。當地人生活日漸貧困，仇富心態下，排華情緒一觸即發。因此印尼當局一有機會，甚至製造機會掀起排華事件。挑撥當地人排華，已經成為印尼當局轉移國內矛盾的一種慣用手段。
“9·30”政變中的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
20世紀60年代，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狀態，而在印尼政治的生活中主要有三種政治勢力：總統蘇加諾，印尼陸軍以及印尼共產黨。
總統蘇加諾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前列，倡導“新興力量”的團結合作，發起並領導不結盟運動，還三次訪問中國。蘇加諾依賴的政治力量是印尼共產黨，他曾説：“我是共產黨人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當時的印共是中、蘇以外擁有300萬黨員的大黨，羣眾基礎雄厚。蘇加諾甚至考慮到去世後，把國家權力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
蘇加諾的政治傾向引起了軍隊內部如陸軍參謀長雅尼，和國防長納蘇蒂安等一些親美高級將領的不滿。親美將領們成立了“將領委員會”，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還秘密組成新的內閣，策劃1965年10月5日建軍節時發動推翻總統的政變。
然而總統衞隊長翁東中校搶先行動了。9月30日夜22時，7輛卡車裝滿身穿總統衞隊服的武裝士兵從哈林空軍基地出發，次日凌晨到達雅加達，然後分赴7名陸軍將軍的寓所進行搜捕。結果，陸軍參謀長雅尼中將、潘賈伊坦中將和哈約諾少將被打死，蘇普拉普託少將、帕爾曼少將和蘇多佐准將被綁架到了哈林空軍基地，後來遭到殺害。只有納蘇蒂安將軍一人翻牆逃匿。
事前，翁東曾派人兩次去見當時掌握強大的陸軍戰略預備隊兵權的蘇哈托將軍，向他彙報情況。然而蘇哈托一直按兵不動。10月1日上午，翁東發佈全國公告，聲稱事件目的，是為保護蘇加諾免受由中情局扶持的陸軍將領控制。下午，蘇哈托召開了參謀部會議，稱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會議決定由他統一指揮反擊行動。
第二天蘇哈托拒絕了蘇加諾關於政治解決危機的要求，並迫使蘇加諾任命他為負責恢復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長和陸軍司令。之後，陸軍很快攻佔了哈林空軍基地。“9·30運動”以失敗告終。
關於“9·30”政變的真相，蘇加諾和蘇哈托的支持者各執一詞。那麼，印尼共與“翁東政變”到底有沒有關係?據中情局報告，印尼共領袖艾地曾在8月28日的一次會議上明確表示：“現在的問題是，印尼共應當坐等總統逝世、讓自己遭受突然的打擊呢，還是先發制人，挫敗陸軍的行動和攻擊?我更傾向於先動手。”中情局的結論是：“印尼共產黨在策劃政變中起着中心的作用，……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由印尼共產黨做的。”
不過，在事變發生後，印共總書記艾地指示黨的各級組織：千萬不要舉行擁護“9·30 ”運動的示威遊行，聲明那些是陸軍內部事務，與印共毫無關係，並表示完全支持蘇加諾宣佈的任何解決辦法。此後艾地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但他卻在意料之外，被貼身警衞中的一個陸軍諜報處的特務出賣了，而遭到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