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個微信公號發出“4小時後逃離北上廣”的活動。“從現在開始的4小時內，趕到北京、上海、廣州3個城市的機場”，在那裏，有工作人員一共準備了30張馬上起飛的往返機票，通往30個“未知但美好的”國內旅行目的地，先到先得。
活動一經推出，立即在社交網絡上得到了瘋狂的傳播。截止到當天下午5點，該微信獲得了超百萬的閲讀量。在微博上，“4小時後逃離北上廣”的話題至今已有超3000萬的閲讀量。
其實“逃離北上廣”並不是什麼新鮮話題，差不多有十年的歷史了，2010年還被入選了媒體選入當年的“十大房地產熱詞”。其背後是年輕人對於大都市激烈競爭的牴觸，對快節奏高強度工作和生活的不滿，對居高不下房價的絕望……除了“逃離北上廣”，“説走就走的旅行”“我想去世界看看”“生活不僅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等話題，都能夠輕而易舉地挑起他們敏感的神經。
在“逃離北上廣”熱潮掀起不久，又出現過“逃回北上廣”熱潮。這一代的年輕人有不少都是對大都市深惡痛絕，但卻又選擇了留下來，還有更多的人在湧入這些城市。據人口普查數據，從2009年到2014年，上海流入人口達504萬，這一數據在北京有396萬，廣州274萬，而德國首都柏林的總人口才350萬。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集中在北上廣的比例， 2010年是54.1%，三年後增至57.3%。
為什麼年輕人與大城市有這麼多的羈絆，又為什麼“逃離北上廣”總能觸動他們的心靈?
這次營銷活動中領到機票的部分人
快節奏、高壓力生活並非北上廣特例，全球大都市都如此
“北上廣”一直是中國人的都市烏托邦，很多偏遠的農村人，往往把能夠去一趟北京，當做是一件風光無限、光宗耀祖的經歷。大都市充滿了機會，是實現夢想的地方，不斷吸引着外鄉人。這一點，菲茨傑拉德筆下的紐約也有着同樣的魔力，《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敍述者尼克就是懷揣着希望去到紐約的，紐約不僅隱藏着實現理想的機會，還給人以視覺上的誘惑，“紐約夜晚的那種奔放、冒險的情調，那種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來來往往的車輛給應接不暇的眼睛帶來的滿足。”
但在這些光鮮背後，其實都暗藏着巨大的生活壓力。在十九世紀，就有研究者指出，大都市居民數量多，密度大，每天接觸到不斷翻新、層出不窮的事件，各種刺激的增加可能令人“窒息”。
快節奏、高強度的工作生活節奏幾乎是大城市的通病。據斯坦福大學教席教授傑弗裏?普費弗的文章，一位哈佛商學院畢業生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幾周之後便不得不服用抗抑鬱藥;一位電視新聞行業從業者稱，她在接受了一份需要經常出差、壓力更大的新工作之後，體重暴增60磅。
有句名言“如果你能在紐約生存下來，那麼你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儘管紐約有全美幾乎最好的公共交通，但紐約人平均每天要比其他地方的美國人要多花40分鐘用於通勤，其上班時間也要比其他地方長。紐約人走路快，過馬路不看紅燈，只要沒車就往前走。除此之外，紐約人還要負擔全國平均住房水平兩倍以上的房價。過去20年中，紐約居民平均工資增長15%，房租增長幅度卻達40%。人們住房選擇減少，租金負擔卻持續加重。2012年，有超過一半租房居住的紐約人，要用月收入的一半以上支付租金，而在低收入和極低收入家庭中，房租負擔過重的比例更高。
根據倫敦市政廳的分析報告，2011年，倫敦市22%的居民存在住房擁擠現象，且從2001年以來以5%的平均速度遞增。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一年裏，英國大部分地區的房價年率漲幅開始強勁提升，其中倫敦地區的房價漲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在倫敦置業的平均成本高達50萬英鎊(75萬美元)，一個典型的單身英國年輕人，即使有父母的一定資助，想要籌集首付並且獲得放貸，能夠負擔的房價非常有限。
中國人口密度圖
中國城市二元化發展，逃離北上廣只是人們嘴上願意
在歐美，在哪個城市發展是個人選擇問題，選擇紐約、倫敦等大城市，則意味着已經知道需要承受的壓力。但是在中國，選擇“北上廣”卻像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此選擇離開才會被稱為是“逃離”，彷彿有人強制你留下來。這與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着密切的關係。
西歐和美國進行城市化時，本國人口是相當稀少的，工業化和對自然資源利用的速度達到了足以維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計的水平。歐美的城市化儘管只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但實際上推進這個進程的社會結構已培育了數百年。歐洲的城市化大約經歷了200 多年，美國也持續了100多年。
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城市化發展的速度卻是可怕的。從城市人口看，從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國用了120 年，美國用了80 年，中國僅用了22 年。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人口上千萬的國際化大都市，也僅僅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
過快的城市化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人口集聚規模遠遠超過城市的人口負載量，帶來環境污染、住房擁擠、交通堵塞、資源緊張、高失業率與犯罪率等一系列問題。
即使如此，“逃離”也是不現實的。中國是各種資源分佈十分不平衡的國家，規模越大的城市，佔據的資源也越多。特別是畸形的城市化導致了城市與城市間呈現“二元化發展”格局，大中小城市及城市內部在規劃佈局、產業發展、資源配置等方面原有的不合理現象被加劇。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有着其他地方無可替代的資源與機會，不僅有着更加多的就業機會，而且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交通等資源也比其他城市豐富，與之相對的，小城市就業機會少，各種配套設施、生活服務都遠不如大城市。
“逃離北上廣”，除了意味着放棄這些物質條件，還可能意味着，要面對小地方人口密度較低、工作機會有限、生活圈子小的現實，承受“關係型社會”、“熟人化社會”和“庸墮型生活”的不堪和不適，對很多人而言，這其實是一種更不明智的選擇。
所以“逃離北上廣”，“和一次説走就走的旅行”一樣，只不過是中國年輕人面對高壓都市生活麻醉自己的幻想。
紐約上世紀50年代建造的公共住宅，包括12幢17層高層住宅樓，共有1931套住宅，居民30%為老人。
現實不是你能選擇，遠離北上廣更多是被迫
隨着人口持續增加，紐約普通居民的住房承受力一直面對嚴峻挑戰。為此，紐約政府也不斷通過各類住房政策維持住房價格穩定。其中有一項就是“可負擔住宅”，是指美國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補貼，使其房租開銷不超出家庭月收入水平30%的一項政策。紐約第一棟公共住宅建於1935年，目前紐約共有2500多幢公共住宅樓，居民40餘萬。目前紐約租房居住的人羣中一半以上都享受政府不同類型的住房補貼。英國倫敦也有着類似的公共政策，提供多種渠道來滿足所有倫敦居民人不同的住宅需求以及對價格的承受度。
在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建設，是靠着大量的、低收入、有訓練的勞動力，也就是所謂人口紅利來實現的。但大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口紅利消失，轉而成為所謂人口負擔，為了緩解過多人口帶來的壓力，除了嚴格控制人口的進入，大城市開始通過一系列政策疏解人口。
根據北京“十三五”規劃綱要，未來五年，北京市將繼續努力推動疏解非首都功能，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實現城6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為疏解人口，北京多個區提出“治理開牆打洞”、“治理直管公房非法轉租轉借”、“羣租房和地下空間整治”等辦法，不少商場、菜市場、餐飲區域都開始了轉型和搬遷。
這其實是把“低端人才”往外趕的意思，對此，大學教授張鳴曾説：“北京市疏解人口，把賣菜的，賣服裝的等等儘量往外趕，只進高端科技人才。我真的不明白，高端人才不吃菜嗎?周圍的菜市場給拆了，我現在買菜等走一公里。”
不只是所謂“低端人口”，對普通大學畢業生而言，他們也要面對這樣的現實，自己將青春作為紅利奉獻給城市以換取生存的機會，但是城市能否給予自己一個公平的待遇和歸宿卻已成未知數。
年輕人即使找到了工作，能夠進入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但由於户籍，房產限購，汽車限購等限制，他們始終無法融入到城市中，無法平等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還要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承受差別待遇。等到奉獻完青春，需要成家立業，買房買車、子女就學、侍奉老幼，需要從城市獲得資源的時候，他們卻可能成為所謂城市負擔，不得不一再面對無法跨越的政策門檻，被迫遠離北上廣。
北京人口疏解計劃中確定要搬遷的動物園批發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