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幹部，新中國第一批“坐江山”的人

原創作者/陽光球

1949年元旦，新華社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軍將渡江南進，解放全中國。根據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中共華東中央局（以下簡稱華東局）抽調大批幹部組成“華東南下幹部縱隊”，隨人民解放軍南下，接管江南新區政權。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會議分析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高瞻遠矚地指出:“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缺乏這項準備，就勢必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使黨的工作處於被動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據“九月會議”確定的基本方針，作出了《關於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幹部的決議》。《決議》估計:在戰爭第三、第四兩年內（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軍可能奪取的國民黨統治區域，大約將包含有1.6億左右的人口，500個左右的縣及許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並在這些新的區域建立政權。《決議》認為，共需中央局、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等五級及大城市的各項幹部5.3萬人左右，並將抽調幹部的任務作了分配:華北1.7萬人，華東1.5萬人，東北1.5萬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12月25日，華東局發出《關於執行中央準備五萬三千名幹部決議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們注意到目前華中的幹部（尤其中級和高級幹部）特別缺乏，因此準備一萬五千幹部規定完全由山東來負責。”山東各區黨委接到華東局的通知後，積極抽調第一期南下幹部2000多人，於1948年12月組建了首批南下幹部大隊，並陸續來到益都縣王崗村一帶。首批南下幹部組成了華東局黨校的4個部，加上在此前後各戰略區行署的部分南下幹部亦前來黨校參加學習，黨校全部學員達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華東局黨校在王崗村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在首批南下幹部到華東局黨校集結的同時，山東各戰略區認真落實華東局的要求，開始籌組5套區黨委的架子。

經過緊張的宣傳動員和積極的組織籌備，到1949年初，山東各戰略區的班子配備工作基本完成。與此同時，華東局分配給山東各戰略區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應的縣區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從1949年3月初開始，山東各戰略區的南下幹部經過短期集訓後，按照中央和華東局要求黨校在臨城接受各戰略區的1.5萬名幹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在臨城期間，根據華東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體南下幹部統一整編為“華東南下幹部縱隊”，並公佈了南下幹部縱隊大隊以上軍政幹部名單:劉少卿任“華東南下幹部縱隊”司令員，温仰春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劉德勝任參謀長，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華東南下幹部縱隊”下轄4個支隊:魯中南區南下幹部編為第一支隊，司令員汪乃貴，政治委員張雨帆；華東局直屬機關南下幹部編為第二支隊，司令員趙毓華，政治委員王堯山；渤海區南下幹部編為第三支隊，司令員周貫五，政治委員劉格平；膠東區南下幹部編為第四支隊，司令員廖昌金，政治委員趙明新。為便於統一行動，“華東南下幹部縱隊”一律穿軍裝，實行軍隊編制。

為配合人民解放軍做好渡江作戰的充分準備，中共中央決定從正在臨城集訓的華東南下幹部中抽調一部分提前南下，參加渡江作戰，隨軍籌集糧草。1949年3月下旬，隨軍籌糧幹部隊伍大隊在合肥被編入各集團軍，受譚震林指揮，並擬定了隨軍行動方案。大隊部暫跟兵團司令部行動，中隊部暫跟各自的師部行動，各小隊根據需要由師部分配到所屬團、營和連隊。不久，各中隊、小隊分別到達部隊沿江駐地和部隊一起待命。隨軍幹部預定的渡江地點和口岸在安徽無為縣的姚溝至湯家溝一線。

4月20日，國民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夜幕降臨後，在強大炮火的掩護下，我渡江主力梯隊向着敵人盤踞的江南防線橫江進發。4月21日凌晨，敵前沿陣地已全線崩潰，殘敵落荒而逃。渡江部隊主力迅速湧上南岸，乘勝追擊。在這個偉大的歷史時刻，隨軍南下幹部緊跟第八、第九兵團各部隊，乘舢板船渡過長江，在長江南岸順利登陸。郎（溪）廣（德）戰役結束後，根據華東局指示，將隨軍籌糧的幹部從部隊分離出來，恢復原來建制，並集中到浙北地區休整待命。

當渡江戰役打響，隨軍南下幹部與廣大解放軍指戰員奮力衝向江南的時候，在臨城集中學習的“華東南下幹部縱隊”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戰軍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組織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領導機構——中共浙江省籌備委員會，由譚震林任書記，譚啓龍任副書記。當時，華東局確定調到浙江工作的幹部班子，有魯中南區黨委調配的區黨委級全套、地委級10套、縣區委級30餘套；渤海區黨委調配的地委級3套、縣區級10餘套，加上鐵道財辦幹部，總數8000人。

5月初，譚啓龍奉命率南下幹部兼程趕到杭州，三四天後即分往各個接收地區。由張勁夫、張雨帆、李培南等率領的第一支隊幹部全部被分配到接收寧波地區、臨安地區、金華地區、杭州市區和紹興和蕭山縣。同時接收的還有台州地區、建德地區、嘉興地區。由劉格平、周貫五等率領的第三支隊幹部共4個大隊，渡江後三大隊調出到上海蔘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隊。渡江後除分別接收嘉興地區的嘉善縣和武康縣，和參加寧波地區接收外，其餘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區；二大隊分配接收杭州市區，其中抽調兩個中隊到紹興和寧波兩個地區參加接收工作；四大隊在臨城集訓時，被分配擔負籌糧支前任務後從湖州、嘉興到達杭州，接收温州和麗水兩個地區。

1949年初，華東局即遵照黨中央的指示開始做接收上海的準備工作，總的部署是:華東局和華東軍區直屬機構的全部幹部力量，都用於接收上海市，山東工作移交給新成立的以康生為首的山東分局負責。南下後的華東局和中原局合併，駐徐州，仍稱華東局。

渡江戰役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南京，同時佔領了滬寧線上的丹陽縣全境。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在軍事解放上海的同時，華東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擺到了首要位置，併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兩套班子:一是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統領部隊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組織以陳毅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

4月24日，華東局組織的“華東南下幹部縱隊”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幹部隨華東局機關和華東野戰軍指揮部渡江到達丹陽，在華東局和陳毅、曾山直接領導下，為接管上海作準備。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幹部先後到達丹陽，有以曾山、許滌新、劉少文為首的財經戰線隊伍，以周林、曹漫之為首的政法戰線隊伍，以梁國斌、李士英、胡立教、揚帆為首的公安戰線隊伍，以夏衍、錢俊瑞、範長江、戴伯韜為首的文教戰線隊伍，共計約5000人。在丹陽集訓期間，陳毅作了重要講話，王堯山（“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第二支隊政委）介紹了上海地下黨的情況，並制定了接管方案，確定由山東昌濰、濰坊、渤海等地區抽調的700多名幹部組成的3個大隊、10箇中隊接管上海近郊10個區。

5月25日，解放軍攻入上海市區，由趙毓華（原昌濰地委書記、“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第二支隊司令員）帶領的2個大隊所屬5箇中隊隨華東局機關行動，從丹陽經南翔、真如進入市區。而由秦昆、江征帆、張振乙帶領的1個大隊5箇中隊因隨九兵團三十三軍籌糧支前，先期從安徽無為縣過長江南下，在勝利完成任務後，26日從浙江湖州經莘莊、龍華進入市區，駐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全部解放後，上海市軍管會接管了國民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會在交通大學正式辦公。“華東南下幹部縱隊”二支隊的幹部還負責接管了楊樹浦區、靜安區、南市區、滬北區、新成區等。參與上海接管的山東南下幹部還包括:顧準（南下前任山東省財政廳廳長）帶領的青州總隊的部分幹部負責接管上海財税系統，李士英（南下前任山東省公安總局局長）等帶領的一批公安幹警負責接管國民黨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機關。

1949年5月上旬，華東局在丹陽附近新豐鎮決定籌建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以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為校長，以“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第三支隊政委劉格平為副校長。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由華東局黨校的幹部、渤海區南下黨政軍直屬機關和下屬部分幹部、隨同南下的華東大學畢業生、上海地下黨市委派來的少數幹部共同組建。

5月中旬，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正式宣佈成立。上海解放後，學校接到向上海進軍的命令，籌辦學校的全體幹部於6月初從丹陽分批出發，經常州、無錫，遷入上海市區辦學。這批南下幹部從此以後開始了新的生活，歷時3年多，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幹部。

為了配備好蘇南的各級黨政軍領導班子，根據中共中央和華東局關於渡江南下接管蘇南地區的指示精神，抽調南下的各級幹部達數千人。不少是“華東南下幹部縱隊”第四支隊幹部。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華東局關於蘇南區黨委、軍區、行署的人選，蘇南行政公署於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蘇南區委員會由陳丕顯、管文蔚、劉先勝、趙明新、鍾民、劉季平、陳國棟、陳一誠、黃赤波、惠浴宇等10人組成，陳丕顯、管文蔚、劉先勝、趙明新、鍾民為常委，陳丕顯任書記。蘇南行政區下轄鎮江、常州、蘇州、松江4個行政區，無錫直轄市和27個縣市。

根據黨中央的偉大戰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南下湖南省委、省政府於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組建，黃克誠任省委書記，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不久即隨軍南下。據統計，在北方各解放區抽調南下入湘的各級各類幹部共14741人，其中男12598人，女2143人，於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先後到達湖南。南下幹部入湘後，其中有12645人進入長沙、湘潭、衡陽、常德、益陽、邵陽、永州、湘西、會同、沅陵、永順、郴州等13個地、市和100多個縣(區)，佔整個南下入湘幹部總人數的85.5%；分配在省直機關各部門工作的有2087人，佔南下入湘幹部總人數的14.5%。

“打江山易，坐江山難”，一晃70載過去，南下幹部這羣新中國第一批“坐江山”的人，已隨着歲月的流逝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但是他們為新中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歷史貢獻理應被世人所記住。

　(根據有關史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