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特點是“單打獨鬥”，那麼拜登政府更多的是採取“拉幫結派”的聯盟方式。美國對華開展全面競爭甚至對抗，已成為疫情後世界秩序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不僅如此，美國還在聯合國開闢“新戰場”。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格林菲爾德週三對國會表示，她正努力監督並控制中國對聯合國的“惡意影響”。她聲稱中國在“積極而脅迫性地使用其在聯合國的力量”，並用“專制手段實現多邊主義”。
中國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的表現與貢獻有目共睹。中國在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一大目標，即消除貧困方面做出的貢獻最大；中國承擔的聯合國會費和維和攤款在會員國中居第二位，派遣的維和人員在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最多；中國已經向國際社會提供超過3.5億劑疫苗，包括向80多個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0多個國家出口疫苗。中國在政治、人力、財力上對聯合國提供支持，已成為多邊主義的強大支柱。
美國指責中國在聯合國進行“滲透”和“惡意影響”的一個理由，是因為中國人擔任聯合國多個機構的領導人。這是站不住腳的。目前，中國人擔任負責經社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五常不能擔任秘書長但可以選派一人擔任副秘書長，這是聯合國成立以來就形成且得到會員國認可的慣例。中國還擔任聯合國五個專門機構的領導人。這是通過合法程序選舉產生的，體現了會員國對中國為國際組織所做貢獻的一種認可和支持。事實上，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在聯合國是職員代表性不足的國家，擔任中高層管理職位的人員更是嚴重不足。而美西方國家長期佔有聯合國機構的主要領導和決策崗位，主導聯合國的議程設置。這才是聯合國改革應該有的一個方向。
事實上，在全球進行脅迫的是美國。美國正加快步伐拉攏歐洲和亞洲盟友，把它們綁上其與中國對抗的“戰車”。這是重回地緣政治博弈和大國競爭對抗的老路，與時代特點和全球主題格格不入，也與國際社會的普遍願望和訴求相違背。美國所謂的“多邊主義”更多地體現在其工具性，服務於其戰略目標和戰略需要。特朗普政府曾退出多個國際組織、條約和機制，因為彼時的多邊主義與其“美國優先”相悖。現在拜登政府重拾和重返“多邊主義”,同樣是因其對華戰略競爭的目標所需。
與美國不同，中國倡導的多邊主義更重視其價值性。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新發展觀和新治理觀的核心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贏。中國倡議共同構建以利益和責任共同體為基礎、以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為核心、由地區命運共同體和國際公域命運共同體等組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多邊主義的意義和前途所在。
聯合國是國際合作的舞台和全球治理的機制，當然不應成為大國對抗的“戰場”。聯合國現在的核心議程是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和平，工作重心是應對氣候變化及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問題與挑戰，而不是任何一個會員國的所謂威脅。如果一個常任理事國把另一個常任理事國視為威脅和挑戰，並且拉盟友進行對抗，那麼聯合國將重新陷入冷戰時期的分裂。如果進一步升級為衝突，則將對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造成致命性打擊。
中美在聯合國有競爭的領域，也有對抗的可能，更有合作的空間。中國歡迎和接受與美國開展包括制度、價值和道路在內的多方面競爭，競爭誰能為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和平做出更大的貢獻、承擔更多的責任，競爭誰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國際公共產品，競爭誰的理念和方案更有利於解決世界面臨的難題。我們不懼對抗但應盡力避免對抗。中美對抗是兩國人民、地區國家和大多數會員國不願意看到的。在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氣候變化和公共衞生等全球性問題上，在防擴散和裁軍、建設和平保持和平、預防和解決衝突等重大安全問題上，中美各有優勢和資源，理應開展合作。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50週年。我們要警惕美國的“大動作”，也要防範其“小動作”。聯合國應被建設成為國際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成為大國對抗的“戰場”。（張貴洪，作者是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