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抗疫）表現勝過了美國，被全世界圍觀。在我們想着‘改變’中國之前，我們需要先改變美國。”
當地時間5月18日，《美國利益》編輯委員會主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該雜誌網站上刊登《中國是哪種政權？》一文。文章篇幅超過4100字，福山花了約3800字對中國進行了一番“高談闊論”，大肆渲染中國是“極權主義”，甚至討論了一番中國應該怎麼“改”。
但他在結尾給出了上述引號裏的結論。從辦事效果上看，到底誰應該“改”，不言而喻。
《歷史的終結》是福山的成名作。作為日裔美國政治學家，他開篇就將中國放在了對立面，聲稱“為了知道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未來幾年應該如何應對中國，我們需要了解它是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就需要同時研究中國歷史及其近期的行為。”
但他建議把討論與最近的中美關係剝離開。
福山指出，這是因為特朗普政府為了轉移人們對其自身應對新冠危機不力的注意力，對中國採取了不必要的挑釁行為，例如一再把新冠病毒污名化為所謂的“武漢病毒”。這不是一種嚴肅的政策方針，“我們對現狀需要進行更冷靜的評估”。
然後，福山就開始介紹他對中國政治歷史的看法。
例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長的連續性歷史之一，但許多西方觀察家對中國歷史的瞭解只到20世紀早期為止，也就是中國被腐朽政權統治的清末時期。
再例如，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創建了現代國家（modern state）的文明，也就是一個在對待公民時“不帶個人情感”（impersonal）的國家。
在對秦朝及以後的中國歷史、官員選拔方式等進行一番分析後，福山提出，中國的政權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中央集權的、官僚的和擇優任用的。與中世紀歐洲看重貴族血統不同，在當時的中國，官員由君主派遣到地方，然後進行輪換。
與此同時，他將法家和儒家進行對比，花費了大量篇幅渲染“極權主義”，然後污衊中國政府現在借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觀察民眾的日常活動”，並試圖歪曲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外交政策。
福山將中國描述成一個有抱負的“極權主義國家”，就像20世紀中葉的蘇聯，而不是某種泛泛的“威權資本主義”政權。
他聲稱雖然特朗普政府針對華為的行為“很笨拙”，而且在很多方面“弄巧成拙”，但“這個目標基本是正確的”。此外，隨着中國軍事實力的穩步增長，相關軍事平衡一直在迅速變化，美國向日本、韓國等兑現所謂“保護”承諾的能力將逐漸減弱，美國需要坦率地面對這一差距。
有意思的是，福山洋洋灑灑寫了3800字來大談特談中國歷史，渲染中國的所謂“極權主義”，甚至妄言起中國應該怎麼“改”，最好變回“一個更常規的威權國家”，或者“向自由國家發展”。
但説一千道一萬，他在多用於總結全文的文章末尾寫道：
“不幸的是，在過去的三年半里，美國一直在盡其所能地削弱自己。”“它選出了一個比起外國競爭對手，更喜歡妖魔化國內對手的領導人。他毫不在意地拋棄了道德高地，這曾經是美國全球力量的基礎。在這場過去三代人經歷的最大危機中，他以如此無能的方式治理國家，以至於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不再把他當回事。”“儘管從整體看，‘民主國家’在處理危機方面的表現並不比所謂‘威權政府’差，但中國的表現勝過了美國。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雙邊比較。”“在我們想着‘改變’中國之前，我們需要先改變美國，努力恢復其‘全球自由民主價值觀燈塔’的地位。”
這不是福山第一次承認中國的抗疫成果。他始終認為國家制度與抗擊疫情的成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繫，而中國抗疫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但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複製借鑑。
這也不是福山第一次就新冠疫情批評特朗普。他4月接受法國《觀點週刊》採訪時表示，“作為美國人，我堅持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併且自戀無知的跳樑小醜已經讓我們十分擔憂了，但是真正考驗這類領導人的，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危機。此外，他並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必須的團結和集體信任。”
“如果在發生了這麼多事後，他仍能在十一月連任，那麼美國人的問題就真的很嚴重了。如果是別人當選，那我們就可以將此作為重要的教訓銘記在心。”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