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備受關注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發佈。數據顯示，我國人口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國人口（不含港澳台）共14.12億人，與2010年相比，年平均增長率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分點。
中國如何看待當前的中國人口現狀？中國的人口峯值何時會到來？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加速、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人口紅利消退等會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哪些影響？圍繞着這些問題，新京報邀請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人口學學會副會長陸傑華，來進行討論。
“當前人口面臨的結構壓力比數量壓力更大”
新京報：如何看待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
陸傑華：對於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有兩個主要判斷：第一，過去十年人口的幾個指標發生了重大的轉向或者説變化，包括城鎮化、年齡結構、性別比、家庭規模等。第二，人口普查的數據傳達出的信息是有喜有憂——“喜”的是我們的城鎮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人口受教育水平明顯提高；“憂”的是年齡結構，特別是勞動力結構的下行、勞動力可能老化的加劇；“憂”的還有人口增速的進一步放緩，家庭户規模繼續縮小至平均每個家庭户人口為2.62人。另外一箇中性的數據是，在流動人口方面，人户分離人口為49276萬人,這給我們的社會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如果我們繼續沿用過去的治理方式的話，可能不適應當前人口流動出現的新變化。
在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的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數量增長的壓力，到了五普、六普的時候，我們面臨着數量和結構並存的壓力，而第七次普查結果顯示，我們當前人口面臨的結構壓力比數量壓力更大——我們當前的人口國情是人口多又老，且老比多的問題更突出更值得我們去關注，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一個很大的人口問題。
“中國進入世界生育率最低國家陣營”
新京報：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平均每個家庭户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這已經是家庭户均人口連續下降，從四口之家減少到三口之家，再到兩口之家。家庭户均人口的下降有哪些原因？
原新：户均人口規模的下降本質原因是低生育率。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91年達到更替水平（即2.1），1992年以後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緩慢下降，在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後略有回升。但是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的總和生育率是1.3，這已經到了超低生育率的臨界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世界來看，2019年全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基本上生6-7個孩子，最低生育率的國家生育率大致在1.1-1.2或1.3，包括新加坡、韓國、日本和一些南歐國家。我國的香港和台灣生育率約在1.1-1.2，現在大陸地區的生育率降至1.3，應當予以關注。
除了低生育率導致的少子化之外，還有一些經濟社會原因加劇了家庭規模的縮小。例如離婚數量的上升，在過去十年中，我國離婚對數從260多萬對漲到了400多萬對，離婚實際上是把一個家庭變成兩個家庭，家庭户均人口就會減少。另外，現在年輕人獨身、丁克的選擇，以及少子女家庭、獨生子女家庭的子女發生意外，可能都會使家庭規模縮小。
陸傑華：户均人口規模掉到“3”反映了家庭規模的鋭減。“3”以上的家庭也就是核心家庭，可能還會佔據主流。不過，根據國家衞健委2016年的家庭調查數據，核心家庭中沒有子女的家庭比重在上升，佔據了18%。也就是説，結婚但是不要孩子的家庭開始變多，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新變化。
“把選擇生育數量的機會留給家庭 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新京報：我國生育率未來趨勢如何？低生育率是否會保持？
原新：低生育率要在短期內回升比較困難。現在增加一個孩子的成本非常昂貴，不僅僅包括經濟成本，還包括時間成本、社會成本、政策成本，這些都約束了人們多生孩子的意願。
新京報：近期關於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討論較多，全面放開生育是否能提振生育率？
原新：中國由生育政策決定生育率走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但要提振生育率很困難，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政策效應只在短期內釋放，整體效應具有侷限性。歐洲一些低生育率國家出台的措施，比如完善社會家庭支持政策，增加生育的津貼，延長免費教育等，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中國低生育率水平的現象，還會持續較長時間。
陸傑華：我同意要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放開的節點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動。為什麼？因為當前育齡婦女規模和比例都在下降，如果放晚了，這部分就錯過了。當然，也可能放開了生育限制，很多人選擇不生孩子，但是生不生是公眾自己的事情，而有沒有給予生育的機會則是另外一回事。
新京報：“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關於生育政策你有何建議？
原新：優化生育政策意味着我國不會止步於全面二孩政策，還會進一步寬鬆。但放寬生育政策不是為了提升生育率，而是着眼於把選擇生育孩子數量的機會留給家庭，政策層面則要在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上做文章。
政府需要構建一個生育安全和生育關懷的公共政策體系。首先，要在法律和政策層面上修改、消除、廢止那些與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不相符合的規定。其次，要構築家庭發展支持政策，包括嬰幼兒的托育及小學教育、陪產假、生育津貼、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制度等，以及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體系。第三，要加強生殖健康的相關服務，包括對青少年的性教育和生殖健康教育，以及婚檢、孕檢、產檢、嬰兒關懷等服務，還有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最後是整體社會環境的改變，包括文化環境、輿論環境要從原來主張少生、晚婚晚育進行轉向。
這一體系建立起來，並不一定就會使得人們更願意生孩子，但這是政府的一個責任，無論家庭是否生孩子、生幾個孩子，都應該公平地得到政策的關照和服務。
“明年或者後年老齡化率或超20%，進入中度老齡化”
新京報：從年齡構成來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60歲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13.50%。與2010年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4.63個百分點。如何看待我國的老齡化形勢？
原新：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特點可以總結為四個“超”。一是超大規模的老年人口，2020年普查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億人，據其預判2025年老年人口會超過3億，2033年會超過4億，到本世紀50年代達到峯值時會有5億左右，也就是説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在未來30年之內還能翻一番。
第二是超快速度的老齡化進程。我國老齡人口翻一番的速度非常快，大概只要25年左右，發達國家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新興工業化國家大概需要三四十年時間。
第三是超高水平的老齡化程度，我國目前的人口老齡化水平低於發達國家，但是高於發展中國家，30年以後，我國會進入世界老齡化國家最高的方陣中。
第四是超級穩定的老齡社會，等到老齡化進程快速走完以後，本世紀的下半葉，人口結構將會非常穩定，1/6是小孩，1/2是勞動年齡人口，1/3是老年人。
國家為應對老齡化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國GDP總量在不斷提升，1978年中國GDP只相當於全世界GDP總量的1.6%，去年達到全世界GDP總量的17%，正在逐步走向富裕。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改革養老保障制度，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內，現在基本養老保險已經幾乎做到了全覆蓋，未來保障水平會越來越好。伴隨着健康中國戰略的落實，全體國民的健康狀況也能不斷好轉。
現在更應該着重關注的是農村養老問題。我國流動人口80%以上來自農村，80%以上進入城鎮，80%以上是青壯年人口，流動人口給農村帶來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殘疾人，給城市帶來的則是人口的活力，延緩了城市老齡化進程，降低了城市的老齡化的水平。農村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能力和政策的儲備遠遠不及城市，而農村恰恰又是人口老齡化大潮衝擊的第一站，所以對農村養老問題、鄉村振興問題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陸傑華：我認為應該動態地認識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別是老齡化的變化。從動態來看， 2000年五普的時候，我們進入老齡社會，到2020年老齡化的速度就加快了，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從10%增長到了18%，也就是在20年間增長了8個百分點，現在老齡化速度已經很快了。但當前的老齡化速度還不是最快的時期，未來兩三年可能是老齡化更快的時期，明年或者後年老齡化率可能要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化。
加速的老齡化對我們來説是機遇也是挑戰——機遇指的是，動態來看，我們的老齡化速度很快，但是橫向和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相比，我們的老齡化程度還比較輕，我們要利用好這個迴旋時間來為應對老齡化做各種經濟社會方面的準備。老齡化帶來的挑戰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區域之間的差異。31個省老齡化水平不同，有些快有些慢，但其中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是，有些社會經濟並不是特別發達的地區，老齡化速度反而更快。第二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農村的老齡化速度要快於城鎮。在應對老齡化的挑戰中，我們要去改變過去重城市輕農村的理念。如果不改變這一理念的話，可能會持續增加未來老齡化的壓力。
新京報：陸老師提到未來兩三年中國的老齡化程度會達到20%，當一些發達國家的老齡化達到這一水平的時候，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當前相比是怎樣的？
陸傑華：2020年，我們的老齡化達到18%的時候，人均GDP超過了1萬美元。當發達國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時候，我們的老齡化速度不僅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一些發展中國家。所以，從經濟發展來看，我們的老齡化是未富先老，也有人不同意説叫邊富邊老。但不管是哪一種，我們國家的“富”和“老”是同步的。尤其是我們的農村地區，老人很多，但是農村的收入水平相對比較低。如果我們應對老齡化不及時，可能會面臨“慢備快老”的形勢，即應對老齡化的準備很慢，但老齡化的速度很快。所以，希望我們應對老齡化的準備以及制度安排，最起碼能夠和老齡化的速度同步，這樣能夠使得今天的老人和明天的老人能夠共享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紅利。
“應充分利用現在低齡老人比較多的優勢條件 逐步推進延遲退休”
新京報：為應對老齡化，延遲退休議題引發關注。寧吉喆局長在發佈會上提到，在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中，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占55.83%，這些低齡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識、經驗、技能的優勢，身體狀況還可以，發揮餘熱和作用的潛力較大。如何看待延遲退休政策？
陸傑華：“十四五”規劃中提出漸進性延遲退休，我個人贊同延遲退休：第一，延遲退休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可以延緩人口紅利期。現在人的壽命在一定程度拉長，可以通過考慮延遲退休延長人口紅利期。第二，延遲退休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有利於平衡我們的養老金需求。第三，延遲退休對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健康認知等都會帶來積極的影響。
所以，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現在低齡老人比較多這一優勢條件，逐步推進我們的延遲退休。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延遲退休的制度安排上還有很多欠缺。比如，我們當前對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不夠，保障老年人的勞動權利的法律沒有跟上，如何幫助老年人適應新的工作機會的安排也沒有跟得上，這些都會影響老年人的參與。另外，現在農村老年人的工作時間比較長，他們的經濟收入和其他的保障也要跟上。
原新：我國的退休制度是上世紀50年代制定的，那時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只有43歲，城鎮化水平只有13%，人們都從事的是重體力勞動，婦女平均生6個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連小學畢業都達不到。而到今天，我們的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7歲，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接近10年，也就意味着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基本上推遲了10年，而末端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沒有變化。同時，受過大學教育以上的人口已經達到2.2億，佔總人口的15.5%。壽命延長了30多年，接受的教育水平在提升，在勞動力市場時間反而少了10年。這是一種浪費，我們有義務延長創造財富的生命週期，為社會帶來更多的財富，也使整個國家的經濟得到更進一步的可持續發展，同時能使個人收入水平得到更好的提高。對於個人來説，延遲退休意味着工作期間可以積累更多的養老金，也就保障了退休以後的收入水平。
“人口紅利不會消失 但會由高勞動參與率轉向高勞動生產率”
新京報：國家統計局表示，人口紅利依然存在，我們當前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大概還是8.8億人。但與2010年相比，16~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4000多萬人。如何看待當前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還能夠在中國經濟中發揮多大作用？
原新：我國的人口紅利不會消失，而是會轉型。人口機會需要經濟條件的匹配，只有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系列決策能夠與人口機會相匹配，才能夠將人口機會激發起來，轉變成經濟的紅利。從我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來看，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價格非常低廉，同時人口撫養比降低，形成很好的人口機會；與此同時，由於改革開放促進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引進了大量的外資，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這二者的匹配使得我國依靠高勞動參與率收穫了第一次人口紅利，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蹟。
未來，我國依然具備人口機會。現在勞動人口為8億多，到本世紀末約為6.5億，勞動力規模依然龐大，勞動力的供給優勢還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突飛猛進，1982年人口普查時總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不到0.4%，現在達到15.5%，按照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40%的標準來看，我國已經進入了大學教育普及階段。這意味着，未來我國的人力資本的存量會越來越雄厚。另外，延遲退休也將成為勞動力的支撐力量之一。如果男女退休年齡均延遲到65歲，勞動力人口大約會增加1.5億，基本抵消了未來30年減小的勞動力數量。
要將這樣的人口機會轉變成紅利，需要經濟的轉型。我國經濟不能再依靠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了，而要轉變為依靠資本密集型、金融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提升勞動生產率，在這樣的產業環境中，更多依賴的是勞動力的素質，也就是人力資本。因此，人口機會會隨着人口轉變發生轉型，收穫人口紅利的手段和條件也會轉型，未來的人口紅利將由高勞動參與率轉變為高勞動生產率。
陸傑華：我們的勞動力總量確實還比較大，但我們要比較關注比重的下降。七普表明我們的人口一個很重要轉向是結構的下降，勞動力老化的問題更突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那年勞動年齡的人口總規模是最高的，從2011年開始這9年一直在持續下降，總量下降了4000多萬。從比重看，六普的時候，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的佔比是74%。與之相比，現在這一數據下降了接近6個百分點，下降速度相對較快，這會對未來經濟發展、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帶來重要的影響。
我們國家當前還是人力資源大國，但還不是人力資本的強國。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依靠人口總量，還要依靠年齡結構的活力和動力。我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不能像過去那樣一味依靠勞動力數量作為經濟發展紅利這個模式，我們要改變和超越過去人口紅利的模式，要從依靠勞動力數量轉向依靠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通過提高勞動力受教育的水平等把教育的紅利變成經濟發展的紅利，形成我們第二次的人口紅利。另外，我也特別關注性別紅利，這兩年女性的就業機會在下降，我們要能夠提供性別更加平等的就業機會，充分利用女性就業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