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真故研究室 （ID：zhengulab），作者：冬尼亞，編輯：馬路，頭圖來自：《地獄公使》劇照
6月30日上午，韓國全羅南道莞島，一輛沉底的奧迪汽車被打撈上來。車裏塞着三具高度腐爛的屍體。經確認，正是已經失蹤多日的10歲女孩趙友娜和她的父母。
一個月前，趙友娜的父母找學校老師請假，説要帶孩子去濟州島體驗生活一個月。實際上，他們則是舉家開車去了全羅南道莞島郡的一家養老院，窩在裏面整日不出門。
年幼的趙友娜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看到父親每天趴在電腦前，忙着搜索着什麼。直到有一天，她在昏睡時被母親抱上汽車。父親一腳油門，帶一家三口衝進了深海。
父親在網上搜索的東西，是“LUNA幣”和“安眠藥”。
“LUNA幣”是在韓國非常火熱的加密貨幣。幾個月前，趙友娜的父親就一直沉迷炒幣，不料五月初，LUNA幣的幣值在48小時內從90美元暴跌到不足0.0001美元，幾近清零。
這對趙友娜的家庭是致命的打擊。不僅賠得血本無歸，還背上鉅額債務。絕望的夫妻決定一起投海自殺，為了不讓女兒太過痛苦，他們在出發前給女兒灌下安眠藥。
因炒幣而失去生命，這在韓國早已不是第一例了。最近幾年，炒幣在韓國捲起了狂潮，5100萬的韓國人口，承載着世界30%的加密貨幣交易量，而年輕人是主力軍。
據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FSC）統計，在韓國，炒加密貨幣的20～39歲年輕人共有308萬，佔這年齡段全部人口的23%。也就是説，每五個年輕人裏，就有一個在炒幣。今年第一季度，在韓國四大虛擬貨幣交易所上，又新增了250 萬個新賬户，其中六成多是年輕人。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説，炒幣早已不是業餘的消遣，而是未來全部人生的賭注。
一、炒幣就是未來
2018年，23歲的體育生李京燻還在上大學，他把自己的獎學金、兼職費660萬韓元（約3.9萬人民幣）投在了以太幣和瑞波幣上，平均每天花10個小時研究走勢。他説：“我再也不想當什麼老師了，我很確信，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在同一年，另一個20歲的大學生失去了未來，因為炒幣失敗而患上憂鬱症，自殺身亡。一個月後，又有一個30歲的IT從業者在虛擬幣上虧損近1萬美元后自殺。
儘管面臨血本無歸的風險，這幾年還是有無數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殺入虛擬幣的戰場。
去年，三星公司的一名員工的離職信傳遍網絡。該員工聲稱自己炒幣淨賺400多億韓元（約合人民幣2.3億元），決定辭職享受人生。
這樣的暴富神話像海妖的歌聲一樣，誘惑着在生活裏撲騰的人們。
擁有耶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鄭在恩在一家跨國化妝品公司做文創經理。她在比特幣上投了3萬美元，原因只是跟風。“身邊的朋友都在談論這個，幾乎每個人都投了錢。”她的語氣似乎有些無奈，“而且確實很多人都賺了錢，原來經濟緊張的人換了新款包，還有人換了車。”
“買幣就是時尚。”另一個首爾大學生也認同這一點。
這股風讓韓國兩成的網吧關了門，專心“挖礦”比特幣。去年，經韓國網友計算，一個擁有200台電腦的網吧，每天挖礦15小時，就可以獲利100萬韓元左右，約合人民幣5800元，遠高於網吧正常營業的收入。
頂級足球俱樂部的球員也抵擋不住誘惑。也是在去年，曾經的豪門俱樂部首爾FC正面臨保級危機，而隊內盛行的炒幣風氣是球員水平下滑的一個原因。比起炒幣能帶來的利潤，贏球的獎金似乎都變得微不足道。在訓練中，年輕球員都在熱烈地討論炒幣，而非足球。新教練上任後試圖整改這一情況，卻遭到球員的聯合反對。
眾人對炒幣的激情像是匯成一堵牆，共同屏蔽反對的聲音。
政府曾試圖加強監管，司法部長樸相基稱虛擬貨幣交易是賭博行為，計劃出台法案禁止民眾通過交易所進行虛擬貨幣交易。然而，幾天後一份超過13萬民眾簽名的請願書被遞交到青瓦台，抵制這項提案。最終，樸相基撤銷了提案，並公開道歉。
金融委員長殷成洙也曾要求虛擬貨幣交易所依法完成註冊，否則將被全部關停。他説，虛擬貨幣無法被認定為是金融資產，它只是一種投機媒介。
就在他發言的第二天，一個企業職員在韓國總統府官網發出請願，“要求殷成洙金融委員長辭職。”他還在請願書中諷刺道：“四五十歲的這代人都在投機買房，二三十歲的人投資虛擬貨幣就是歧途？我們只是在向前輩學習。”很快，這封請願書就得到了20萬人的支持。在韓國，一旦請願超過20萬人支持，政府就必須得作出回應。
被輿論裹挾的政府，在2017年底開始將虛擬貨幣合法化，於2021年正式確認虛擬貨幣為公民合法資產，將交易所認定為正規金融機構。炒幣變得和炒股、買基金一樣，成為一項進入千家萬户的日常投資活動。
就連總統選舉，各黨派候選人都要通過表示對虛擬幣的絕對支持來獲取選票。今年當選總統的尹錫烈就畫出大餅説要進一步放寬加密貨幣交易政策，還推出了以自己照片和視頻為原型的NFT，真讓人感嘆韓國人也太容易被收割了。
二、金勺子、木勺子、泥勺子
2021年是虛擬幣交易形勢大好的一年，比特幣從年初的2.9萬美元，一度漲到了歷史最高點的6.9萬美元，應該確實讓一些人賺到了錢。但到了今年，各個幣種都在持續下跌。比特幣跌至2萬美元，距最高點跌落70%；以太坊從去年最高的的4800美元降到了800美元。更不用説最慘烈的LUNA幣，直接讓人一夜鈔票變廢紙。
LUNA幣誕生時，和韓國知名加密貨幣平台“Terra”上的穩定幣UST掛鈎，而UST長期維持在1UST約等於1美元的價格，曾經是全球第三大穩定幣。
憑藉和美元間接掛鈎的特點，LUNA幣一度在韓國爆火。但UST等值美元本身就是場海市蜃樓，平台根本沒有足夠的美元儲備。一旦跌起來，那就是萬丈深淵。
圖｜LUNA幣的獲利機制；LUNA幣與UST的死亡螺旋
幣值的暴跌如同抽走高牆最下層的磚，把牆內做着美夢的人砸醒。LUNA幣大跌後的幾日，在韓國搜索引擎上，“麻浦大橋”的搜索量大增，這座鄰近券商和投資機構的大橋一直是韓國的熱門自殺場所。
曾經押上全部積蓄的，將要面臨露宿街頭；為了炒幣辭去工作的，在20出頭的年紀就背上鉅額貸款；仍不死心的，還在準備抄底。
前幾天，LUNA幣又改頭換面成“LUNA 2.0”重返幣圈，依然有人買單。
為什麼韓國年輕人如此熱衷炒幣，甚至要前赴後繼地往幣圈“送人頭”？
因為很多人早已確認，在房價、物價飛漲的當下，工作已經無望，只有炒幣才是唯一的出路。
僅佔韓國國土面積0.6%的首爾，卻住着接近20%的人口，可想而知房價有多高昂。2017年，平均每套房交易價是6.06億韓元（摺合人民幣352.1萬元），到了2020年房價漲到9.57億（合人民幣550.2萬），漲幅達56%。
與高房價相對的是普遍微薄的工資和越來越嚴酷的就業形勢。在韓國，像三星、LG、現代這樣的財閥企業的營收佔據國家GDP的80%，卻只提供5%的就業崗位。剩下的小企業雖然能容納88%的就業人口，但提供的工作技術陳舊、報酬低、不穩定，只是年輕人的無奈之選。
年輕人都想捲進光鮮的大廠，卻發現有時再努力都填不平階級的鴻溝。大企業都青睞名校畢業生，而早在2000年的數據就顯示，在首爾大學，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16.8倍。
“勺子理論”一直在韓國盛行，意思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孩子，能天然地過上體面的人生，而那些口含木勺子、土勺子、泥勺子的，將會永遠被困在底層。這聽着像老生常談的抱怨，但學者調查後發現，2000年以後，韓國人的財產平均有42%是由繼承所得，留給年輕人奮鬥的空間確實有限。
這也就很容易解釋，在2019年的一項社會調查裏，88.6%的受訪年輕人都堅信父母的財富和地位決定了子女的未來，階層躍升幾乎無望。
虛擬幣的出現宛如最後的吊索。抓住它，也許才能爬上去，買到不眠不休工作幾十年都夠不上的房子，過上體面的生活。
三、高樓下的陰影
高房價、就業內卷導致的階級固化，在東亞已經非常普遍，而韓國特有的“財閥經濟”，讓這一問題格外嚴重。
20世紀60年代初，韓國還是極度貧困的農業國，當時的總統朴正熙引領國民開啓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化轉型，無數工人用血與汗拼出“江漢奇蹟”，讓韓國經濟快速增長，教育爆發式擴張。
也就是在那時，家族大企業在政府的支持和保護下發展了起來，形成了財閥。在朴正熙執政的時期，強政府與大財閥尚能相互挾持，而在1987年韓國走向民主化後，政府對財閥的制衡能力下降，導致寡頭資本不斷擴張。
1998年，金融危機橫掃亞洲，韓國也未能倖免。本身，韓國就是靠着高舉外債堆出了財閥，而當金融危機降臨時，匯率崩潰，大量的外債讓國家直接瀕臨破產，只能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讓渡一部分管理權力的後果就是在第二年失業人口超過130萬人，自殺率提高42%。
為了拯救國家，韓國民眾自發把家裏的金子捐出來，一共捐了227噸，相當於國家一半的外匯儲備。
國家是救回來了，但各行各業必須面臨巨大的結構調整。中產階級大規模縮水，大量下沉到下層階級，這導致工薪階層失業、降薪、晉升困難的情況變得常見，很多人開始把長期不穩定就業視為常態。
風暴過後，人人自危，財閥的大廈卻屹立不倒。韓國在經濟危機後變成 “沙漏型社會”，下層越來越多，越來越苦，而資本卻在持續擴張，讓個體的價值不斷貶值。上層階級對民眾的“吸血”，不只在於財產，更是精神的折磨。
最近幾年，財閥傾軋普通人的事件在韓國屢見不鮮。2014年，一家航空公司會長的女兒因為不喜歡頭等艙送夏威夷果的方式，在機場迫使已經在滑行的客機返回登機口，要求空乘人員給她下跪，在將其趕走後才允許飛機起飛。
職場霸凌也滲透在各個角落。下屬排成一排給領導撐傘，領導霸佔電梯，領導掌摑、辱罵下屬……據調查，韓國29%的職員表示曾遭受過上級的虐待。還有財閥操縱娛樂圈，迫害明星的新聞可以説是全球聞名。
現在的韓國影視劇裏，也常常描繪財閥的高壓與恐怖，有的也不乏諷刺，和人們喜聞樂見的普通人“復仇”的戲碼。
不過，當回到現實，看着手裏薄薄的工資，再抬頭望向深入雲霄的摩天大樓，韓國年輕人發現自己被這些林立的高樓投下的巨大陰影籠罩，喘不過氣來。面對遙不可及的房價，嚴酷的職場環境，永遠都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年輕人們開始不願再相信“勞動創造價值”這一曾經普世的道理。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成為“達觀一代”——掙得少，沒有正規職業，沒有晉升空間，但依然安於現狀。還有很多年輕人自稱 “三拋一代”，即拋棄戀愛、結婚、生育，獨自一身輕。
“三拋一代”、“達觀一代”最嚮往的職業是公務員，2019年韓國有50萬年輕人在家不工作，全職備考公務員，只求“上岸”。可惜公務員考試競爭太激烈，有的崗位錄取率僅有2.4%，比哈佛的錄取率還低。
通過常規手段無法上岸，許多韓國人不得不放手一搏，將人生全部底牌壓在賭桌上。“賭性”長期根植於韓國人的基因。
九十年代，韓國經濟飛速增長，人均收入翻倍，很多暴富者都染上了賭癮。國內禁賭，就專門飛到海外的賭場揮霍。去的人多了，很多海外賭場的VIP包房開始專門為韓國賭客準備泡菜和紫菜包飯。
經濟危機後，韓國開啓了全民炒股的時代，散户們在股市殺紅了眼，為了抵擋通貨膨脹，也為了實現暴富夢想。由於沒有年齡限制，韓國股票交易所裏活躍的帳户達6000萬個，超過了韓國的總人口。在今年3月份的三星電子股東大會上，甚至出現了數名小學生股東的身影。
如今韓國年輕人選擇全職炒幣，甚至是貸款炒幣，也是在求一個出路，製造新時代的“江漢奇蹟”。只是這條路過於虛無，終究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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