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曾偉富】
近期，蘋果在中國的供應商之一、代工iPhone等產品的台灣企業和碩被曝出違規使用學生工人。蘋果公司很快也對此事作出回應，暫時停止了與和碩的新業務合作。
據媒體報道，涉事的是和碩在上海和崑山的兩家公司，它們違規使用學生工，要求學生工人在實習工作期間加班、上夜班。
電子行業的“血汗工廠”在輿論場上早已不是新鮮事了。圍繞着當下進廠實習的境況，也有不少網友説出了自己的故事。筆者關注的則是這條新聞所引發的另一個討論：
隨着近年來供應鏈的重組，尤其是在進軍東南亞之後，蘋果還需要中國製造嗎？
確實，蘋果公司的多個供應商早已經把代工廠佈局在了東南亞各國。不過，他們的單位產出依然遠低於中國大陸的工廠。在同樣的設備技術下，中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是最高的。
更關鍵的是，如果説違規用工行為是標榜人權的美國企業無法觸碰的紅線，那麼東南亞的情況恐怕會讓他們很頭疼……印度尼西亞、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在產業勞工上的問題，可比中國複雜得多。
蘋果公司網站上的供應商行為準則
外勞的隱患
隨着全球化的加劇以及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東南亞各國之間勞動力跨國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也是對剛剛成型的東盟一體化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海外勞工羣體不時會對遷入、遷出國的雙邊關係造成不利影響。因為大規模勞工流動是導致國家國民經濟收入減緩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國家的海外勞工政策通常無法做到兼顧全局和長遠考慮，在處理海外勞工問題時主要考慮本國利益，很難同時顧及遷出國的需求，這就容易引起遷出國不滿。有的國家還會把非法勞工問題掛鈎人權，以此干涉他國內政，挑起外交糾紛。
以泰國、馬來西亞為例，其國內有專業技能的勞動力多前往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業，其他非熟練技能勞動力多集中在工作相對輕鬆簡單的服務行業。工作量大的製造業中多數是外勞，其中也不乏非法外勞。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泰國400萬外勞中有270萬是非法外勞，馬來西亞300萬外勞中也有近100萬是非法勞工。
2018年美國《大西洋月刊》就曾經發表文章，談到馬來西亞的外勞：馬來西亞將自己稱作“外國公司的天堂”，現今有超過5000家企業入户馬來西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電子公司在馬來西亞的業務經營已經達到數十億美元。
馬來西亞寄希望把電子產業發展成支柱製造產業，致力於打造從半導體到電視再到電腦鍵盤的各種電子產品，這些佔據了其36%的出口，也支撐起了其國內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
馬來西亞這套經濟發展模式成功的核心便是依靠外來勞工，然而馬來西亞的外勞卻面臨着糟糕的處境，他們需要支付高昂的招聘費用，還要面對護照被沒收、沒有行動自由、生活環境惡劣等一系列問題。
供應鏈生成的體系內，在供應鏈頂端的企業會因為有政府的監督和過往良好的記錄，在保護外勞的權益上有較強的執行力度。然而在供應鏈的下端工廠則規模不一，僱主往往是招聘方。在東南亞多數國家，工人保護措施既薄弱又執行不力，所以外勞自然而然地成為被侵犯人權和濫用勞力的對象。
如果蘋果公司希望按照在中國執行的人權標準，去管理代工廠及其供應產生的勞工，可謂難於上青天。
資料圖
低工資並不是低成本，關鍵在工作效率
電子製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也是中高端製造業，在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伴隨着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和少子化階段，勞動力工資成本顯著提升。但是這一階段，普通民眾的受教育程度也提升了。
從受教育年份來看，2018年，中國2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份為7.8年，而20-24歲之間的平均受教育年份已經增長到11.14年，這個數據已經只低於新加坡和文萊，而高於馬來西亞（10.5年）、菲律賓（9.6年）、泰國（8.3年）、印尼（7.9年）這四個主要製造業國家。
就熟練技能和英語普及程度來看，東南亞主要製造業國家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受益於職業技能教育的完善，英語教育普及程度較高，在熟練技能工人獲取程度方面高於中國，泰國、越南等國則遠低於中國。
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加之中國人口基數規模倍數以東南亞，所以總體上中國熟練技術工人的獲取容易度高於東南亞國家，這能為各大電子業產商源源不斷地提供穩定的有熟練技能的勞動力。
吃苦耐勞是中國人的一大特點，根據2017年的相關統計數據，中國工人每週工作時間為45小時，東南亞主要製造業國家中只有緬甸、柬埔寨以每週47個小時高於中國，其他國家均低於中國的勞動時間，其中東南亞第一大勞動力國家印度尼西亞每週工作時間只有39個小時。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低工資並不是低成本，製造業發展的關鍵依然是生產效率，在對比中國工人與東南亞工人在受教育程度，獲得熟練技能工人難度和工作時長後，可以看出中國勞動力的供給依然對蘋果這類電子製造業富有吸引力。
工會成了攔路虎
更關鍵的一點是，東南亞的低工資只是“表面現象”。要知道，東南亞多數國家在法律上承認工會的獨立性，允許工人通過罷工的方式同資方議價，隨着東南亞一些國家改革和政治自由化的推動，工人對於工資上漲的要求會越來越高。
以泰國為例，泰國工會與政府協商，通過了最低保障工資即每月最低9000泰銖（2000人民幣）的標準。在此基礎上，加上各種勞保費、加班費以及需要支付的各項政府強制性的保險費等費用，使之支付成本已經接近中國三四線城市的工人工資，加上泰國每年有着各類節假日，導致在同樣的成本下，生產效率只有中國的80%左右。
同時，東南亞國家的工會組織也成為工人怠工乃至罷工的保護傘，並且在未能滿足工人漲薪要求後，直接煽動工人對企業進行正常生產干擾，最終造成社會和政治動盪。
在越南工會的運作下，越南政府通過的《勞動法》規定，外資企業每年要以30%的幅度漲工資；在印度尼西亞工會的帶領下，印度尼西亞工人發起了全國全行業大罷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資50%；柬埔寨最大的反對黨救國黨領導人桑蘭西發起“天天示威”活動，與反對黨聯繫密切的5家工會組織也發起全國工人罷工活動，要求將工人工資從現在的大約100美元大幅提高到每月160美元。罷工在金邊郊區的工業園還逐漸演化成暴力衝突……
東南亞國家政府在處理工人罷工事件時，多數情況是以維護社會穩定為原則，不斷與工會妥協，最終滿足工人要求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當地的企業，這對製造業來説可謂是滅頂之災。
對比之下，中國的工會在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外，更多時候是協調企業與工人的關係，發動和組織工人完成生產任務和工作任務，組織工人蔘加企業事業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提高工人思想政治素質和文化技術素質等等。
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工會組織是企業發展的潤滑劑，而東南亞國家的工會組織則時常扮演企業發展攔路虎的角色。
結語
近年來隨着中國勞工成本和生產成本的提高，很多製造商開始轉向勞動力相對廉價的東南亞國家，但這種轉移主要集中在低端製造業，在中高端製造業中，各大廠商的轉移步伐則比較謹慎。這裏面有着各種利益權衡，而上文提及的勞工問題更是橫亙其中的關鍵因素。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蘋果公司在此次事件上的表現，説明以蘋果為代表的西方企業在制定供應鏈和代工廠勞工管理制度時，帶有稜角效應——往往自身的問題無法得到改善，而需要通過他者的映射來獲得滿足。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化分工合作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國都不可避免地參與到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當中。尤其在當下RCEP正式簽訂的大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等國在生產合作上也將邁上新的台階。未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電子製造業上，更多是合作共贏而不只是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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