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照管60個“小號”、3部手機隨時連着充電寶、上廁所開會都不忘“刷分”……這不是淘寶大V在賣貨，而是社區工作者在應付各種形式化考核。新華社記者發現，困擾基層更深層的形式主義，是一種令其深陷無力感，甚至體會剝奪感的“被動形式主義”。
自中辦將2019年定義為“基層減負年”以來，破解“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起來輕飄飄”的形式主義問題就備受矚目。
從相關報道看，各地既減“文山”又減“會海”，並對過多過頻的督查考核舉起了“斧子”。應該説去年掀起的這股“基層減負熱”取得了積極成效。至於實際效果，基層工作者無疑最有發言權。新華社記者調查顯示，一些地方基層工作者的實際工作負擔並不輕。
比如社區工作者李強(化名)，即使和女朋友約會也不能耽擱“打卡”。所謂“打卡”，是每天把60個App賬號登錄一遍，“斷籤”一天，年底這項考核就可能過不了關。記者走訪多個社區發現，類似情況並非個案，3-5部手機是社區工作者的標配。
“八小時工作制”下，李強每天登錄一遍60個App要花4個小時，即使現在也要用兩個小時。這意味着每天“打卡”要佔用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或佔用8小時之外的個人時間。對一個社區工作者而言，這是種長期而沉重的負擔。
實際上，一人管60個“小號”只是基層負擔之一，除此之外每天還得看工作羣消息、填各種表格等，有基層幹部感慨，“看”“聽”“填”這“鐵人三項”，差不多每個社區都能出金牌選手。社區工作者的工資待遇並不高，卻承受着“舊負+新負”的工作壓力。某種程度上來説，這是一種被動的形式主義。除了增加社區工作者負擔外，還滋長了某些歪風，亟待根治。
之所以出現一人管60個“小號”等現象，其一，為基層減負文件沒有落實到位，只見“文件減負”不見實際減負。其二，某些上級部門只顧給基層增負，根本不顧及基層工作者感受。其三，基層工作者身處政務系統最底層，在減負方面沒有話語權。
試想一下，當一名基層工作者在承擔其他工作任務的同時，每天還要在60個App賬號上“簽到”“刷分”，重複簡單無聊的事情也沒有成就感，甚至會對自己的職業前景產生懷疑。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基層工作者缺乏人性化待遇，基層治理效果可想而知。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這句語形象地概括了基層工作特殊性——既複雜又繁瑣。這意味着為基層減負要下大力氣，不僅要減掉不合理的存量負擔，更要嚴格控制新增的不合理負擔。理想的辦法是，對基層工作的內容和數量實行清單管理，以法來規範。
為基層減負需要“頂層設計”，但減負效果需要“基層評價”。如果上級有關方面為基層減負的成效由基層工作者匿名打分，或許才能“逼”出真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