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地時間12月6日，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宣佈所謂“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不會派出美國官方代表團出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美方做法嚴重違背奧林匹克憲章確立的體育運動政治中立原則，同更團結的奧林匹克格言背道而馳，站在了全世界廣大運動員和體育愛好者的對立面。中方對美方表態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將作出堅決反制。
對於美國政府不斷炒作話題並製造對立，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最新報道，國際奧委會資深成員、前副主席龐德表示，美方此舉對北京基本不會產生影響。
龐德曾於今年7月23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欄獨家專訪。他明確表示，抵制奧運會是短視和消極的，且歷史上抵制奧運會的行動“從未達到其目的”。
值抵制言論甚囂之際，特重刊此文。
歷經一年延期，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以“空場奧運”的方式在7月23日啓幕。
去年3月，理查德·龐德是最早公開表態支持東京奧運會延期的國際奧委會委員。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這位國際奧委會委員、前副主席回憶稱，當時奧運會籌備工作“正明顯滑向深淵”。有人甚至提出，是否應當取消東京奧運會。龐德指出，其實還有另一種沒有寫進主辦協議的選擇：延期。
然而，一年後，圍繞東京奧運會是否應當舉行的爭議並未平息。7月12日，東京都第四次因新冠疫情進入緊急狀態。即使奧委會採取了取消觀眾、限制開幕式代表團人數等措施，共同社6月21日的民調顯示，86%的受訪民眾仍擔心奧運會將導致疫情擴散。
國際奧委會前副主席理查德·龐德。本人供圖
龐德相信日本政府和東京奧組委的防疫措施，年近八旬的他説：“如果我們認為這是危險的，我們就不會在那裏。”對於日本社會的反對之聲，龐德相信，一旦奧運會開幕，人們的態度就會轉向積極。
疫情並不是國際奧委會面臨的唯一困難。當地時間7月9日，歐洲議會通過無約束力議案，呼籲歐洲聯盟成員國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不過，龐德相信各國和地區政府不會這麼去做，因為歷史上抵制奧運會的行動“從未達到其目的”。
東京奧運會不存在健康風險
中國新聞週刊：東京奧運會即將開幕，但有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依然反對和擔憂舉行本屆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如何看待這種民間的聲音？是否會考慮和日本社會加強溝通？
龐德：總會有不同聲音。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前夕，也有很多有關健康風險的負面信息。有些媒體和研究者稱，會有運動員因為霧霾死在奧運村裏。但後來奧運會成功舉行，證明這種言論只是很瘋狂而已。
對國際奧委會來説，我們依賴於我們所能獲得的最好的科學和醫學知識，基於科學證據對日本政府承諾，保證舉行奧運會不會明顯增加運動員和日本民眾的健康風險。日本政府給出的建議是，國際奧委會只談論奧運會，而日方會處理有關民眾輿論的問題，因為他們更瞭解日本公眾。國際奧委會遵循了這一建議，所以我們不再試圖專門向日本公眾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必擔心。
我認為公眾會改變主意的。一旦奧運會開幕，大家發現國際奧委會組織得力，比賽很有趣，負面意見就會消失了。預計全世界會有50億人觀看奧運會，這將掀起奧運熱潮。
中國新聞週刊：國際奧委會委員高斯帕等一些專業人士建議稱，在新冠疫情這樣的特殊情況下，或許可以由聯合國或世衞組織來決定延期或取消奧運會。這可行嗎？
龐德：奧運會是國際奧委會舉辦的活動，是國際奧委會邀請世界各國的運動員參加，不是世衞組織，也不是聯合國。這些邀請是非政府的。事實上，政府層面唯一正式參與奧運會的時刻，就是主辦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可以在開幕式上説一句國際奧委會替他寫好的話，就是宣佈奧運會開幕。當然，政府工作涉及移民、安全及為奧運會提供的常規服務，但政府不是比賽的組織者。
我們要與體育科學、醫學等領域的專業人士密切合作，組織地球上最複雜的賽事之一，保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及40多個單項體育組織的參與。這涉及10000多名高水平運動員，而且從來沒有錯了還能重來的機會。你永遠不能對運動員説：“你的100米跑得棒極了，但你介意再跑一次嗎？因為剛才我們的計時系統壞了……”總之，國際奧委會擁有最終的決定權是適當的。
中國新聞週刊：考慮到東京奧運會面臨的成本、疫情與公眾輿論等方面的挑戰，你覺得國際奧委會應該考慮選擇一座奧運會的永久主辦城市，以解決這些難題嗎？
龐德：國際奧委會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結論是奧運會並不僅僅屬於一個國家。有些國家，比如危地馬拉或洪都拉斯，由於國家體量小、基礎設施缺乏等等，可能永遠不會成為東道國。因而，如果設置永久主辦城市，這座城市大概率會在發達國家。然而，誰來維護這些設施？世界很難接受我們將經費永遠都投入到一個特定國家。
另一方面，隨着國家的發展，新興國家有參與國際事務的需求，主辦奧運會可以滿足這種需求。1988年，當我們開始國際奧委會的全球營銷計劃時，我們基於市場而非奧運獎牌進行工作。所以當時我們沒有考慮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奧運參賽大國，因為他們的市場並不發達。但彷彿忽然之間，這些經濟體已經成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改變了奧運會的形態。以往90%的奧運會都在歐洲舉行，而現在它也在亞洲、南美洲等地舉行。
奧運會的發展得益於世界的變化。隨着科技發展，世界正在縮小。1896年第一次現代奧運會只有十多個國家參與，那時國際合作與支持還是一項“新發明”，而“國際”的意義也非常有限。如今，交通便利了，人們可以更方便地參加奧運會；通信革命了，我們得以在疫情期間密切開會，保持奧委會工作運轉；廣播、電視的發明，讓全世界可以及時體驗奧運會，近距離的鏡頭與慢動作回放，讓全球觀眾感受到自己成為奧運會的一部分。總之，奧運會是從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不斷受益的，而世界也都能分享運動員們的奧運經歷，這是雙向促進的關係，我對奧運會的未來很有信心。
資料圖：7月22日，日本東京灣台場濱海公園日落美景引人注目。東京奧運會鐵人三項的比賽將在這裏舉行。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抵制奧運會是短視和消極的
中國新聞週刊：你親歷了上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對莫斯科奧運會、蘇聯東歐國家對洛杉磯奧運會的大規模抵制行動。現在，一些西方政客再次將抵制奧運會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提出，你覺得那種大規模抵制危機還會再來嗎？
龐德：這點上，我倒是樂觀的，因為我知道抵制奧運會行不通。如果説抵制的目的是為了改變所謂“目標國家”的行為，那麼抵制是不起作用的。1980年，部分國家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結果是什麼？是蘇聯繼續佔領阿富汗達十年之久。每個人都知道這是無效的，為什麼還要去做呢？
奧運會不是政治行為。我們選擇東京、選擇北京，都和主辦國的政治狀況無關，也並不意味着我們支持某種政策，我們考慮的是他們有沒有能力把賽會組織好。毫無疑問的是，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有這個能力。
我們關注的是年輕的運動員們。他們已經為參加奧運會準備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但抵制卻讓他們無法參賽。當一個政客説“我們必須抵制某屆奧運會”時，他説的並不是“我們”，而是“你們這些運動員必須抵制，必須放棄自己的夢想，因為我們不滿東道國的政策”。這事實上是侵犯運動員自願參加體育比賽的人權，是毀掉全世界運動員的夢想和希望，是非常短視和消極的。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來表達想法，而不是毀掉自己的運動員。
資料圖：7月21日，參加東京奧運會游泳比賽的選手在東京水上運動中心訓練。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國新聞週刊：在奧委會與各國各地區的政府對話時，那些主張抵制奧運會的政客能被這種觀點説服嗎？
龐德：既然歷史已經表明，抵制是行不通的，那麼作為政府，能堅持一個所有人都知道行不通的政策嗎？歷史上，抵制奧運會從沒有實現其政治目標，如果一直做着同樣的事，卻期待不同的結果，那是這個政府的能力有問題。
當然，政府總會有不同意見，大國間總是存在緊張關係，總是互相反對。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一些美國政客開始談論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時，一些更有經驗的人士表示：這是行不通的。
國際奧委會對政府強調的是，抵制不是在複雜國際環境中可行的外交方式。在這個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複雜關係都會存在，所以你必須保持一些特殊的渠道，其中一個是奧運會。
為什麼要破壞我們自1896年以來——除世界大戰期間外——建立起來的獨特的全球溝通渠道？奧運會期間，來自所有不同國家、不同宗教、不同政治立場的運動員走到一起，和平友好地競爭。在這個複雜的、極化加劇的世界裏，奧運會就是一片標誌着合作共存可能性的綠洲。
我參加過1960年的奧運會，那是冷戰的高潮時期，我們固有的印象中，蘇聯人和我們是分屬於兩個世界的人。但當我們看到蘇聯的游泳運動員像我們一樣努力練習，在比賽中像我們一樣緊張，我們能意識到他們是與我們一樣的人。我們的語言或背景不盡相同，但我們求同存異。
中國新聞週刊：國際奧委會一直是獨立的非政府間組織，但在當下的國際形勢中，國際奧委會是否更加依賴與各國政府的合作了？
龐德：我們是一個處於政治世界中的體育組織。對我們來説，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要明白奧運會或國際奧委會是不可能掌控世界的。但我們的觀點是，奧運會在國際層面上是一種溝通手段，在國內層面上則可以促進經濟、社會和體育健康事業的發展。所以我們努力向全世界解釋，奧運會是有其作用的，別忘了這是個有用的工具，我們願意用我們所能做的一切來幫助世界實現這些目標。
所以巴赫主席會去參加G20峯會，國際奧委會也會作為觀察員出席聯合國大會，而且每年至少作一次大會發言。這些都是我們使命的一部分。儘管我們不會走向政治，但我們充分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的世界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