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7月7日文章，原題：為什麼西方必須向中國學，而非試圖改變或破壞中國 世界正見證中美在一系列領域衝突，但美國對中國經濟競爭力和技術進步的害怕並非問題的本質，而是在於一個事實：中國經濟成功和現代化結果，不符合西方現代化歷史演進催生的那套理念。西方國家存在某種認同和生存危機感，對西方在中國崛起和多極化世界秩序時代的重要性有種不確定感。
美國統治精英們從來沒真正努力研究過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建構的，以及政治上的任人唯賢和決策過程、公務員選拔和評估、黨與民眾的聯繫等等，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西方）認為威權制度和治理模式會一成不變，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中國的黨政體制自1949年以來一直在調整適應。經過幾十年學習和修正，中國的制度已具有一定韌性。它是歷史形成的，在文化上與眾不同，也不是要取代西方模式。我們不能把中國模式浪漫化，也不能妖魔化。
中國的成功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表明確實存在不同於西方發展和現代化的模式。事實上，這種模式對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吸引力。西方的不安，是一種對失去“西式”中國而深感失望的情緒。也可稱為“中國綜合徵”，其特點是心理上的焦慮夾雜着強烈的妖魔化傾向。近幾十年來，對中國迷戀或惱怒，影響了西方的研究和新聞報道。它常常產生突兀情緒。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來説，中國既是魅力和機遇的源泉，又意味着不確定和干擾。西方人必須學會在自己習慣的框架之外，與崛起的中國打交道。
那西方如何應對未來挑戰？挪威外交大臣瑟雷德2月份在Leangkollen安全會議上的講話提供了答案，“我們不應高估中國對跨大西洋凝聚力的影響，也不應低估其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影響……與其體量和實力相應，中國將尋求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國際規範和機構，就像之前其他大國所做的。”“一系列例子表明同崛起中的大國共存與合作的好處。不可避免會有競爭、分歧，還可能有衝突。但在一個強大的多邊體系框架內，保持警惕和參與才是解決之道。遏制、對抗和脱鈎都不是辦法。”（作者Li Xing是丹麥奧爾堡大學政治與社會系、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