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快訊（記者 王俊）當前，網絡犯罪蔓延迅速，如何精準打擊網絡犯罪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命題，6月10日，最高檢舉行網絡犯罪檢察理論與實務專題研討會，專家學者、基層檢察官、互聯網企業工作者共同就網絡犯罪相關問題展開探討。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品新認為，網絡犯罪司法與網絡犯罪存在代際錯位問題，網絡犯罪已經走向大數據時代，迭代迅速，但是司法層面仍然落後。
他建議，對於區分網絡犯罪與網絡違法方面，引入基於大數據的“綜合認定”標準。制定“電子證據審查規定”，發佈檢察官辦理網絡犯罪的證據指引，豐富相關的指導性案例。
網絡犯罪證明難 司法人員普遍缺乏方法和技能
劉品新表示，目前傳統犯罪網絡化，網絡犯罪急劇聚合化，網絡犯罪“ 人工智能”“ 雲計算”“ 大數據”等，迭代快速。
“網絡犯罪走向了大數據的時代，但是司法仍落後。網絡犯罪司法和網絡犯罪產生代際錯位問題。”
他指出，我國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案件中往往遇到證明難題。
首先是如何指向和證明真正的作案人。一般來説，網絡犯罪中電子證據能夠證明到涉案機器，能夠證明哪些IP地址、手機、電腦、微信賬號等涉案，但不容易證明涉案機器或賬號等的所有者就是其使用者、犯罪行為人。
“實踐中有一些權宜之計，最簡單、最典型的做法是尋找補強證據，比如口供、證人證言等。但這容易在法庭上遭受質疑，也容易釀成錯案或放縱犯罪。”
此外，如何證明情節嚴重也是一個難題。他表示，現階段使用電子證據證明“情節嚴重”，常常會伴隨出現各種特殊困難。比如，有的軟件公司會在開發軟件時進行“計數”規避，有的是網絡平台進行“表面”合規，還有的是行為人的“預設”理由……
網絡犯罪辦理中，電子證據至關重要。根據自身實踐經歷，劉品新認為，目前網絡犯罪的辦理很多都是筆錄，是言辭證據，電子證據、鑑定證書很少。
“口供、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往往難以證明網絡犯罪的主要案件事實。電子證據能不能起到作用，關鍵在於能否構成證據組合或體系。”他認為，應在網絡犯罪司法中構建一種獨特的電子證據組合或體系，即由電子證據、“來源筆錄”與鑑定意見組成的三位一體的證據組合或體系。
建立異地辦理、跨境取證的高效協助機制
“網絡犯罪是信息社會滋生的毒瘤。”劉品新稱。不過，他強調，精準地懲治和威懾網絡犯罪，罪刑相適應，是實踐中最大的挑戰。
“由於難以查清和證明網絡犯罪的案件事實，網絡犯罪存在相當大的黑數，且同時存在有罪者輕判、無辜者被入刑的情況。”
他表示，實踐中，隨着一起有影響案件的查處和宣傳，還會因為罰不當罪誘發了不特定人羣“照葫蘆畫瓢”的效仿現象。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在辦理異地網絡犯罪案件時，仍然習慣於以羈代偵獲取證言，存在着對普通員工擴大追究責任的情況。
上述問題，都表明需提升檢察機關辦理網絡犯罪的證據能力。
劉品新建議，在制定司法解釋時，對於區分網絡犯罪與網絡違法方面引入基於大數據的“綜合認定”標準。推廣專家輔助人同步參與網絡犯罪案件辦理制度。制定“電子證據審查規定”，發佈檢察官辦理網絡犯罪的證據指引，豐富相關的指導性案例。
此外，建設全國辦理涉眾型網絡犯罪案件的電子化證據共享機制。建立異地辦理、跨境取證的高效協助機制。
“最高人民檢察院應設立檢察機關大數據證據實驗室，為全國辦案提供關於資金數據分析、物流數據分析、發票數據、軌跡數據及相關檢驗報告、鑑定意見審查的協助。”他建議。
新京報記者 王俊
編輯 李國君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