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名稱：
Beiyang Fleet
其他名稱：
北洋艦隊、北洋海軍
存在時間：
1888年12月17日至1909年
成立地點：
山東威海衞劉公島
規模：
主力軍艦25艘，輔助軍艦50艘
排名：
亞洲第一(剛建成時)、世界第九
削減經費
19世紀60年代，中國興起了洋務運動。晚清政府開始發展海軍，到了19世紀80年代，清朝已經有了四隻海軍：南洋水師、北洋水師、船政水師和廣東水師。
1884年，中法海軍在馬尾發生海戰，半小時之內，船政水師11只軍艦，19只運兵船全被擊沉，多座岸上炮台被擊毀，清軍陣亡500多人，150人負傷，另有五十多人失蹤，馬尾船政也被嚴重破壞。隨後法軍登陸，又造成更多軍民的死傷。
晚清政府痛定思痛，決心開始大力發展海軍。北洋水師隨即接收了從德國和英國訂造的“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等主力艦，共花費800多萬兩白銀。加上其他軍艦、輔助船、槍支彈藥的費用，以及威海衞、天津、旅順等基地的修建和招兵買馬的費用。一共花費2000萬兩左右，北洋水師也一舉成為了當時亞洲最強大的一隻海軍力量。
1891年，在户部尚書，即光緒帝老師翁同龢的主張下，嚴禁北洋水師再添加新的“艦、炮、軍火。”李鴻章只能通過在天津的兵工廠，給北洋水師生產炮彈。經費的大幅度削減，令北洋水師舉步維艱。首先是燃煤問題，北洋水師的用煤來自於開平煤礦。丁汝昌曾向開平煤礦的總辦張翼寫了一封信：“……煤屑散碎，煙重灰多，難狀氣力。”但是張翼根本不予理會，一是北洋水師的報價太低，根本買不起優質煤；二是朝廷大員和張翼多有瓜葛，甚至連直隸衙門也有開平煤礦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沒辦法。
隨之而來的是鍋爐問題，北洋水師的軍艦艦齡較久，在甲午戰爭前夕，大部分軍艦的鍋爐已經到了報廢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請更換鍋爐，但是侷限於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鍋爐汽管本皆舊朽，經此震動，多有滲漏”則是對於“靖遠”艦當時的描述。三是炮彈問題，北洋水師所使用的炮彈，多是天津機械局生產的實心彈，多有尺寸不合格，無法使用的。
戰艦無法更新，原有戰艦“……濟遠火炮尚未齊備，經遠、來遠尚缺尾部主炮，定、鎮兩鉅艦，應添快炮六尊，威遠前膛舊炮，不甚靈動……”同時北洋水師也買不了新的戰艦。而日軍在甲午戰爭前“以國賭運”，購買了大量新式戰艦，中日海軍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逆轉。
黨派爭鬥
清朝後期，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鴻章為代表的北洋洋務派關係日益惡化。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薰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帝黨對淮軍的攻擊首先從質疑其戰鬥力開始。清流言官一直認為淮軍畏縮懼敵並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鈞在條陳東事折中説“我軍久頓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敵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鵬運在奏陳軍務片中提到，“將牟未經戰陣，遇敵膽怯，林泰曾、方伯謙其明驗也”。
同時調湘軍等非淮系軍隊北來的計劃在中日開戰後就在逐步實施中。1894年8月6日，陳湜奉令“募舊部勇丁數營，一俟成軍，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撫吳大瀓自請帶湘勇北上助戰。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燾奉令募劉錦棠舊部數營，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負時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撫調任山東巡撫，以參預北洋防務。此外清流派還多次請求調撥滇軍、粵軍等地方軍隊北來，以改變清廷倚重淮軍之勢。但問題在於，這些或臨時招募或缺乏訓練的部隊，其戰鬥力與已經進入朝鮮的淮軍，還有相當距離。
帝黨打擊淮系的主要手段還包括點對點打擊淮系文武大員。舉凡淮軍將領和北洋人物，除聶士成等個別人外，幾乎人人皆遭彈劾。淮軍陸軍將領有葉志超、衞汝貴、趙懷業、黃仕林、衞汝成、龔照嶼、孫顯寅、劉盛休等；海軍將領及有關人員有丁汝昌、方伯謙、劉步蟾、林泰曾、羅豐祿等；李鴻章的幕僚及主辦北洋後方勤務人員如盛宣懷、胡燏棻、馬建中等；李鴻章的親屬子侄如李經方、李經邁、張士珩等。御史李念茲甚至有“淮將除聶士成外，無一善良”之語。這些舉動是帝黨打擊李鴻章的一種策略。
腐敗原因
北洋海軍部分繼承了晚清軍隊落後的制度和習氣，水師後勤管理腐敗。
北洋水師創建初期，後備人才不足，所以李鴻章借材於閩，大部分的高級海軍將領均來自船政學堂，福建人為主。但是李鴻章不希望長期如此，1879年，李鴻章正式上奏，將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當兵船督操，後擔任提督。李鴻章又奏請開辦天津學堂，想逐漸讓新生人才代替來自船政的高級將領，到1894年甲午海戰的時候，天津學堂的畢業生已經開始擔任二副、水手長等職位。
但是在這段期間內，北洋水師產生了內部矛盾。劉步蟾利用鄉情，聯合閩籍軍官，與丁汝昌明爭暗鬥，在水師中形成了閩黨，逼走了水師教習英國人琅威裏。丁汝昌也一直試圖改變現狀，例如廣東水師的“廣甲”留在了北洋水師，丁汝昌將淮軍將領吳敬榮任命為管帶，就是想擺脱閩黨的控制。
北洋水師和北洋陸軍的關係，也不是非常融洽。駐守在威海衞和各個炮台的守軍，基本來自山東鞏軍和綏軍，雖然在戰鬥中，他們表現出了遠高於東北八旗軍和練軍的士氣，但是沒有配合好海軍，最終被日軍像拔釘子一樣，要塞和炮台被挨個拔掉。
甲午戰爭時，綏軍和鞏軍由淮軍將領戴宗騫統領，戴宗騫首先是不顧丁汝昌的反對，執意組成機動隊，對數萬登陸日軍進行突擊，結果卻像飛蛾撲火，無濟於事。其次是關於炮台的位置和守軍人數的安排，戴宗騫和丁汝昌也意見不同，劉含芳對此評價二人關係：“彼此均有意見，遇事多不面商”。最後則是關於龍廟嘴炮台，日軍連續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燬炮台，以避免日軍佔領炮台，攻擊港灣的北洋水師，但是戴宗騫執意反對。結果在日軍的猛攻下，守衞炮台的山東鞏軍全部戰死，日軍佔領了炮台，隨即用大炮猛轟北洋水師的軍艦。
隨着陸軍最後的堡壘：南幫炮台和北幫炮台均被日軍佔領，守衞炮台的綏軍全部戰死。戴宗騫已成了無兵之將領，戴宗騫哀嘆：“守台，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吾唯有一死以報效朝廷而！”這次丁汝昌沒有和他爭執，安排幾個水兵將其架走，一同撤入劉公島。當晚，戴宗騫自盡。至此，協同北洋水師作戰的陸軍，全軍覆沒。
戰略軍備
在整個戰爭期間，北洋水師沒有明確和日本聯合艦隊以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的戰略，未制定出戰略計劃，日本海軍則制定了明確的作戰預案，是以奪取制海權為中心的海軍制勝的方案。從而使聯合艦隊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導致北洋水師戰略上陷於被動。
而在海軍軍備，戰前日本聯合艦隊從總噸位、火炮配置、水兵數量、航速等方面，已經全面超過了北洋水師。
如果説海軍方面，當時有少數人認識到：日本聯合艦隊實力已在北洋水師之上，但是陸軍方面，幾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關工作的英國人赫德也認為：清軍必將依靠人數優勢，在陸地上擊敗日軍。
但是那時候的戰爭，已經不是單單依靠人數來決定勝負。甲午戰爭前，清軍正規軍已經從入關時的30萬發展成了70萬，其中八旗25萬，綠營44萬；再加上勇營（包括湘軍，淮軍，安徽毅軍，河南嵩武軍，東北練軍，湖南楚軍，山東綏軍和鞏軍），總數接近100萬，可謂是“百萬雄獅”。但是不得不説，這其中佔大部分的正規軍，是不能投入戰鬥的無用之兵。八旗綠營，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就被英軍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國運動，更是一敗塗地；到了甲午戰爭前，這支正規軍仍然保留着中古時期的戰術：射箭，長矛，大刀。八旗綠營的這種腐朽和頑固的制度，已經不能勝任當時的戰爭。[53]
淮軍是前期投入戰爭的唯一清軍力量，其主力兵力5萬人，除去鎮守炮台和要塞的，機動部隊僅僅2萬多人。而當時日軍投入的是7個野戰師團，兵力超過12萬。在威海保衞戰中，登陸的日軍超過3萬人，而當時迎戰的綏軍和鞏軍卻只有7000人，大都戰死和殉國。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樂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貽誤戰機、昏庸無能”來指責當時的清軍戰場指揮官，應該説是非常不客觀的。
技術
在黃海大東溝海戰中，北洋海軍缺乏帶反後座裝置的速射炮，是一個致命的技術缺陷。據統計：150毫米口徑速射炮每分鐘可5發至6發，而同口徑之剛性炮架的後裝炮每分鐘才1發。而日本聯合艦隊卻擁有大量速射炮，達150多門，日本艦隊充分發揮了速射炮的威力。據統計，日本艦隊的速射炮“所發炮彈相當於清艦隊同一口徑火炮3-6倍”。美籍洋員馬吉芬説：“改良速射炮，以及能大量裝填火藥的榴彈效力顯着”。
北洋海軍另一個技術缺陷是缺乏與日本聯合艦隊抗衡的快速巡洋艦。航速太慢對北洋海軍的影響，交戰開始時表現為隊形轉向不利，難以協同作戰。
由於戰前兩年清財政困難，停止進口槍炮艦船，北洋水師彈藥儲備嚴重不足。還有彈藥不足、炮彈擊中敵艦而不爆炸、所用炮彈“不合式”的情況。
定遠艦槍炮大副沈壽堃説：大東溝之戰，“非兵士不出力，乃將領勇怯之不同也。勇者過勇，不待號令而爭先，怯者過怯，不守號令而退後。此陣之所以不齊，隊之所以不振也。”來遠艦幫帶大副張哲濚指出：“海軍經仗之後，無論勝敗，其各船中奮勇者有之，退縮者有之，使能分別賞罰，庶足以鼓人心。我軍仗後，從無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嘗冒險，其衝鋒救火奮勇放炮者，尚悔不學彼等之黠能。受傷雖住醫院，而扶持之役，資派本船水手；陣亡者，衣衾棺槨出己之薪俸口糧。領恤賞之時，亦有幸與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敵之甘心？誰無父母妻子，使能給養其家，何有求生之念？”
訓練
水師教習英國教官琅威裏是一名優秀的海軍教習。在英國擔任過海軍中校的他，不僅對於海軍有着豐富的瞭解，而且對他的這一份中國的職業（官拜副將之職）異常重視。在平日裏面的教習和訓練裏面，琅威裏對北洋水師的官兵要求極為嚴格，教習一絲不苟。據史書載，他“終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廁時“猶命打旗語傳令”。由於他嚴苛的治軍態度，以至於在北洋水師當中，竟然流傳有“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話語。而在他嚴格的治軍與訓練下，北洋水師在訓練上刻苦付出的同時，也保有了真正強大的戰鬥力。
琅威裏不僅在治軍方面嚴謹過人，還主張中國應利用北洋水師的強大實力來提升國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師的兩大主力戰艦——“定遠”、“鎮遠”曾經與“濟遠”、“威遠”兩艦前往日本長崎，然而“鎮遠”艦上的水兵們在上岸後與日本浪人和巡捕爆發流血衝突，致使中國方面水兵多人受傷。這次衝突事件被稱為“鎮遠事件”。而琅威裏得知消息以後氣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軍艦上的重炮對長崎給予炮擊來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絕。在我們今天來看，琅威裏的主張或許過於激烈，但不可否認的是，他身為一名外國人，卻全心全意為了中國的海軍建設而盡着全力。
然而，琅威裏嚴格的治軍態度最終為他的教習生涯畫上了句號。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們還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從琅氏嚴格的管理。等這批人逐漸升上管帶（艦長）後，就再也不能容忍一個洋人在他們面前指手畫腳了。他們與琅威裏的矛盾衝突越來越尖鋭，終於在艦隊南下香港避凍時發生了“撤旗事件”，琅威裏被迫離開了北洋水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