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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是一家令國人引以為傲的企業，它們從美國GBC公司手中奪得了預塗膜全球霸主的地位；打破了日、韓、台灣企業對大陸光學膜市場的壟斷；從美國3M公司搶得了寶馬公司90%的汽車窗膜業務；其母公司投產了號稱生產能力中國第一、全球第五的碳纖維生產線，並打算未來把碳纖維業務納入這家公司；在2017年8月《福布斯》發佈的年度“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榜中，這家公司成為中國首家，也是全球唯一入選的材料企業……這家公司就是立志打造基於先進高分子材料的世界級生態平台的康得新。
這樣的成就，讓康得新創始人鍾玉被稱為中國材料界的任正非，康得新則被媒體形容為中國材料界的華為。有人甚至評價説，康得新作為一家民企，憑藉一己之力，在短時間內完成了一個國家多項戰略性產業的提升。鍾玉還曾兩度陪同國家領導人訪問德國，成為德國總理默克爾歡迎午宴上的座上賓。
不過2017年之後，僅僅一年多時間，康得新就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公司也戴上ST帽子。曾在7年時間創下股價漲幅近10倍，市值近千億的A股大白馬，股價如今從最高點跌去近90%，走到了退市的邊緣。留下的則是十幾萬欲哭無淚的投資者和一地雞毛。而鍾玉也因涉嫌挪用資金被捕。
從昔日的A股大白馬股，到瀕臨退市，康得新是如何走到這般田地？回顧康得新的前世今生，鍾玉是個繞不開的存在，作為康得新的創始人和實際控制人，正是他一手主導了這一切。
棄官從商
在中國眾多的企業家中，有一類企業家特別容易受到人們的偏愛，這個羣體我稱其為“科研技術流”企業家。比如華為的任正非，其在創業之前就是一位優秀的科研工作者，在部隊時，他研製成功的空氣壓力天平，填補了我國儀表工業的一項空白，是我國第一台高精度計量杯準儀器。創業後，因為任正非對技術的信仰，華為在研發上幾十年來不吝投入，朝着一個城牆口衝鋒，最終成為了全球通信設備領域的龍頭。與任正非類似，康得新的鐘玉，也是典型的“科研技術流”企業家。
鍾玉，1968年畢業於北京市35中學，作為老三屆的學生，他進過工廠，當過工人，上過高原，幹過特種兵，後來又進入大學，成為一名工農兵大學生。1976年，鍾玉從北京航空學院畢業，被分配到航空部曙光電機廠微電研究所工作。
1978年，鍾玉所在的研究所承接了我國主力戰鬥機殲七Ⅲ、殲八Ⅱ的主發電機研發工作。彼時，我國戰鬥機的發電機使用壽命大約在150小時，而這一次要將壽命提高到500小時。面對艱鉅的任務，剛經歷過“文革”十年的研究所，雖然有幾百號人，但很多人卻害怕承擔政治風險，沒有人願意接手這個任務。但大學剛畢業兩年，只有28歲的鐘玉卻大膽地攬了下來，並豪言稱，“沒挑戰性的事情沒勁，我可就盼着弄點有難度的事情呢。”
可以想象，在當時的國企環境中，鍾玉的舉動是多麼出格和另類。事實上，很多人也認為鍾玉在吹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鍾玉竟然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1984年，由鍾玉主管設計的殲七Ⅲ、殲八Ⅱ型戰鬥機主發電機定型。由於產品壽命達國際先進水平，鍾玉榮獲航空部新機研製三等功、二等功，同年被提升為研究所副所長。
4年後，38歲的鐘玉在即將被任命為曙光廠領導時，他卻向上級交了一份辭職書，準備下海創業。鍾玉的舉動，引來了很大的風波，員工看不懂，親戚朋友也不理解，上級領導更是氣得拍桌子，在他離職後，火速開除了他的黨籍。據説此事，甚至驚動了時任北京副市長的吳儀。
在康得新當年還如日中天的前幾年，我曾問過鍾玉當時是如何想的，他很豪邁地告訴我，“我們這一代人都有家國情懷，我一不圖官，二不圖錢。作為廠領導，我的待遇是很好的，有三室一廳、皇冠轎車、司機、秘書。如果我圖這些，我就不會離開原單位。我就是想為振興民族經濟乾點事。”
如今，我們雖然不能分辨鍾玉這些話的真偽，但如果不從成王敗寇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在80年代末，甘心放棄局級待遇，寧願失去黨籍也要出去折騰一番，這樣的雄心與精神，已實屬了不起。鍾玉確實是一個有雄心的人，這樣的雄心貫穿了他此後的整個創業生涯。
第一桶金
1988年，鍾玉湊了3萬元，拉了4個人，在中關村開發區創辦了康得公司。當年的中關村是中國第一個開發區，康得公司是中關村的第一批創業民營企業。鍾玉後來自豪地對外人講，當年一起創業的企業有上百家，三十年過去了，只剩下聯想和康得幾家公司。
康得公司早期的產品是一種老年人、殘疾人的代步電動車。產品推入市場後，月銷量很快達到200多輛。只可惜好景不長，1988年，中國價格闖關失敗，緊接着1989年，中國經濟增速大幅回落，GDP增長率從11.3%跌到4.1%。糟糕的經濟環境，讓企業普遍舉步維艱，而實力弱小的民營經濟更是首當其衝，康得的電動車業務也陷入困境。
為了讓公司活下去，鍾玉帶領員工起早貪黑，摸爬滾打，但都收效甚微。1990年的公司元旦聚會上，談及企業的困境，康得公司30多人一時間泣不成聲。此情此景，讓性格豪邁的鐘玉頗為激動，他拿起一瓶二鍋頭，對員工説：“大家看看，在這個年代，哪個企業的職工會為企業的前途而共同落淚？我要對大家説，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功在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當中，康得永遠不會倒閉，康得大廈總有一天會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聳立的！”説完，他拿起酒瓶一飲而盡。
困境之下，鍾玉迸發出的激情與豪氣，深深地感染了員工，公司上下團結一致，應對危局。他們將電動車加裝清潔設備，變成電動清潔車；將電動車稍加改裝，變成電動牽引車……彼時，中國的工業清潔產業非常落後，主要以人力為主，康得的創新，填補了市場需求。亞運會場館、首都機場陸續採購了他們的設備。
在標杆客户的示範之下，康得的訂單源源不斷地飛來，300多家電廠、眾多大型公共場所都採用了康得的設備……康得起死回生。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到一個更加蓬勃發展的時期。飛速發展的中國市場吸引了大量西方先進設備進入。彼時，鍾玉又成功抓住了代理進口設備的賺錢生意。
通過代理進口機電設備、自動化辦公設備、清潔設備等國際先進產品，加上早期的電動車業務，康德成功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1998年6月6日，康得大廈在京落成，鍾玉用8年的時間，將酒桌上的豪言變成了現實。
不過，在公司上下一片歡欣鼓舞之時，鍾玉卻顯得頗為冷靜，因為代理生意並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和門檻。一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外公司直接進入國內市場，康德的生意將難以持續，他必須為公司尋找新的業務方向。
多番考察研究之後，鍾玉看上了預塗膜產業。
征戰預塗膜市場
預塗膜是一種高分子複合膜，廣泛應用於雜誌、書籍封面、酒、食品包裝盒的印刷。經過預塗膜處理的印刷品，顯得平滑光亮，顏色鮮豔、立體感強，同時還具備一定的防水、防污、耐磨等作用。
但這種如今看似簡單的印刷工藝，在90年代末的中國，卻是一種國內尚沒有的先進技術。彼時，中國企業普遍採用的還是“即塗膜”工藝，不僅印刷品容易起泡和脱膜，塗膜技術本身存在的苯溶劑，還會危害印刷工人、消費者的健康。五糧液酒廠就曾發現，即塗膜生產線的工人往往不能生育，直到下線半年後，才能恢復。
相比即塗膜，預塗膜不僅工藝先進，而且綠色，環保，但其設備投資大，工藝相對更復雜，價格也更高。當時的中國，尚沒有一條預塗膜生產線，技術主要掌握在美國GBC公司手中。為了開拓中國的預塗膜市場，1998年，康得與全球最大的預塗膜生產商美國GBC公司簽訂了合資協定，決定共同開發中國市場。
雖然對GBC公司抱有厚望，但掌握核心技術的GBC公司卻心猿意馬，在康得已經投入了1500萬前期市場費用後，GBC單方面撕毀合同，把生產線放在了韓國。
GBC的行為，讓鍾玉十分惱火，他發誓要搞出自己的預塗膜生產線。此後，鍾玉帶領團隊採購設備，學習預塗膜技術、不斷進行工藝磨合。2002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條預塗膜生產線在康德集團下屬的康得新複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成了。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天”，在康得新的預塗膜投產下線時，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以及強勁的進出口貿易拉動着中國的印刷包裝業快速發展，而這也為康得新的預塗膜事業提供了絕佳的發展契機。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其過硬的產品質量。2004年，在號稱“印刷界的奧林匹克”的德國德魯巴印刷展會上，康得新的產品引起了歐洲客户的興趣。一位英國客户試用後，認為康得新的產品即使與世界巨頭的產品相比，也更為優秀。康得新的國外市場逐步打開，日本、墨西哥的一些知名廠商，甚至都尋求康得新進行代工。
在國內市場，憑藉技術以及成本的優勢，康得新很快成為中國最大的預塗膜材料供應商，市場份額最高佔到了20%。
康得新在預塗膜市場闊步前行之時，其昔日的老冤家美國GBC公司卻江河日下，公司連年虧損。GBC的業務總裁後來找到鍾玉，希望雙方可以劃江而治，亞非拉市場交給康得新，歐美市場留給GBC。但這樣的乞求，在雄心壯志的鐘玉面前，怎麼可能得到同意。2009年，深陷困境的GBC被印度公司COSMO收購。一年後，已經是全球最大預塗膜生產企業的康得新，在A股成功上市。
預塗膜一役，鍾玉帶領康得新大獲成功。各方的讚譽也讓鍾玉志得意滿。但事實上，根據康得新的上市招股書顯示，其生產的預塗膜的主要設備，是來自美國和台灣地區，其原材料幾乎都來自萬華化學、韓國三星、陶氏化學、LG等跨國企業。原材料佔到了預塗膜生產成本的80%以上。這也導致康得新的毛利率並不高。
不過，這場勝利對鍾玉的影響還是決定性的，特別是上市的成功，藉助強大的上市公司融資平台，本就懷有雄心大志的鐘玉開始萌生了更大的想法。他説：“有的產業是豬，喂得再肥也只是一頭大肥豬，而有的產業天生就是一頭象。”預塗膜市場容量只有100億，顯然容不下鍾玉的夢想，他把目光很快盯上了光學膜。
打破光學膜技術壁壘
光學膜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手機、電腦、電視的液晶顯示屏沒有光學膜就無法成像；光學膜還廣泛應用在汽車玻璃、光學儀器、光伏行業、建築玻璃、照明LED燈等眾多領域。但這一片薄薄的膜，技術含量卻非常之高。
光學膜產業的核心技術多年來一直被日、韓和中國台灣的企業壟斷，而為了維護高額的壟斷利潤，他們還堅決不到中國大陸設廠。2010年後，大陸已是全球最大的顯示屏消費市場，但所有液晶顯示屏背光模組中的光學膜都要靠進口，平均每年進口光學膜高達1700多億。
我國政府也曾扶持一些國內頗具實力的企業和機構研發光學膜，但歷時多年，沒有成功。
如今的顯示面板巨頭京東方就遇到過這樣的難題，其前任董事長王東昇曾向鍾玉講過一個故事：當年，京東方顯示屏組件國產化率僅有10%，而且基本都是塑料配件或五金產品等低價配件，為解決光學膜的國產化問題，他請日本公司經理吃飯，希望能合資共建光學膜廠。但傲慢的日本經理用一種羞辱的口吻告訴王東昇，光學膜工業高度精細化，中國人不講紀律，不嚴謹，連過馬路都闖紅燈，是不可能生產出來的，被日本統治過50年的台灣人除外。
據説王東昇當場氣得把酒杯砸到了桌上，手被玻璃劃破後，鮮血直流，事後縫了七針。
王東昇給鍾玉説，這簡直是民族恥辱。鍾玉當即承諾：“王總放心，我這一生還沒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我一定向您交一份滿意的答卷。”
康得新要幹光學膜，得知消息的人，幾乎沒有人相信。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問：“鍾總，一個光學膜專家説，康得新有可能生產出低端的擴散膜，但不可能生產出高端的增亮膜，你怎麼看？”
鍾玉霸氣地反問：“你認為中國有光學膜產業嗎？”提問者説：“沒有。”鍾玉説：“如果中國都沒有光學膜產業，誰敢自稱光學膜專家？”
不過外部的懷疑依然沒有打消。進軍光學膜產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彼時康得新的賬上只有7個億，康得新通過股市進行股票增發，目標是募集20億資金，結果也只募集到了十多億。
回擊質疑的最好方式是拿出實際成果。2011年10月18日，康得新在張家港的光學膜示範基地正式投產。中國第一傢俱有知識產權的光學膜規模化生產企業誕生了。
康得新為何可以如此之快地解決光學膜問題，其實説起來也很簡單，就是引進與整合。據悉，康得新光學膜的第一條生產線其實就是來自台灣。不過在引進生產線後，康得新迅速進行技術消化，並利用國內的巨大市場快速形成產業規模化優勢。
2013年11月19日，康得新又追加投入45億元，在張家港建設了“兩億平米光學膜產業集羣”。這一體量幾乎佔據當年全球光學膜總出貨量的一半。康得新一舉成為了全球規模最大、集中度最高、產業鏈最完整的光學膜產業集團。
與預塗膜下線時，恰逢國內印刷包裝業蓬勃發展一樣，彼時面板產業旺盛的市場需求也推動着康得新在2012年到2015年間保持着高速的增長，2012年其光學膜業務收入9.42億元，2015年已經達到了60億。三星、LG、京東方、TCL……幾乎全球重要的顯示屏生產商，都成了康得新的穩定客户。
日本人覺得這麼大規模的產業集羣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建成；台灣一家光學膜企業，曾認為自己還會有5年舒服日子。他們都沒想到，康得新一上來就成了全球最大。
光學膜業務的巨大成功讓鍾玉再次備受讚譽，一次開會時，工信部一位領導對鍾玉説，我們一直關注着康得新，我們知道你們在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國家戰略性的產業。
而這次成功，也讓鍾玉更加自信，強化了他“我這一生還沒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的信念。這從他後來在接受採訪時，屢屢提及這句話就可見一斑。在康得集團、康得新集團內部，員工也開始對鍾玉產生迷信和崇拜：鍾玉生日時，員工主動送花、發信息祝賀；鍾玉在大會上宣佈推遲退休時間時，台下掌聲雷動，歡欣鼓舞。在他們看來，只要有鍾玉在，就沒有幹不成的事情。
失意裸眼3D
成功者往往都有自己的方法論，鍾玉也經常提到自己做事的方法：“別人做的我不做，別人做的好的我更不做，我做的是別人所沒有的，我做的就不讓別人追上。”確實在預塗膜業務、光學膜業務上，鍾玉通過這種方法，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功。但支持這種成功的背後，必須有兩個前提，一是預判好未來的產業趨勢，二是要做到別人追不上，必須有規模和技術優勢，而這又需要鉅額的資金。
一個人連續的成功，通常會對自己的方法論篤信不疑，進而產生路徑依賴和思維慣性，而這思維又往往會給企業帶來危機。康得新在裸眼3D業務上的失敗，即是一例。
在光學膜取得成功之後，鍾玉又加碼佈局了新興的顯示技術裸眼3D。在他看來，3D顯示必將代替平面顯示，如果未來有一半的數碼產品採用3D終端顯示，將會形成一個萬億級的市場。
鍾玉的判斷或許並沒有錯，在2015年之後，隨着智能手機、液晶顯示器在消費電子領域的普及，全球消費電子產業進入了一個緩慢發展的階段，電子巨頭們都在醖釀、探索、期盼着一場新的顯示技術革命。蘋果、三星、谷歌、華為當時的手機研發方向也開始涉及3D建模與交互技術。
當時有行業研究機構表示，3D新技術將會使整個消費電子行業的產能和市場翻倍，3D技術代替平面顯示將會像智能手機收割非智能手機市場一樣。甚至有預測稱，2021年全球3D顯示器出貨量和市場規模將達到2.8億台和5000多億元，這還不包括3D應用在醫療、教育、商業、娛樂等領域帶來的商業價值。彼時3D產業也被納入“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
不過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就像汽車電池一樣，其技術雖然歷經多年，但至今並沒有突破性的發展。裸眼3D產業也同樣如此。但篤信看到未來的鐘玉，卻在3D上，壓上重注。
2016年，康得新通過定增募集資金47億，其中23億用於裸眼3D。為了掌握裸眼3D技術，康得新通過與飛利浦的戰略合作及收購了從飛利浦分拆出來的Dimenco公司，形成了一個多達1000項的技術專利池，而這個專利池覆蓋了裸眼3D主要核心技術。
彼時康得新宣稱其是具有全球唯一裸眼3D全產業鏈設計製造能力以及方案實施能力的企業，產品成像質量、用户體驗、配套內容已經趨近完美。不過以筆者在康得新公司看到的產品效果而言，其與想象中的顯示效果，差距還是頗大。
康得新的裸眼3D業務一度也非常熱鬧，三星、聯想、中興等十餘家消費電子巨頭與康得新簽訂了一系列合作。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他們並沒有為此項目投入太多資金。有評論認為，康得新成了實驗的小白鼠。
雖然康得新與一些消費電子廠商，也推出了少量裸眼3D電子產品，比如85寸單屏裸眼3D電視、三星的裸眼3D筆記本、中興的裸眼3D手機，但這些產品，最終沒有得到市場的認可。
2018年之後，有關康得新的裸眼3D的報道，就很少見諸媒體了。
在失意裸眼3D業務之際，康得新的光學膜業務也遭遇發展瓶頸。2016年之後，全球面板市場需求疲軟，銷量不斷下滑，連帶光學膜市場也開始下滑。康得新的光學膜業務從此前的超過60%，快速下滑到30%，2018年甚至負增長，庫存增加至約5400萬平米。鍾玉2015年通過定增募集29.8億資金籌建的光學膜二期工程也半途而廢。
雖然這兩個項目連續折戟市場，但光學膜、裸眼3D、以及後來的碳纖維等等概念，讓康得新這家頭戴高科技光環的企業受到了資本市場的極大追捧，其2010年上市之初的市值不到20億，僅7年後，市值已逼近千億，成為A股市場少有的大白馬股。而鍾玉也豪言稱，要在3年內做到3000億市值。
預塗膜與光學膜市場已經飽和，裸眼3D又沒取得成功，如何敢於説出3年內做到3000億市值的豪言？鍾玉的法寶就是其從2014年開始佈局的碳纖維業務。
鏡花水月的碳纖維業務
碳纖維是一種含碳量在95%以上的高強度、高模量纖維的新型材料。它具有很多優良特質，重量是鋼的1/5，強度卻達到鋼的5倍，不僅有固體的特性，還有紡織纖維的柔軟可加工性。
碳纖維的出現，給全球工業製造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例如波音787飛機，因為採用大量的碳纖維，減重50%，帶來的結果是更低的能耗，更遠的航程，更強的抗壓性和舒適性；各國的火箭、導彈、衞星、戰鬥機、超級跑車……也都在大量採用碳纖維材料，拼命減重。
我國早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碳纖維的研究，但進度一直緩慢，且產品質量不高，進入21世紀，也僅有兩三家企業能生產低級別的T300系列碳纖維，而且產能都在千噸級別。
在國際市場，美國、日本對中國長期進行着最嚴格的碳纖維技術封鎖，2013年，一個張家港農民企業家因在美國購買了1公斤T800碳纖維，而被判刑7年；還有兩個中國人也因購買碳纖維，被懷疑是間諜，遭受抓捕。
但這些困難在鍾玉看來反而都是優勢，因為他要做的就是中國沒有的，別人追不上的產業，而且碳纖維還符合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
他之所以有這樣的判斷，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碳纖維在汽車產業領域的運用。採用碳纖維製造汽車，可以極大改變汽車的生產工藝，傳統汽車工藝流程中幾百個部件，碳纖維柔性製造只需要幾十個就可以完成，而且，碳纖維可以讓汽車重量更輕，強度更高，安全性更好。
全球汽車行業發展的趨勢是節能減排，降低能耗，特別是中國已經制定了要在2020年將汽車能耗降到百公里5L，2025年將汽車重量平均下降25%的規劃目標。而在內燃機技術已經發展到極限的當下，通過碳纖維為汽車減重，最終達到排放目標，無疑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在碳纖維領域，鍾玉秉持了他一貫大手筆的作風。他先後在全球8個國家佈局9個研發中心，整合建立全球眾多碳纖維研發團隊，投資3000萬歐元和慕尼黑工業大學碳纖維研發中心聯合成立了材料研發中心，與全球經驗最豐富的碳纖維部件設計公司雷丁在德國合資成立了設計中心，隨後又拿出50億在廊坊投資建廠，在山東榮成準備投資500億建設康得碳谷……
2016年7月，康得打造出了號稱單體產能中國第一、世界第五的碳纖維生產線投產。作為規劃中的高性能碳纖維原絲和碳絲生產基地，康得集團子公司中安信設計年產能15000噸原絲、5100噸碳絲。
之所以沒有將碳纖維放在子公司康得新，而是放在了母公司康得集團，一是碳纖維產業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可以緩解上市公司的財務壓力。另外，鍾玉承諾碳纖維業務成熟時，會將其注入上市公司，這也給市場的投資者強烈的預期，有助於上市公司市值的提升。
2017年，在康得集團，鍾玉曾曾自豪地給我講過兩個有關康得碳纖維的事情：一是他曾三次向總理彙報康得碳纖維的生產情況；二是商飛公司在對康得的碳纖維進行了一年的測試後，認為其質量比日本的同類型還要高出8%-12%。這句話背後的含義無疑是康得的碳纖維有望在未來出現在國產的C919、C929這樣的大飛機上。
為了加快碳纖維的應用，康得又創造了號稱全球唯一、世界領先的汽車碳纖維輕量化生態平台，為客户提供從研發到設計再到生產的一條龍解決方案。據鍾玉透漏，寶馬公司為此都尋找到康得新，希望利用其先進的碳纖維解決方案，北汽的BJ80吉普車也試用了康得新的碳纖維前機蓋，蔚來汽車也與康得新簽訂了60億的大合同。另外歐洲著名的飛機制造公司Leonardo還與康得新簽訂協議，決定共同搭建國際領先的民用航空複合材料製造平台……
但鍾玉的雄心還不止於此，他對外宣稱康得對標的是3M公司，核心發展目標是：打造基於先進高分子材料的世界級生態平台。不論是印刷領域的預塗膜，還是顯示類光學膜、汽車隔熱窗膜、裝飾膜、光伏膜、醫療類膜、還是各類碳纖維，其產品都聚焦在高分子及其延展領域。
宏大的藍圖，讓人們對康得以及康得新公司的未來充滿無限的遐想……如果這一切實現，康得新的市值何止3000億？只可惜，這些暢想最終都成為了鏡花水月。
神話破滅
在鍾玉不斷給市場描繪出一幅幅宏大的未來畫卷時，少有人關心支撐這些構想的資金是從何而來。鍾玉要做別人沒有的，要做別人追不上的產業，沒有鉅額的資金支持，無異於天方夜譚。事實上，在鍾玉不斷進階的產業發展之路上，一直伴隨着嚴重的資金飢渴症。
在2017年，康得新表面上還如日中天時，我曾問過鍾玉一個問題，你這幾年最難的事是什麼？他説，最難的時候是缺錢的時候，甚至一度站在樓頂想去自殺，因為跳下去什麼都結束了，可以解脱了。
鍾玉的夢想太大，但支撐夢想的資金卻顯得太少，根據有關報道顯示，從2013年至2018年9月，近6年裏康得新的經營性現金流總共淨流入了72.51億，投資性現金流共淨流出了113.48億。換言之，這麼多年，上市公司根本無法通過主業經營收現來覆蓋所有的投資，而必須通過不斷的融資來緩解資金壓力。
面對宏大的夢想以及夢想帶來的資金壓力，鍾玉採用了自己所能動用的一切手段。
第一種手段就是質押股票。2010年8月31日，也就是康得新上市後僅僅3個月，鍾玉即開始第一次質押康得新的股權來融資。上手就佔其所持股票的一半。此後幾年，他質押的股權很快到達所持股票的96%以上，幾乎全部質押了出去，這種極高比例質押一直維持到2019年康得新爆雷出事。
第二，密集的增發，前文提到的張家港光學膜一期項目就是通過定增，募集了十幾億資金。2014年，康得新謀求再次定增募投光學膜二期項目，最終於2015年成功募集資金近30億元。2016年，康得新再次非公開發行募集資金47億元，部分資金用於裸眼3D項目，並繼續籌劃投資於光學膜二期。
第三種手段：短期的融資券的發行。
有機構統計，從2014年到2017年，康得新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募集的資金總計達到近100億元。
第四種手段：銀行借款。鍾玉曾對我描述過一個場景，他曾找國內某大型銀行融資，對方説，“鍾總，我們內部決定不再支持碳纖維，已經賠了幾百億。”但在聽了鍾玉的全面彙報後，為其產業報國的理想所感動，最終為康得的碳纖維項目，提供了幾十億資金。
另外一個公開的資料顯示，恆豐銀行曾答應給予康得碳谷100億的現金和600億元的授信。但2017年11月，隨着恆豐銀行董事長蔡國華出事，這筆資金最終化為泡影。
手段用盡，但依然缺錢，特別是為了解決碳纖維項目的鉅額資金壓力，鍾玉最終把手伸向了旗下上市公司康得新的賬户上。
雖然康得新也是其一手創辦，但康得新是獨立法人，它的錢不屬於鍾玉個人。何況鍾玉也只佔約1/4的股份。
但鍾玉想到一個辦法，讓康得集團與北京銀行西單支行簽訂“現金管理協議”，將康得新的賬户和康得集團設置成聯動，這樣，只要康得新賬上一有現金，就可以通過賬户歸集機制，悄無聲息地將康得新所有的現金全部轉走。而相關機構查詢或審查的時候，還是顯示應計金額。
不過，鍾玉宏偉的藍圖規劃以及碳纖維項目黑洞般的資金消耗，最終還是讓鍾玉的資本騰挪術，露出了馬腳。
2019年1月21日，康得新終於兜不住了，兩筆合計15億的超短期融資券違約，但奇怪的是另一邊其北京銀行西單支行的賬户上卻顯示仍然有122億資金。
面對市場質疑之聲，北京銀行西單支行回覆稱：“可用餘額為零”。122億存款不翼而飛，這一不可思議的場景，就這樣出現了。事實上這筆錢早已被鍾玉挪走。而鍾玉與上市公司康得新、北京銀行、審計機構，相互掩護，讓所有局外人迷惑不解地留在原地。
紙終究包不住火，2019年1月23日，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康得新被證監會立案調查，公司也戴上ST帽子。2月12日，康得新公告稱鍾玉先生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公司董事長、董事、董事會下設各專業委員會委員等相關職務。2019年5月，鍾玉因涉嫌非法挪用資金罪被蘇州公安機關逮捕。據悉，事發後，鍾玉曾在債券持有人大會上表示，股東挪用部分在100億元以下，上市公司和大股東的錢放在一個資金池混用。康得投資集團挪用資金用途有二，一是投資碳纖維項目，二是股權質押貸款補倉，貸款的錢也主要用於碳纖維項目。但事實的真相或許並不盡如此，有關鍾玉向海外轉移資金的質疑之聲，就不時見諸網絡和媒體。或許所有的真相，也只有等一切水落石出時，才能看清。
2019年7月5日，康得新收到證監會下發的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認定康得新通過虛構銷售業務方式虛增營業收入，並通過虛構採購、生產、研發費用、產品運輸費用方式虛增營業成本、研發費用和銷售費用。
通過上述方式，康得新2015年至2018年分別虛增利潤總額23.81億元、30.89億元、39.74億元和24.77億元，四年累計虛增利潤總額119.21億元。扣除虛增利潤，康得新
連續四年淨利潤實際為負。證監會發言人特別強調：康得新涉案金額巨大，手段極其惡劣，違法情節特別嚴重。第二天ST康得開始停牌至今，停牌價格為3.52元，較公司股價最高點跌去近90%。
鍾玉曾經的豪情壯志，最終變成了一地雞毛：康得新光學膜業務陷入困境，500億規模的康得碳谷爛尾，康得以及康得新大量員工離職、十幾萬投資者被悶殺……
是什麼導致了這一切
從昔日的A股大白馬，變成令投資人憤怒的“黑天鵝”，從產業英雄淪為階下囚，康得新與鍾玉的變化令人始料未及，不勝唏噓。覆盤康得新與鍾玉的成敗之路，從表面看，是企業的實力不足以支撐領導人的野心導致，但往更深層次去看，是一個企業對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以及資本市場的誠信缺乏起碼的敬畏之心。這裏面不僅僅指的是康得新與鍾玉，還有與之配合的投行、銀行、審計機構……
鍾玉當初能在銀行設立“母子”賬户，自然需要旗下康得新公司的同意與配合，作為獨立的法人，康得新完全可以拒絕，但為什麼可以欣然同意？
坊間流傳，康得新的總裁徐曙即為鍾玉的妻子。如果事實如此，説明康得新只是一個披着高科技企業外衣，實則是掌控者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混亂家族式企業。這樣的企業，沒有有效的權利監督與制衡，在掌舵者順風順水時，一好百好，一旦其做出了昏招，則讓企業與他一起走向深淵……而在這個過程中，個別銀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導致最後出現康得新的新管理層與其就不翼而飛的122億資金，不斷扯皮，形同鬧劇。
另外，康得新事件中，脱不了干係的還有投行、審計機構、獨立董事……
有媒體就曾指出，當初如果投行恪盡職守，嚴格從產業邏輯出發，2015年之後，已顯疲態的康得新光學膜業務，以及還停留在概念階段的裸眼3D業務，兩次定增，就不會那麼順利。而為康得新提供審計服務的瑞華會計師事務所，更是罪不可赦，因為投資者重要參考的財報，竟然可以被隨意粉飾。此外，作為小股東代言人的獨立董事，在康得新連續造假的幾年中，也形同虛設。
回到鍾玉本身，其確實堪稱人傑，但人生之路的連續成功，讓其身邊的人產生崇拜，自己也過於“自信”，這種自信在他説過這句“我這一生還沒有想做做不成的事情”中，展露無疑。同時他也對自己的成功方法論篤信不疑，“別人做的我不做，別人做的好的我更不做，我做的是別人所沒有的，我做的就不讓別人追上。”這樣的方法論，本沒有錯，但前提必須是：一預判好未來的產業趨勢；二鉅額的資金的支持。但裸眼3D業務顯然他沒看準趨勢，宏達的碳纖維產業又遠超了他的資金支撐能力。
很多年前，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曾在他的暢銷書《大敗局》中描述秦池敗局時，寫過一段話：“作為奇蹟創造者本身，在一鳴驚人之後，如何竭力地遏制其內在的非理性衝動，迅速地脱胎換骨，以一種平常的姿態和形象成為經濟生態圈的一分子。這是一種中庸的迴歸，但這同時更是一種活得更長久一點的生存之道。”據説，當年這段話，引發過很多企業家的共鳴和思考，只是很多年過去了，中國很多了不起的企業，依然在犯這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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