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衣食住行中的 “衣” 依然是個剛需，一些中國投資人表示，許多時尚融資的計劃都因疫情而擱置，但針對時尚的投資並未完全枯竭。這個全球價值 2.5 億美元、世界第三大的產業還有機會誕生新的、價值上億的新品牌。
奢侈品二手電商 Vestiaire Collective 在今年四月獲得 5900 萬美元的融資，京東最近花了 1 億美元戰略投資供應鏈集團利豐，國內的無性別品牌 Bosie 在去年底獲得了千萬級別的 A 輪融資，國內快時尚跨境多品牌電商 SHEIN 甚至準備今年赴美上市 —— 這些個例都説明烏雲密佈的時尚投資領域，仍然出現了金絲邊，不過與疫情之前相比，中國投資人的心態還是發生了變化。
在疫情之後，遊戲規則不再是打造一個獨角獸公司，中國投資人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有真材實料的品牌。
“2020 年是很魔幻的一年，大量全球性的海外品牌出現了生產和銷售的問題，也給國內品牌提供了增長時機。與此同時，民粹主義的復興，新一代年輕人對國家自豪榮譽感的增強也是助長國內品牌發展的原因之一，” 復星鋭正資本董事總經理劉方未説道。劉方未認為，國內有原創設計感、同時能兼顧商業平衡的品牌是她所看好的。
國內資本關注的新晉的本土品牌，不謀而合地都在用現代化的時裝語言，挖掘中國文化的精髓。Le Fame、密扇、烏丫是這樣的品牌，這些品牌的衣服看上去有點 Gucci 的繁複風格，但如 Le Fame 即將與 Li Ning 推出的敦煌聯名系列、密扇的改良旗袍設計、烏丫的 Y2K 國潮，都更符合中國傳統審美，還跳出了傳統審美留下的刻板印象。與上一代的渠道品牌、淘系品牌相比，它們做出了 1000 元上下、年輕人想買的流行服裝。
清流資本合夥人劉博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認為，今天的品牌從業者們在品牌內核的打造上歸根結底解決的是消費者的 “歸屬感” 需求。“求大同、存小異，品牌是他們 ‘小異’ 的表達媒介，而流行是 ‘大同’，” 劉博説道。
劉博認為，在經歷了經銷商品牌、淘品牌的發展階段後，流量不僅在淘寶體系內了，新一波的中國品牌進入了 D2C （直面消費者）階段。“品牌商需要自己用產品和內容去接觸用户，所以今天才真正輪到用户自己來選擇時尚，” 劉博説道。
這種接觸消費者的方式，則要求品牌在設定風格時，要考慮如何做到能有比較大的靈活性。“現在消費者越來越像是 trend follower，而非 brand follower，時尚是流行的一種表達形式，品牌的外延是流動的，試圖能迅速的將不斷變化的流行元素包裹進自己的品牌域裏，供自己輻射的人羣去用消費來表達 ‘自己趕上了流行’。” 劉博補充道。
目前，劉博看好的是 “有比較清晰的品牌內核的時尚品牌”，除此之外的品牌，大多會淪落為一個抄襲爆款流行的商販。清流資本投資的密扇、粒子狂熱都是這樣的案例。“中國年輕人有 72 種亞文化，本土品牌的優勢在於可以根植於這些亞文化去構建品牌的內核，” 劉博説道。
除了能真正理解年輕人亞文化語言的中國品牌備受中國投資人青睞以外，海外的小眾品牌也是投資人持續關注的一個方向，但是背後的投資邏輯則不盡相同。
比如，在中國投資人看來，有着文化影響力的 Marine Serre、Jacquemus，雖然在國內外的時尚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它們仍然不夠 “出圈”。“PE 和 VC 在投資前想要看到的是，品牌已經有一定的 ‘料‘ 了，包括商業上的成效及品牌價值的沉澱。現在來説，較小的品牌沒那麼有吸引力，中國投資人對他們沒有那麼好的消化能力，”資深時尚投資諮詢師 Jimmy Chan 説道。
“中國投資人，尤其是機構投資者，想要獲得有傳承、有歷史的品牌，” Chan 繼續解釋道。“對於他們來説，這樣的投資能夠更方便地去構築一個品牌故事。”
Chan 總結出了過去幾年來中國資本的投資邏輯，有歷史感的成熟品牌能有較高的溢價能力，只要有足夠的運營能力，不難將它推向更廣的中國市場。人稱 “中國版 LVMH” 的山東如意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18 年，宣佈以六億美元收購瑞士奢侈品牌 Bally、以色列男裝集團 Bagir 後，這兩個品牌在中國市場並未有多大的動作，之後更是爆出山東如意無法完全支付投資款項，因而遭遇信任危機的新聞。
不過中國資本也不是完全不靠譜。對於品牌的復興，復星集團則顯得比山東如意更有決心。復星在 2017 年 2 月，斥資 1.2 億歐元收購了法國奢侈品牌 Lanvin，1 個月後又以 5500 萬歐元收購了奧地利內衣品牌 Wolford，復星又在今年七月通過旗下的豫園股份，投資了意大利珠寶集團 Damiani 及其旗下的輕奢珠寶品牌 Salvini。
但國外備受破產困擾的 J.Crew、Brooks Brothers 同樣有着深厚的底藴，為何不被中國投資人看好？復星集團商業拓展及戰略董事總經理 Nikko Chen 分析認為，這類品牌重組難度較高，除非能將品牌的不良資產全部剝離，只剩下優質資產，否則覆盤這類品牌太複雜了。
“如果只看到品牌本身的資產，僅僅去講故事的話，是遠遠不夠的。有故事的品牌有價值的是文化和藝術沉澱，機會合適的情況下，重啓一個歷史品牌不會太複雜，但經營好就是挑戰。而目前市場上的很多品牌的資產包，經營是不好的，尤其在快速下滑期的趨勢是很難扭轉的。下滑的速度是有一定衝勁和慣性的，只有等到它出現轉折點的信號之後，業績扭轉的趨勢才會好一些，更大的機遇也會跟着來臨。所以品牌的 turnaround 往往是最難的，” Chen 説道。
那麼對於上述的 Marine Serre、Jacquemus，以及 The Row、Victoria Beckham 等有着優質品牌價值的年輕品牌，還是離逐利的資本市場遠一些比較好。
就算在市場環境好的時候，資本要求的增長速度對品牌發展依然不利。被稱為是開啓時尚街頭風的鼻祖品牌 Hood By Air（HBA），在 2014 年曾經獲得 Off-White 母公司 The New Guards Group（後被 Farfetch 收購）的資金，將其總部搬去了米蘭。當時同在米蘭的 Virgil Abloh 還參與設計了 HBA 的系列，但品牌發現，過度快速的增長讓他們感到不適，後來品牌也終止了與 The New Guards Group 的合作。而同樣因資本而走失的，還有日播集團投資的、2016 年創辦的設計師品牌 Sirloin，由於其小眾設定並不符合日播集團的品牌矩陣等原因，雙方的合作也在去年終止。
對於規模較小的時尚品牌，在找到商業與時裝的平衡之前，過早融資會讓品牌發展迷失了方向。
幫 Dries Van Noten 找到西班牙買家的 Vendôme Global Partners 認為，疫情後中國市場變得越發重要，是否有能力在中國市場做好，也間接影響了品牌在國際市場上併購案的推進。“大家認為中國市場很大，但其實這個市場的競爭也是全球最激烈的，因此本身操盤的團隊、盈利難度也會被重點納入考量中。” Chen 補充道。
劉方未認為，海外品牌進入中國要有非常清晰的本土認知度，尤其是在渠道的玩法上。“中國在渠道、分發傳播等方面的發展一直都走在世界前列，玩法多樣且平台多元。除此之外，中國大量平台都是生態量級，這也導致玩轉品牌不能僅依靠簡單的漏斗形式營銷推廣，” 劉方未説道。“我覺得國外品牌在中國該做的，是把握在中國玩流量的方法，掌控中國市場流量的邏輯。因此，對中國來説，很多小而美的海外品牌在中國做內容數據化驅動的方向，其實是有一些機會的。”
在時尚服飾這個品牌眾多的領域，的確要通過運營流量，才能穿透雜音、規避投資初創品牌的風險。目前來看，資本想看到的是一個品牌在三、五年間快速成熟，成為一個價值五至十億元的品牌。這樣的品牌能夠瞄準年輕一代的中產消費者，他們追求性價比高的精緻生活，它要有潛力成為服裝界的喜茶。
疫情以前，有媒體熱度的品牌某種程度上就能主導投資方向，但疫情之後，中國投資人的影響力將決定一切。中國投資人意識到，時尚產業原有的規則會被打破，整體格局將面臨重塑。因此資本除了追逐單個有商業變現能力的品牌，其實更看重在渠道端的投資。劉方未認為，疫情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提升全球貨品的匹配效率，復星正鋭投資的買手交易平台 IntraMirror 就是這樣的案例。
“這方面的投資是基於跨境邏輯，因為品牌的定價問題，全球的好貨品沒有好的匹配效率在全球進行匹配。因此，在跨境領域，怎麼把貨品跟人的匹配效率拉平，是品牌金字塔的上半部品牌會去做的事情。例如，我投的 IntraMirror 服務的是下游的買手，或者説是 ‘小 B’，他們所觸達的是時尚領域觸覺最敏鋭的一些人或渠道，自帶流量。因此，在一些產品渠道方面，他們甚至優於國內有經銷商網絡的品牌。” 她説道。
當然，時尚這個由創意及商業左右腦相互制衡前進的行業，也並不會因中國投資人而變得渠道獨大，真正能 “破局” 的品牌，需要能將設計跟渠道做好匹配，它們並不依賴單一的營銷渠道，而是能從實體零售、線上都找到合適的營銷、銷售空間。
劉方未也認為，在服裝鞋帽消費領域做投資，未來中國投資人要更有耐心才行。“一個品牌的設計溢價、品牌溢價是遠高於其他品類的，但它跟其他領域的投資差別在於，少於十年的品牌其實是很難建立起來的，” 劉方未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