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範圍內，一直有一種”中國崩潰論”在流傳，當然，年年都“中國崩潰論”，只不過我們到了現在不僅沒有崩潰，反而還一路成長為了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這是中國人民勤勞奮鬥的成果，也是西方經濟學家不可理解的“奇特現象”。
不僅西方經濟學家不可理解，中國的經濟學家也不可理解，當然這對於我們來説反而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不管是西方經濟學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學習的都是同一套的理論知識，那麼學出了一樣的結果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而，當這些經濟學家在批判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發展戰略時，我們不得不問一句，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我們所做的一切都真的是可以用GDP來衡量的嗎？李懷印先生在《開放時代》中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對此問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那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遵循西方制定的全球分工？
經濟學家林毅夫在談及建國初期的經濟戰略時，曾稱該戰略違背了比較優勢，導致了幾個負面的後果。
例如經濟結構扭曲、GDP增長速度達不到預期；國民收入分配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造成了傳統和現代部門分離的二元結構、導致城市化率不達預期；經濟封閉，無法從國際貿易中獲利。
而李懷印撰文正是專門批駁了這些個觀點，他認為，在建國初期，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不能用GDP來衡量的。因為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增長路徑，而用這個理論來評判建國初期時的發展戰略，顯然是“非歷史的”和不公平的。
什麼是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來自大衞·李嘉圖，其基本含義是因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因而每個國家都應該集中生產自己具有優勢的產品，並進口自己處於劣勢的產品。
理論上來説沒有錯，各國確實可以根據自己在資源和勞動力上的獨特優勢，來選擇發展自己更具有優勢的產業，並通過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來發展自身經濟。
但實際上呢？正如李懷印所言的，這個國際分工體系是西方所建立的，而在這個分工體系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將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永遠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高科技技術，而高精尖產品則將永遠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
這難道是我們所想要的嗎？成為一個低端產品的製造國，一個真正的世界工廠，用中國人民的血汗去換得微薄的收入？當然不是。為什麼我們要遵循西方制定的全球分工方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來不會止步於此。
我們不可能成為“四小龍”
實際上，對於戰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説，這種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發展方式都陷入了瓶頸，在經過了初期的快速成長之後，許多國家都因為本土企業無法與西方跨國公司競爭、國民經濟也無法擺脱對西方跨國公司的依賴而陷入了停滯。
除了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台灣地區依照比較優勢理論，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實現了經濟騰飛，併成功加入到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但亞洲四小龍的騰飛，和一個重要的前提無法分割，而這個重要的前提，也是比較優勢理論的前提——加入國際經濟體系。
亞洲四小龍無疑都是在戰後被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國家和地區，它們不僅在政治上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同盟。
四小龍的精英階層也大多在西方接受過他們的教育，因而它們在經濟體制、價值觀上都與西方無限靠攏，這樣才能讓亞洲四小龍依靠比較優勢理論在國際經濟中獲益，並最終躍升為發達國家或地區。
但我們可能嗎？1949年建立的紅色中國，是受到美國和西方保護的同盟、可以加入到他們的國際分工中去嗎？
不可能。剛剛獨立的中國，正處於與西方對抗的階段，採取的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加入西方主導國際經濟體系中，因而這一套比較優勢理論也就不可能適用於建國初期的中國。
這是客觀原因，而從主觀上來講，我們也不願意去加入一個國際經濟體系。畢竟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加入蘇聯主導的經濟體系——經濟互助會，接受蘇聯主導的國際分工，成為蘇聯某一個好用的工具國。
但我們沒有，也不願意。帶領我們走向獨立自強的主席，從來都不願意放棄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獨立，依賴蘇聯，乃至與蘇聯成為所謂的“父子黨”關係。因為我們的文明傳承千年，我們在過去的20個世紀中領先了16個世紀，我們天生的優越感，讓我們不願意去依附他人。
我們不可能成為亞洲四小龍，成為某一方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工具國，我們需要建立的是一個獨立自主、部門完備的工業體系，這是能用GDP去衡量的發展策略嗎？
國家工業化，是廢墟上的新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建國初期我們一直採用的是國家工業化的戰略。根據李懷印所述，這一模式與所謂比較優勢理論模式最大的區別，就是不以GDP為計算口徑，也不以人均GDP增長為目標，其最重要的考量指標是“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所採取的大政方針都是“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也就是農業反哺工業，這與亞洲四小龍，或者任何一個參與西方國際經濟體系的國家和地區都有所不同。
考慮到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地緣政治，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優先發展的是重工業。畢竟大家不能忘記，在那時，我們才剛剛趕走了侵略者，飽受戰火的中國人民，幾乎是在廢墟上建設新中國。
當時，不僅僅是國家一片白地，在國際上我們更是要面對列強環伺，在這樣一個時刻，輕工業和農業也只得往後靠，讓國家先建立起重要的、關乎國家命運的重工業部門，才是重中之重。
因而，建國初期的經濟規劃主要是從搭建部門齊全的現代製造業、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體系開始的，儘管我們有很多地方都是從零開始，但根據李懷印所言，也正是建國初期打下的基礎，為我國改開以後的騰飛建立了基礎。
除了實打實的工業建設之外，新中國建立初期還有一個重要的戰略任務，就是對社會進行一系列改造，包括土地改革、推進男女平等、普及教育和破除封建迷信等等。
這一系列的改革和運動，讓人民當家作主的觀念覺醒，令百姓掙脱了身份等級的枷鎖，毫無疑問地也有利於推動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但這一切不計成本的大力投入，毫無疑問地是不能用GDP來衡量的。
為什麼不是蘇聯的計件工資？
林毅夫等人對於建國初期經濟戰略的批判，還集中於國民收入分配的問題上。經濟學家們認為，社會在收入分配上採取“吃大鍋飯”的方式，沒有激勵體制，這很顯然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
但在李懷印的眼中，這個説法是有問題的。其實我國在50年代初仿照過蘇聯模式，實行過一段時間的計件工資制，希望以此強化勞動激勵，但這種方式很快就被放棄了，最終轉而採用了平均主義的做法。
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和蘇聯的國情不同。在蘇聯，勞動力稀缺，因而企業需要穩定職工隊伍，就需要採取更多的激勵手段，但在中國，勞動力豐富而就業崗位稀缺，這首先就缺乏了激勵機制產生的基礎。
加上當時我們以舉國之力發展重工業，需要壓縮個人消費，不得不採取了一種平均主義的做法。
而且李懷印還提出了一個觀點，即林毅夫等人所引用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是建立在人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唯一追求的理性人的基礎上的，但實際上，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剝削的資本家不復存在，工人才是工廠的主人翁。
那時的工人們普遍有着與工廠休慼與共的責任感和榮譽感，自然愛廠愛家，不需要物質肌理也會努力工作。
同樣的，數據也顯示，其實在建國初期工人們並不像我們所想的因為沒有物質激勵就消極怠工，實際上在那時候我們的工業產值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長：從1952年到1978年，年均增長10%。
農業發展緩慢，有跡可循
林毅夫等人另外一個觀點，則是認為我國在建國初期農業和農村發展緩慢，是因為“勞動監督非常困難”以及“付出和勞動報酬不相對應的平均主義”。在李懷印眼裏，毫無疑問的建國初期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確實相對緩慢，但理由也並非如林毅夫所言。
實際上，農村生產隊中的工分制不完全是一刀切，生產隊有着自己的一套體系來計算社員的工分，而且大家對此並沒有太多異議。
儘管之後確實出現了一些偷奸耍滑的現象，但在大部分地區，因為做得太慢太差，會影響整體禁毒和工分報酬，以及自己在鄉里間的聲譽，大部分人的勞動態度都是端正的。那為什麼在那時候農業和農村發展相對於工業來説十分緩慢呢？
是因為在建國初期的經濟戰略下，我國的工業是依靠農業部門輸血而發展起來的。農業部門在滿足農村所需之後，幾乎將所有的剩餘資源都轉移到了工業部門，這就導致了農業部門的發展緩慢。
數據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江蘇某生產隊通過農業税和剪刀差轉移給國家的生產隊集體收入，就達到了平均每年11800元，如果這些收入不是用於工業發展，而是用於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那農村的發展必定會加快，但還是之前説的，在那個時期，發展工業才是更重要的事。
GDP從來都不是唯一標準
也許在經濟學家的眼裏，GDP是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但在實際情況中，我們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基本依據，應該是地緣政治環境。如果一個國家連獨立自主都難以保全，又談何國際分工、經濟發展呢？
而在經濟學家評判過去我們經濟發展的策略的時候，毫無疑問也應該考慮到當時的歷史因素，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放入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再去評判其政策合理性，而不是機械地將不同制度、價值觀和不同地緣政治環境的放到一起比較。
亞洲四小龍可以通過比較優勢理論騰飛，並最終躋身“高收入”，是因為它們有着自己地區和政治的侷限性，甘願當一個好用的“工具”，換來強大的“保護”。但我們不同。
我們天生就是大國，自從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們就在為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我們從來都不想成為誰的工具國，或者國際上一件趁手的工具。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部門齊備的現代化工業體系，是能夠超越西方列強的、更為先進的高精尖技術，是讓我們能夠自信屹立於世界的強大國家，這一切都不是簡單的可以用GDP來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