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芯夢”不是光砸錢就能成

歐盟對於實現芯片自主的呼聲愈發高漲。媒體透露歐委會將在近期正式出台一份芯片產業扶植戰略。歐盟委員會工業委員布雷頓則將會晤台積電、三星、英特爾等芯片巨頭掌門人，以高額補貼吸引這些企業在歐洲投資建廠。

歐洲的微電子產業曾經有過輝煌過去，20世紀90年代初曾佔據全球半導體產能的40%。但隨着諾基亞、愛立信等本土消費電子廠商的衰落，加之歐洲電子工業下游需求萎縮，歐洲芯片廠商逐漸將製造環節向亞太地區轉移，轉而專注於芯片設計和技術環節，如今歐盟僅佔全球半導體產能的10%，遠遠落後於美國和亞洲經濟體。新冠疫情暴發後，伴隨疫情對半導體產業鏈的衝擊以及製造業對芯片需求的短期暴增，全球範圍內出現“缺芯潮”，歐洲汽車業受到的衝擊尤甚，雷諾、沃爾沃等大廠均曾做出減產甚至暫時停產的決定，令歐洲這一經濟支柱產業的處境雪上加霜。

隨着全球經濟和產業數字化、智能化進程的推進，芯片將成為各個製造業領域最關鍵、最基礎的中間產品，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只會與日俱增。因此，歐盟對建設本土芯片工業的重視程度也與日俱增。歐盟應對新冠疫情的“恢復基金”中20%的資金將向芯片製造等數字化議程傾斜，表明做強歐洲芯片已成各成員國共識。今年3月，歐委會就未來十年建設歐盟數字經濟和數字主權發佈政策文件，其中重要行動計劃之一就是至2030年歐盟芯片產能在全球佔比應提升至20%。

誠然，歐盟確實因本土芯片製造能力缺失而在經濟乃至地緣政治等領域陷入一定被動，而半導體領域的產能與技術水平又日益成為主要大國立足於世界的“標配”。歐盟將包括半導體在內的產業鏈掌控權視作“戰略自主”和“數字主權”願景的重要內涵，但其實現“芯片自主夢”與這一產業領域的現實仍舊具有巨大落差。

首先，完全的芯片自主本身就非現實目標。在全球分工和跨國公司全球佈局的背景下，無論企業還是國家都依據自身技術優勢和比較優勢，發展芯片這一產業鏈中最具競爭力的業務。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在原料、設計、封裝、測試、製造、下游市場等全環節上實現完全掌握，主要芯片生產商也都是在某一應用場景上具備“一招鮮”而很難成為“多面手”，比如德國芯片企業英飛凌就在汽車控制系統方面獨樹一幟。因此，試圖追求絕對的芯片自主，試圖實現芯片產業的“閉環發展”或絕對“自給自足”，不僅技術上難以實現，也意味着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其次，芯片產業的發展是長線項目，可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短期內大規模擴大產能幾乎無法完成。芯片建廠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並非引進幾條生產線、劃幾片地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在人才、土地、配套基礎設施、原料能源保障等諸多方面做好充足準備，理順半導體上下游各個環節。從建廠到生產出成熟產品花費數年時間已是成功，更不用説半導體產業基於“摩爾定律”的發展速度，“投產即落伍”也毫不稀奇。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IA）報告指出，建立一個大型芯片工廠一般將耗資200億美元，從投產到獲利還需數年時間。誠然，在全球半導體行業領軍國家和地區，政府政策扶持乃至直接由軍方提供項目、投資和訂單成就產業興起也是一個常見規律，但這一領域更需要的是長期持續的技術、人才積累以及研發投入，短期內“平地起高樓”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第三，歐盟構建有利於芯片製造成長的生態環境。歐洲自身芯片產能的外移，與全球消費電子等製造業向亞太遷移也有一定關係。跨國企業將生產佈局在中間產品和終端產品需求地更近的地方，亦是其經營決策的常態。歐盟希望在全球芯片生產版圖中佔據更大份額，就必須根植於本土芯片產業需求。正如英飛凌總裁普洛斯所言，如果歐洲不能培養起本土的芯片產品大客户，那麼通過建廠搞“生產迴流”的意義將大打折扣。因此，砸錢和保證芯片供應並不能畫上等號。同時，歐盟花巨資吸引域外半導體巨頭設廠，並不意味着產品必然為歐洲所用，這些工廠生產的產品將更多服務於母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產業鏈和經濟利益，而非受投資所在國調配，靠買勢必無法解決“卡脖子”問題。

在芯片這一新興領域，歐盟希望把現鈔變成實實在在的工業能力很可能是天方夜譚。想要做大做強半導體行業，增大投入只是必要條件之一，它更離不開持續而長期的努力。（董一凡，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