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向我們提出過類似的問題，可見現在中國國內對這個問題還是比較擔憂的。”
聽完《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的來意，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副所長川渕英雄説道，“事實上我們覺得中國國內有一些誤解，對此沒有必要那麼擔憂。”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是由日本政府出資設立，致力於促進貿易和投資的政府機構，而川渕英雄所言中國國內憂慮的情緒源於4月7日日本政府內閣會議通過的一份緊急經濟對策。
這份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緊急經濟對策提出，為支持企業強化供應鏈、謀求產地多元化，日本政府計劃投入2435億日元進行供應鏈改革。
這隨即引發了國內關於日企會否離開的擔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企業因供應鏈中斷而停產停工的消息並不鮮見，因此即使外資撤離中國的討論已持續多年，這份擔憂在當下也具有了更強的現實感。
那麼，日企真的會離開中國嗎？
2020年3月23日，武漢，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工廠，復工後的質檢線。人民視覺
虛驚一場？
就在4月7日日本政府內閣會議通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緊急經濟對策後，4月9日，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在回應“如何減少美國製造業對中國的依賴”時稱，美國政府應允許企業將從中國遷回美國所產生的成本，在當年進行100%的費用化處理。
庫德洛只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給出建議，而日本政府則是明確提出，將為供應鏈改革投入2435億日元，並寫入2020年修正預算案中，其中支持企業強化供應鏈的投入是2200億日元，支持其分散到其他國家的投入是235億日元。
其實，相比於緊急經濟對策超過日本GDP 20%的規模，2435億日元的投入可能並不算多。
這份緊急經濟對策最初的規模便達108萬億日元，4月20日，被提升至117萬億日元，約合1.1萬億美元。而在長達37頁的文件中，包括向面臨困難的家庭及中小企業發放超過6萬億日元現金補助，延緩困難企業約26萬億日元社保、納税負擔等內容，支持企業強化供應鏈的內容只出現在“供應鏈改革”一節中。
儘管如此，文件還是詳細劃定了針對不同情況、不同規模企業的補助率，這讓中國國內輿論認為，受此影響，日企離開中國的威脅更為迫切。
“如果企業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打算對供應鏈做一些調整，政府可以提供支持，這是政策的初衷，補貼政策可能更有利於在華的穩定生產。”川渕英雄在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解釋補貼政策出台的背景時説，“此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確造成部分製造業生產停滯，特別是口罩等防疫物資出現供給不足的情況。”
緊急經濟對策提及，為了降低關係到國民健康產品的供給風險，對進行供應鏈多元化改革的大企業補助率為二分之一、中小企業為三分之二。
“企業去哪裏投資，完全屬於企業的自主行為，政府無法干預。”川渕英雄一再向記者強調，“可以這樣理解，因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華日企大規模撤離的情況應該不會發生。”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每年都會對在華日企今後一至兩年業務開展方向進行調查（見表1），從其提供給《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的數據來看，近5年，計劃縮小在華業務的日企佔比始終很小，2019年僅為5.4%，而計劃轉移、撤退到第三國（地區）的情況佔比更小，去年不足1%。但計劃擴大投資的日企佔比也明顯縮小，2019年更多在華日企選擇維持現狀。
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分析説，“如果只從經濟角度出發思考問題，考慮的就是成本，但在疫情的背景下，一旦安全成為核心要素，就可以做到不惜成本撤出。”
“但撤出並不意味着一家企業在中國的產能清零，而是在此基礎上在本國或他國重建產能。”施展説。
而大摩在此前的一份報告中提出，搬遷意味着新投資，但全球衰退的陰霾導致無人願意再投資。
防範供應鏈風險是真？
在緊急經濟對策中，除了對口罩等關係國民健康的產品，以及對海外依賴度高的醫藥品生產轉移到日本國內予以補貼，另兩種適用補貼的情況為“對另一國依賴度高的製成品、零部件的供應鏈進行多元化改革”。
如川渕英雄所言，補貼政策的初衷是幫助企業分散供應鏈風險。那麼，日本對於中國生產的哪些產品依賴度較高？
“中國和日本的產業合作已經很深入，供應鏈相互交織在一起，可能難以判斷某件產品的依賴度高低，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對於中國生產的口罩依賴度較高可能是比較特殊的情況。”川渕英雄向記者解釋説。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發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對華進口額佔比排在第一位的是電氣設備及其零件，佔比達28.4%，其中包括電話機、半導體元件等。機電產品在日本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中佔比較大。
3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主持“未來投資會議”時曾提出，在中國向日本出口的產品供給出現減少，整個產業鏈遭受影響的擔憂中，必須考慮讓那些對一個國家依賴度較高的產品、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的生產基地迴歸日本國內。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儘量不要依賴於一個國家，向東南亞各國轉移，實現生產據點的多元化。
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日企推行“中國 1”戰略，即在中國之外再尋找一個生產基地。
“‘中國 1’戰略並非由政府提出，而是企業自發選擇的結果，有的企業可能已經在實施或者推進這樣的戰略，有的企業可能還完全沒有做到。”川渕英雄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介紹説。
而有多位日企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得益於中國政府的快速響應及應對機制，疫情發生後反而在中國的零配件供應所受影響最小。
“和其他跨國企業一樣，東芝空調採用全球採購的供應鏈模式，供應中國、泰國、日本的工廠進行生產。”東芝開利空調銷售（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楊燚華4月時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舉例説，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智能功率模塊）是變頻空調的核心部件之一，部分由馬來西亞、菲律賓供應，但由於受當地疫情影響遲遲不能恢復生產已經瀕臨斷供的風險。“而中國供應鏈端的零配件目前已經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及時補上了我們的短缺。”
據楊燚華介紹，這使得集團開始考慮將更多的中國廠商納入到供應鏈體系中，以降低未來可能再次面臨的供應鏈風險。
這與大摩做出的判斷一致，即這次疫情所造成的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產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原因之一便是中國在復工中所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的製造業優勢，都遠勝於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而後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脱臼。
有商務部人士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介紹，像山東這樣日資、韓資企業較為集中的省份，在疫情結束後曾採取專門措施保證外資企業的復工復產。
4月16日，商務部發言人高峯在回應有關日美企業撤出中國的提問時特別提及了日企在華的復產復工情況，“據有關調查，中國華南地區98%的日資企業已恢復生產，開工率達到100%的企業佔41.4%，開工率為80%至100%的企業佔42.3%。其他地區日企復工也取得積極進展。”
當然，此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供應鏈暴露出風險的不只是日企。
“很多企業可能並不清楚自身供應鏈的全景結構，比如只關注一級供應商，但並不瞭解一級供應商的供應商情況。”長期從事供應鏈管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劉少軒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劉少軒認為，以前更強調的是供應鏈的效率，希望用比較低的庫存、成本滿足客户的需求，未來要對這種及時生產策略重新思考。“如果過於強調控制成本，不考慮風險，風險來臨時所受衝擊和影響就會比較大。”
分析儀器生產製造商鉑金埃爾默大中華區銷售與服務總經理朱兵就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提到“安全庫存”的問題，“珀金埃爾默有安全庫存體系，在亞太、歐洲、美國有3個分銷中心，負責維持安全庫存，因為庫存的合理安排，疫情暴發後並未感到供應鏈受到影響。”
除了對及時生產策略重新思考，劉少軒還表示，原先企業強調單一單元採購，希望利用規模效應降低成本，未來可能在供應商的選擇上會有更多預案。如果供應鏈發生中斷，企業也要能夠通過快速的產品再設計，用替代零部件滿足需求。
2020年3月23日，武漢，東風乘用車公司武漢工廠，工人在車間劃定區域內進餐。
日企捨得離開中國嗎？
“相對貼近市場，供應鏈的安全性也會更高，如果過多依靠中間環節流轉，可能會出現問題。”德勤中國副主席蔣穎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説。
川渕英雄也向記者強調，“地產地銷”一直是日企特別重視的問題，因為他們非常重視中國市場。“為了不讓在中國的供應鏈發生停滯，不但不會撤離，有可能會增加投資以保證未來中國市場的供應鏈穩定。”
“目前中國依舊是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市場之一，東芝並沒有撤出中國的打算，反而一直在加強對中國市場的投資，東芝空調的杭州新工廠將在今年10月建成投產。”楊燚華向記者介紹説。
“與在亞太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的日企相比，在華日企的當地採購率非常高。去年接受調查的在華日企當地採購率接近70%。”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經濟信息部部長藤原智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近10年來，在華日企的當地採購率不斷提高（見表2）。
而從“地銷”的角度看，藤原智生介紹説，2019年在華日企出口額在銷售額中所佔平均比例為32.5%，純內銷型企業佔比為30.2%，而出口比例為100%的純出口型企業佔比僅為3.3%。
藤原智生解釋説，從具體省份的情況來看差異較大，如在山東的日企多為出口導向型企業，出口額佔比相對較高（55%），但在湖北、重慶的日企多屬汽車產業，主要針對中國國內市場，出口額佔比就比較低，如在湖北的日企僅為15%。
“在華日企重視中國市場，加之推行‘地產地銷’戰略，因此受貿易環境變化影響較小。在我們實施的《2019年度亞洲、大洋洲日資企業實況調查》中，針對貿易環境變化的應對措施問題，作答的在華日企中僅有9.2%的企業表示正在考慮或者已經轉移生產線應對貿易環境變化。”藤原智生告訴記者，儘管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但從表1不難看出，在華日企從美國採購原材料及零部件的比例不足1%，美國作為出口目的地的佔比也僅為5.5%，因此所受影響較小。
有電子產業日企負責人在被問及會否考慮離開中國時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不會考慮遷回日本，因為決定因素是客户的動向，而主要客户半數以上是在中國的日本企業。”
有華南地區日企負責人向記者直言，選擇投資地時首先會考慮產品可以銷售的市場有多大，即“在投資國生產的產品在當地能賣出去多少”。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調查，去年選擇縮小在華業務或轉移、撤出中國的日企的首要原因是“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減少”。
除了看中中國的市場而難以離開中國，川渕英雄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解釋説，“服務業投資的變化可能比較大，但日企在華投資以製造業為主，佔比約七成，服務業佔比僅三成。而且日企忍受度比較高，如果在一個地方紮根，推行‘地產地銷’，一定會深耕市場，不會做出變化特別大的決策。”
上述華南地區日企負責人告訴記者，在首先考慮市場因素之外，“其次考慮的便是零部件的供應鏈，看是否能就近採購到高品質的零部件。”
有業內人士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介紹了這樣一個案例，一家日本知名的農業機械製造商，為了培養玉米收割機供應商，曾投入100多萬元為給其配套的一家中國秸稈還田機廠商改善管理。
“這家日企給供應商的價格高並且做事規矩，所以國內供應商對其也更加重視，並且也有利潤可賺。當然，日企對質量的要求也相當嚴，成為其配套廠後，至少會得到3年指導，而且這種指導是不惜代價的。”前述業內人士説，企業當然要講投資回報。1998年這家日企進入中國市場，一期工廠在蘇州，相信一期投資早已經回本，但二期工廠在2018年投產，超3億元的二期投資應該還沒有收回，所以從投資收益的角度看，也不可能離開中國市場。
隱性成本優勢反而更具吸引力？
儘管不超過10%，但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9年度調查，作答的在華日企中還是有9.2%的企業表示正在考慮或者已經選擇轉移生產線，高於亞太地區7.2%的平均值，而在目的地的選擇上，有37.5%的日企選擇越南，佔比最高。
“其實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越南，並不是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後才開始的，比如像紡織業等較為低端的製造業，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增長，轉移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藤原智生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介紹説。
川渕英雄向記者展示的數據顯示，2019年，在越南的日企中，33.2%選擇擴大通用產品的生產功能，這一比例明顯高於在華日企的21.5%，“這表明日企更多將越南視為通用商品的生產地，而將中國視為高附加值商品的生產地”。
2019年，在華日企給出的縮小業務或轉移、撤退的原因中排在第二位的便是採購成本、人工費等成本增加。
“繼續在東莞經營發展，最擔憂的是勞務成本的無限制提高以及高税率。”前述電子產業日企負責人向記者坦言。
他介紹説，2019年公司在越南設立了新廠，而產生的生產移動會對中國的工廠造成壓力。目前，通過對越南工廠收取技術支援服務費，同時在中國的工廠設立自動化開發部擴展自動裝置的銷售來提高營收，漸進式地提升產品的附加值。
一家位於東莞的大健康產業日企負責人也告訴記者，華南地區的勞務費在不斷上漲，勞務費成本方面的優勢在逐漸減弱。“目前我們更多考慮的是儘量實現生產自動化，為了抵消勞務費不斷上漲的壓力，我們採用深圳等地的自動化技術來對生產車間進行技術改造，以節約人力。”
劉少軒也提醒説，使用自動化設備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雖然可能一次性投入比較大，但是將來可以減少對人工的依賴，因此一些生產活動離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國家，迴流到勞動力成本相對比較高的國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楊燚華也向記者表示，外企投資除了關注人力成本之外，越來越多地認識到社會穩定、環境安全、供應鏈完整、物流基礎設施健全、人工素質等，這些供應鏈健康因素對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重要作用，相比人工這一顯性成本，背後所藴藏的巨大隱性成本優勢反而是更大的吸引力。
（陳棟棟對本文亦有貢獻）
2020年第11期《中國經濟週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