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我國下一階段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前瞻性、科學性的研判與規劃。
其中，《建議》專門對國資國企作出重要部署，要求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揮國有經濟戰略支撐作用。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深化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
此外，《建議》還專門針對數字經濟進行了深入闡述，提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羣。
“十四五”時期，國企改革將呈現怎樣的新面貌？如何向改革要活力，發力點在哪裏？如何抓重點，補短板？數字化轉型如何為企業高質量發展賦能？圍繞這些問題，人民網在11日舉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有經濟研究智庫成立儀式暨首屆國有經濟研究峯會上獨家專訪了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戚聿東。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戚聿東 (人民網記者李源 攝)
人民網： 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專門對國資國企作出重要部署。您如何看待新時期新階段，國資國企改革發展面臨的新要求？“十四五”時期，國企改革將呈現什麼樣的新面貌？如何向改革要活力，發力點在哪裏？
戚聿東：看得出來，國資國企改革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佔有很大分量，任務重、系統性強，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就要求國資國企改革進行戰略設計，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40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和中心地位。經過長期持續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在經濟增長的“中國速度”和“中國模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改革永遠在路上，仍有諸多未竟使命有待完成。
《建議》中提出的上述改革規劃涉及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產權結構改革、治理結構改革、市場結構改革、監管模式改革等核心問題，個個都是“硬骨頭”，抓住了這些改革的“牛鼻子”，就能確保改革沿着正確的方向持續深化，繼續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不竭動能。可以期待，未來5年，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目標願景一定會越來越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國企新面貌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人民網： 國有經濟佈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是國企改革的重頭戲。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五”時期國有經濟將如何進一步調結構、優佈局。調整過程中，哪些重點要抓，哪些短板要補？有哪些要注意的關鍵環節？
戚聿東：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性作用，又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這就需要在國有經濟結構佈局優化方面下功夫。
一是國有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如果國有企業產業結構過於寬泛，就容易導致國有資本運行效率降低，同時也對民營資本產生一定程度的“擠出效應”。
二是國有企業產業組織結構優化。國有企業應該重點專注於大中型企業，針對國有制小微企業可以逐步收縮甚至退出。
三是國有企業資本結構優化。從“十四五”改革趨勢看，國有資本要注重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重點基礎設施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產業集中，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集中。絕大部分重要競爭性領域需要按照“混改”要求進行改革，保持國家相對控股。
四是國有企業管理層級優化。國企改革應按照網狀化扁平化趨勢，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户數，通過“瘦身健體”，
壓縮管理層級。
人民網：《建議》針對“加快數字化發展”作出全面部署，您認為該如何認識新時期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工作？數字化轉型如何為企業高質量發展賦能？
戚聿東：的確，規劃建議專門闢出一條闡述數字經濟，把發展數字經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闡述。《建議》中其他各條規劃大多也都包括數字經濟的相關內容，如“促進平台經濟、共享經濟健康發展”“穩妥推進數字貨幣研發”“建設智慧農業”“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等。足見數字經濟在未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分量，也足見中央對數字經濟的高度重視和超前佈局。
數字經濟是未來經濟的新制高點，發達國家和主要發展中國家都在角逐這一領域。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數字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位，一些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已在引領全球潮流，但國有企業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相對滯後，必須奮起直追，後來居上。
國有企業主要分佈於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鑑於數字經濟對傳統產業具有強大的“滲透”和“賦能”作用，因此產業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為此，國有企業必須發揮數字化轉型的主力軍作用。在這種背景下，2020年8月21日，國務院國資委印發了《關於加快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就推動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做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國有企業引領和帶動中國經濟在數字化變革中佔據國際競爭制高點。應該説，這個政策文件非常必要、非常及時，將會全面助推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進而對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進行全面的“賦能”。
人民網： 當前，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為活躍的領域，是我國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在您看來，加大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度，實現實體經濟領域的產業數字化轉型，需要在哪些方面聚力？
戚聿東：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數字經濟是“兩局”題中應有之意與重要組成部分，《建議》提出推動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推動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羣。為此，需要廣泛實現實體經濟領域的產業數字化。實體經濟領域的產業數字化轉型，這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各個環節。
從企業層面來看，第一需要企業進行頂層設計，確立數字化轉型意識。區別於工業化時代企業主要關注於產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屬性，數字經濟下企業管理將圍繞用户而展開，產品、服務的模式均以價值的創造與供給為核心。數字化不僅是利用ABCD(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等技術提升效率，而且意味着競爭屬性的變化，也意味着管理思維和範式的轉變。企業只有聚焦滿足用户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不斷加強與生態夥伴的密切協作，才有可能把握住數字化機遇。
第二，及早制定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面對數字化轉型的大勢所趨，中國企業迫切需要制定數字化轉型戰略，依據戰略管理的組成要素，制定既先進又可行的數字化戰略及其實施方案。這就要求企業依據“系統決定成敗”的理念，先行滿足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要件；同時根據“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特點及時“補短板”。例如對製造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而言，需要構建數字化決策體系與管控系統，促進組織結構的網絡化、扁平化；需要注重線上和線下渠道有機結合，運用大數據增強營銷行為的精準化、精細化等等。現實中的數字化戰略轉型過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選擇，也不完全是管理方面的考量，甚至包含着對體制改革的內在要求以及對各種利益集團的精心考慮和妥善安排。
第三，加強對數字化人才的內培外引。隨着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企業對數字化人才的需求日益擴大。培養、吸納一批具有數字技能的人才隊伍，對於企業轉型升級、強化核心優勢是必不可少的。毫無疑問，未來中國對數字化人才的需求肯定會更為旺盛，對此，企業需要主動應對。例如可設立副總裁級別的首席數字官(CDO)，統籌軟件平台建設、運營以及數字化人才隊伍的管理。在加大對企業內部人員的數字技能進行培養的同時，利用外部渠道向全球招聘所需要的數字化人才。
人民網：數字化技術催生了企業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企業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國有企業作為“頂樑柱”“壓艙石”，該如何帶頭做好經營管理和商業模式的數字化轉型？
戚聿東：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僅包括轉型前的可行性研究和轉型中的過程管控，更包括轉型後的管理適應性轉變。沒有後者，即便是企業完成了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也難以持續下去。為此，數字化企業必須同時着手做好以下方面的經營管理適應性轉變：
一是走向大規模定製甚至個性化定製，這是數字生產最核心的要義；二是走向模塊化製造甚至柔性化製造；三是研發設計走向開源化開放式研發；四是產品設計走向版本化迭代化，最大化滿足消費者需求；五是針對版本化迭代化產品實行定價模式的結構化、動態化和個性化；營銷模式走向基於大數據的精細化精準化；六是組織結構走向網狀化扁平化；七是用工模式走向靈活化、彈性化就業。
總之，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之後，需要搭建產業互聯網平台，藉助“算法 算力 大數據”實現經營管理的適應性轉變。
人民網：當前，5G背景下的數字化平台發展對於重塑傳統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等具有哪些重大意義？
戚聿東：數字經濟對傳統“三鏈”都具有很大程度的顛覆，為此需要面向數字經濟時代的“三鏈”重塑。在產業鏈上，數字企業都非常注重生態圈建設，可謂“人無我有，人有我更有”，要保障產業鏈較為齊全，關鍵互補性產品需要“自營”，如英特爾公司、亞馬遜公司、谷歌都是這樣。未來數字經濟領域，企業生態圈之間的競爭會日益成為常態，競合也會成為平台之間競爭的最高目標。
對中國而言，《建議》提出了產業基礎高級化問題，這在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尤為重要。為此企業應加快自主創新，儘早補齊工業軟件短板，積極實現工業軟件國產化，構建國內工業軟件生態系統，在供應鏈和物流系統方面，要注重以一體化體制實現協同化。在價值鏈上，需要儘早走出“中國製造”的微笑曲線境地，針對高端顛覆式技術，可以發揮舉國體制，聯合攻關，集中力量解決“頭部”原始創新和關鍵技術，當然，“尾部”品牌特別是平台生態圈品牌建設問題也是當務之急的大問題。不管是5G還是正在研發的6G，憑藉高速率低延遲的特徵，有助於以複雜算法、強大算力和大數據優勢助力企業平台化的運作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