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貨幣政策精準有力

本文轉自【經濟日報】；

數據顯示，截至3月末，17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餘額約為6.8萬億元，有效引導了金融機構合理投放貸款，促進金融資源向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在“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的要求下，專家認為，接下來應繼續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的精準導向作用，增強經濟增長潛能，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在新的起點上開好局、起好步。

牽引帶動作用明顯

經營主體是經濟發展的底氣和韌性所在。從近期公佈的一系列數據看，當前，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穩中有降，信貸結構持續優化，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明顯增強。

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介紹，一季度企（事）業單位新增貸款佔全部貸款增量的84.8%，其中新增中長期貸款同比多增2.73萬億元。這表明經營主體預期有所好轉，信心有所恢復。

信貸結構優化離不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牽引帶動。梳理中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歷史可以發現，現存的17項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中，有13項為2020年後所設，足見近3年來中國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重視。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為支持經營主體走出困境、推動宏觀經濟逐步恢復，央行近年來創設了多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與此同時，注重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各自優勢，使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

“中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兼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光大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張旭表示，一方面，受疫情及經濟下行壓力影響，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增多，信貸需求轉弱，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可向金融機構供給基礎貨幣。另一方面，一些行業面臨的困難比較突出，結構性工具可以對其形成針對性支持。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研究部總監龐溟認為，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有利於結合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導向，結合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等各項金融舉措，在發揮穩經濟關鍵作用的重點地區和重點行業加大資金投放力度和項目儲備強度，以突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輻射、帶動和支撐作用，有助於培育宏觀經濟的壓艙石、推進器和增長極，為高質量發展蓄勢賦能。

隨形勢“有進有退”

考慮到多數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是階段性工具，會隨着經濟金融形勢變化而變化，因此設立時都有明確的實施期限。當前，經濟發展呈現回升向好態勢，經濟運行實現良好開局。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是否應該退出？

“從理論上説，應對短期衝擊主要採取結構性、短期性的政策工具。在完成預期政策目標之後，階段性政策工具可以有序退出。”董希淼表示，不過，對階段性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而言，退出應統籌考慮、審慎安排，總體而言不宜過快退出。

董希淼認為，今年宏觀經濟雖然有所恢復，但恢復態勢較為疲弱且存在結構性矛盾，中小微企業仍然較為困難。如果貨幣政策貿然轉向，支持中小微企業的措施快速退出，可能影響企業的信心和預期，對經濟恢復帶來傷害，不利於全年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0多年前就指出，結構性貨幣政策應被視為在緊急情況下使用的特殊工具，並強調了制定結構性貨幣政策退出策略的必要性。從長期來看，實施結構性貨幣政策可能造成市場扭曲。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要持有謹慎態度，警惕過度使用。

在決定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到期退出或延續實施時有哪些考慮？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近日表示，一方面是經濟運行中突出的結構矛盾，另一方面是商業銀行快速提升這些特定領域金融服務的意願和能力。在實施期結束時，如果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或者商業銀行服務意願和能力已經有效提升，結構性工具完成了政策目標，就會按期及時退出。

“後續可持續的商業銀行貸款才是金融支持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關鍵所在，通常還有其他宏觀信貸指導政策會繼續鞏固成效。”鄒瀾説，此外，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退出是平穩有序的，且機制設計本身就是緩退坡的。

後續還有發力空間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好轉主要是恢復性的，內生動力還不強，需求仍然不足，經濟轉型升級面臨新的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難挑戰。鄒瀾表示，下一步，人民銀行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精準有力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再貸款、再貼現等長期性工具的穩定性，同時實施好多項仍在實施期的階段性工具，為普惠金融、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提供持續支持。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表示，當前實施好結構性貨幣政策仍是貨幣政策實現精準有力的重要內容。圍繞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支持普惠小微、科技創新、綠色發展、民企發債、房企紓困等領域還有較大發展空間，也應是未來發展的着力點。

董希淼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在總量上，貨幣政策應突出“有力”，繼續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在支持經濟增長與防範風險之間尋求平衡，利率水平穩中有降；在結構上，將突出“精準”，繼續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中的長期性工具，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鄉村振興等的支持。同時，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協調，實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協同發力、綜合施策，推動經濟社會加快恢復發展。

“從具體項目上説，下一步應優先選擇與結構性工具契合度較高的項目，開發週期長、資金規模大、利率敏感度高、面臨融資瓶頸或資金約束且具有帶動就業、擴大有效投資、促進消費等外部性的項目，穩增長與促轉型並重，以優化項目結構、提升項目層次帶動轉型升級，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引領和支撐作用。”龐溟建議。（本報記者 姚 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