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生於紐約、長於紐約的商界大佬，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工人階層之間的交集原本並不多。在華爾街和硅谷被民主黨掌控的情況下，特朗普給自己立下了“美國工人保護傘”的人設，並藉着一句“讓製造業迴流”成功突出重圍。
這句口號後的悖論顯而易見，遵循全球化的邏輯，高成本的美國註定不會是製造業的最佳歸屬。即便是有特朗普關税的威逼和減税的利誘，資本在全球尋找資源配置的最佳方案，這個交織着權力和利益的口號，更像是一張難以兑現的空頭支票。
江河日下
8月的最後一天，埃克森美孚正式被道瓊斯指數掃地出門，取而代之的是商業軟件供應商Salesforce，這距離埃克森美孚86多年的標普AAA評級“完美紀錄”被剝奪已經過去了4年。至此，雪佛龍成了道指成分股中唯一的石油企業，同時能源股在道指中的權重降至僅2％。
這一幕似曾相識。兩年前，2018年6月，在穩坐111年道指成分股寶座之後，美國工業巨頭通用電氣（GE）被踢出了道指成分股。
無論是埃克森美孚還是通用電氣，都曾是叱吒美國商界風雲的老字號，前者創立於1882年，後者誕生於1896年，均做過美國股市市值的榜首，埃克森美孚最高市值超過5500億美元，通用電氣則高達6000億美元，而如今，一個僅為1600億美元，另一個只剩520億美元，距離第一蘋果的2萬億美元，已經相去甚遠。
科技股贏了“古老”的工業股，股市的重心已經説明了美國經濟的重心。在剔除通用電氣時，標普道瓊斯指數服務公司董事總經理David Blitzer就表示，美國經濟一直在變，消費、金融、保健與科技類股份的重要性日益明顯，而工業類相應轉弱，以藥店零售商Walgreens取代GE可以讓道指的表現更能反映經濟與股市現況。
如果説通用電氣和埃克森美孚只是在股市中“落魄”，那麼被公認為美國高端製造業驕傲的波音則是在全球一蹶不振。9月，波音的部分夢想客機787確認出現零件不達標的情況，而此時的波音，仍然處於737MAX兩起空難的陰影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之下，無力翻身。
特朗普對波音的態度也從最愛變成了“恨鐵不成鋼”。2016年競選時，特朗普曾坐着私人飛機波音757-200，在美國各州巡迴演講拉票；到2020年1月，波音在特朗普眼中已經成了一家“令人非常失望的公司”。
在波音、通用電氣走下神壇的背後，是美國製造業的整體衰頹。鐵鏽帶應運而生。俄亥俄州的鋼鐵煉油業、密歇根州的汽車工業、賓夕法尼亞州的冶金焦炭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驕傲變成了新時代的鐵鏽。
“幾十年來，我們以美國工業衰敗為代價，富裕了外國工業……我們讓其他國家富裕起來，自己國家的財富、實力和信心卻在地平線消失。工廠接二連三關閉，遷移他國，幾百萬被扔下的美國工人被置之不顧。”在上任演講中，特朗普慷慨陳詞，並許下諾言，“我們將保護美國國土不被那些製造我們的產品、偷走我們的公司、毀掉我們工作的國家掠奪”。
大棒+甜棗
開出了“讓製造業迴流”支票的特朗普，被鐵鏽帶上的一張張選票送上了總統寶座。為了不讓選民們失望，特朗普也的確做出了不少努力。對外，特朗普四處開火，用關税攔住企圖物美價廉的國外產品；對內，則是通過減税和投資紅利來誘惑。
汽車工業首當其衝。2017年1月3日，也就是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職前兩週，福特汽車表示，公司將取消在墨西哥投資16億美元建廠的計劃，並將把7億美元投向美國密歇根州的工廠。
作為美國本土兩大汽車巨頭之一，福特汽車早就被特朗普口誅筆伐。“絕對的恥辱”，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曾用此來形容福特汽車在墨西哥建廠的計劃，強烈要求該公司取消這一項目，並放言稱，如果自己當選，將不會允許福特在墨西哥開設新工廠，並表示將對進口福特車輛徵收高額關税。
面對無數次敲擊，福特即使再不情願也只能低頭。根據福特的説法，特朗普提出的“税收和監管改革”計劃，使其決定向位於密歇根州平巖的工廠投資7億美元，創造700個新工作崗位。
不止是國內車企，就連出口至美國的豐田也被再三敲打，特朗普明確對豐田汽車CEO豐田章男表示，上台後要徵收“一大筆邊境税”，即要對豐田在墨西哥生產並出口到美國的汽車徵收高達35%的進口税。
這只是開端。在此後的三年多時間內，只要汽車企業有裁員、關廠或者在海外投資設廠的打算，幾乎無一例外都會收到特朗普的警告，不超過140字的推特成了國內外汽車企業的陰影。
當然，在大棒之外，特朗普的政策組合禮包也頗為誘人。
減税是主要法寶。2017年，特朗普送給全美的聖誕禮物是價值1.45萬億美元的減税法案。其中，頗為誘人的是企業所得税，從原來的15%~35%的累進税率降至21%的單一税率，最高税率的降幅接近一半。
“的確，減税的效果是比較立竿見影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水清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我們監測到的數據是，美國資金迴流在2018年前三季度增加比較明顯。從短期來看，減税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
根據彭博的研究，石油化工製造業會因為這一法案成為大贏家，因為他們支付了所有行業中第二高的有效税率，高達37%。當然，在飛機制造業方面，波音也獲益不少，因此在税改法案通過後，波音立即宣佈投資3億美元，用於員工培訓和設施改善。
而在政府採購方面，特朗普也不遺餘力地貫徹着“買本國貨”的理念。在奧巴馬政府《美國復興和再投資法》的基礎上，將“購買美國貨”實施領域擴大到所有聯邦資助項目和公共採購，明確要求上述項目和採購必須優先採購本國生產的產品，並且只有在沒有本國生產的情況下才能採購進口產品。
循着特朗普的理念以及民眾對就業崗位的渴望，美國各州在拉動外資方面也不遺餘力。福耀玻璃創始人、董事長曹德旺正是看中了減税後美國的成本優勢，投資10億到美國建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曹德旺曾提到，“美國的天然氣價格是中國的1/5，汽油、電的價格則是中國的一半。”
在吸引外資方面，美國各州都卯足了勁。2017年，富士康宣佈將在美建廠後立即遭到六個州的爭搶。為此，威斯康星州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才終於獲此殊榮。根據威斯康星州開出的優惠清單，富士康可以獲得為期15年、30億美元的財政援助，包括15億美元的就業所得税減免、13.5億美元的投資所得税減免及1.5億美元的採購建築材料營業税減免，同時該州還出售了至少1000英畝的土地。
根據威斯康星前州長沃克的聲明，“新工廠最終可能將創造1.3萬個直接就業崗位，2.2萬個間接和衍生就業崗位、1萬個建設就業崗位”。這收穫了特朗普的叫好聲，一年後的6月28日，特朗普親自出席了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建廠儀式，並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蹟”。
事與願違
威逼利誘的確有好用的一面。德國汽車製造商在與特朗普會面之後表態稱，同意增加在美國的投資。大眾集團首席執行官赫伯特·迪斯表示，公司“正考慮在美國建立第二家工廠”。
不是所有企業都像福特和大眾一樣，能心甘情願地放棄其他國家低廉的成本和出口優勢。墨西哥汽車組裝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低於8美元/小時，零部件工廠工人的工資低於4美元/小時，美國汽車工人的平均薪資則在16美元/小時之上，如果算上福利，通用汽車工人的時薪甚至達到70-78美元。聰明的資本家自然知道如何取捨。
被成本壓得喘不過氣的通用汽車“頂風作案”，2018年11月宣佈了關閉7個生產基地、裁員14700人的計劃，其中美國就有四家工廠堪憂，相較之下，墨西哥和中國的工廠並未受到影響。
“對這一消息感到不高興”的特朗普不懂通用汽車的難處。2018年，全球汽車銷量下降了1%至9333萬輛，自2010年以來首次陷入年度負增長，2019年頹勢繼續，銷量僅為9032萬輛，同比下降3%，僅次於2008年金融危機時5.2%的降幅。
即便沒有行業衰頹的大背景，強扭的瓜終歸是不甜的，比如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百億項目就沒能成為“第八大奇蹟”。2019年4月，剛上任3個月的威斯康星州州長託尼·埃弗斯就表示，希望重新談判該州與富士康的合同，理由是該州為此付出的高昂成本。直到今年4月，富士康在該州的工廠仍然空蕩蕩。
舊廠關停、新廠卻裹足不前，美國製造業的迴流之路卡在了成本劣勢上，也卡在難以阻擋的全球化上。
楊水清指出，美國的優勢主要還是在於高科技，但劣勢則是中下游產業鏈的空心化，要讓這些中下游的企業在美國重新辦起來是比較難的。對於製造業辦企業來説，主要的成本有兩個，一是勞動力成本，二是土地成本，美國勞動力成本不支持，再加上勞工對工作的時間長度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比較高，因此不太可能形成完美的產業鏈。
比如，曹德旺的玻璃廠雖然收穫了税收和成本的紅利，但卻被美國工會絆住了前進的腳步，利潤遲遲上不去。相較之下，作為美企的特斯拉在中國的工廠卻風生水起。從2019年1月7日開工到2019年10月23日建成投產，特斯拉上海工廠用時不到10個月，產能也節節攀升，目前已至20萬輛/年。
數據的走勢則更直觀。自上世紀50年代起，製造業增加值佔美國GDP中的比例就持續下滑，1951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 27.61%，製造業產出佔總產出比重為38.66%。到2009年，這兩個數據分別降至11.78%、18.1%。即便是在美國政府多措並舉之下，製造業的相關數據雖有短暫恢復，但也只是曇花一現。
事實上，在特朗普上台後，製造業總產出的佔比並未出現明顯上漲，2017年一季度約為16.9%，之後在2018年出現過短暫的上漲，最高峯達到2018年三季度的17.03%，之後直到2019年一路走低，到2019年二季度甚至創下自1947年以來的新低——11%。
疫情更是插在了美國製造業的心臟上。製造業生態系統公司Fictiv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89%的美國製造商的業務直接受疫情影響，包括銷售下滑、材料成本、生產時間增加，以及取消或推遲產品發佈等；36%的企業不得不裁員，24%無法供應訂單。
資本趨利、投資避害，美國的優勢在更低的窪地面前不值一提。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等東盟國家正孕育着一個個龐大的生產基地。
2017年，柬埔寨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153美元，算上各方面福利每月為200多美元；越南綿延3260公里的海岸線為其提供了厚實的口岸資源、保障了運輸能力；除此之外，在東南亞，還有年輕豐富的勞動力，以及更低的關税壁壘……以上種種，對於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製造業而言，無疑是各項選擇中分量最重的那一個。
“其實，奧巴馬時期已經在推進製造業迴歸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向東坦言，“製造業迴歸這個問題是有一定的悖論，如果按自由市場的規則來看，在美國高成本的情況下，輸出去的低端產業鏈是很難迴歸的。只有打破自由市場的規則的情況，才有可能實現一定的迴歸。”
“那些沒有供應鏈依賴、易於自動化的製造業迴流其實是非常現實的，”楊水清也提到，比如，已經高度自動化的汽車以及汽車零配件交通運輸機械家電等製造業，這些製造業大部分也都在美國，也有部分在墨西哥和美國的邊境上。不過，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就比較少了。
以曹德旺為主角的紀錄片《美國工廠》的結尾，工人們投票拒絕設立工會，目的是為了保住飯碗，而工廠的新總裁則指着生產線説，“這裏很快就要全機械化生產，我們會把這些工人全都裁掉”。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湯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