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上海，記者 孫詩宇）訊，在經濟復甦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21年中國經濟繼續回升已無懸念，但這其中還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風險。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在植信投資研究院2021年宏觀經濟展望報告中表示，2021年積極財政將穩定持續、收支兩端主動作為，貨幣政策基調保持穩健，各方面因素產生協同共振效應，協同支持經濟穩步回升。總體上看，在經濟復甦、基數效應等因素影響下，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大幅波動，呈現出“前高後低”走勢，預計2021全年GDP增長8.8%左右。
同時，連平在報告中指出雖然經濟回升勢頭良好，但其中的風險如銀行業不良資產壓力可能局部增大、部分房地產企業資金可能出現斷裂、債券市場局部違約仍有發生、股市大幅度震盪產生擴散效應以及人民幣匯率較大波動等，需要加以高度關注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防範。
宏觀政策保持連續穩定 金融運行迴歸常態
對於市場尤為關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部分，連平指出2021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調節收入分配，財政赤字率將小幅回落至3.2%左右，地方專項債增量也很可能較2020年有所減少。個人所得税和房地產税可能成為税制改革的重要選項。在社融各個分項中，政府債券融資在2021年變動可能最大。
由於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顯著減小，連平預計2021年的社融餘額增速將從2020年末的13.6%左右降低至12%-12.5%，信貸增速將小幅放緩至12.2-12.5%區間，M2 增速將回落至8.5%左右。
此外，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可能正由年初美元指數主導，切換至中國貿易順差等多種因素。預計2021年人民幣匯率中樞為6.4，上半年最高可能衝至6.1左右，下半年隨着美國經濟復甦、美元階段性走強可能最低迴落至6.6。
對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宏觀政策“不急轉彎”的表述，連平也進一步做了解讀。他認為，貨幣政策“不急轉彎”可能具有雙重含義：一是貨幣政策穩健基調不變，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不急着轉彎；二是不搞“急轉彎”，即考慮到經濟增長已經逐漸恢復，貨幣政策即便要調整，也是相對平穩的微調，不應該出現大幅收緊和調整。
總體上看，在經濟復甦、基數效應等因素影響下，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大幅波動，呈現出“前高後低”走勢。2021年前兩個季度，中國經濟將迎來高速增長，一季度實際GDP增速可能達到12%-14%，此後逐步恢復到趨勢性運行軌道。預計2021全年GDP增長8.8%左右。
四重深層次因素協同 共振支持經濟穩步回升
對於2021年中國經濟前景，連平分析指出，2021年四重深層次因素將產生共振效應，協同支持經濟穩步回升。一是宏觀政策“三性”（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效應顯現。已落地的宏觀政策，其效果在2021年將逐步顯現；未落地的項目將進一步實施。這些都將支持2021年中國經濟進一步復甦。
二是“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將開啓未來5到15年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序幕。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隱含要求未來15年中國每年經濟增速保持在5%上下，相關政策將會陸續出台。
三是從被動去庫邁向主動補庫帶動企業盈利改善。中國目前處於被動去庫階段，2021年將邁向新一輪主動補庫週期，預計將延續7-17個月，帶動企業利潤上行。
四是美元走弱推動全球經濟回暖。連平表示從美國“雙赤字”等先行指標判斷，2021年美元大概率趨勢走弱。弱美元下全球貿易有望加速復甦，進而帶動全球經濟回暖，給中國帶來新的出口需求。
此外，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在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的同時，也要注重需求側管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對此，連平判斷，2021年國內需求復甦將更為穩健。
經濟運行中需關注五方面風險
在中國經濟穩步走上趨勢性運行軌道的同時，連平指出需要關注5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包括銀行業局部不良資產壓力可能增大。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2.84萬億元，預計2020年全年銀行業將處置不良貸款3.4萬億，2021年銀行業不良資產壓力可能會更大。疫情對資產質量的影響存在一定滯後性；銀行出於審慎經營原則將繼續做實不良分類、夯實資產質量基礎，預計不良生成速度仍維持在較高水平。此外，債券市場局部違約，2020年信用債違約事件頻發引發市場擔憂，債市繼續調整，但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
房地產方面，連平指出部分房地產企業資金鍊斷裂及其負面影響的風險。2021年，房企融資環境偏緊，房企轉而採用發債進行融資將推動債券市場融資成本上升，加大資金斷裂的風險，局部槓桿風險值得關注。
資本市場方面，股市大幅度震盪產生擴散效應。連平預計明年全球經濟總體保持復甦態勢，但鑑於經濟復甦存在階段性和局部性的不確定性，投資者信心完全恢復有待考驗。
對於人民幣升值，連平分析稱需要注意過度升值併產生連鎖反應。人民幣過快地升值可能帶來熱錢湧入以及損害出口。過多的資本流入不僅將衝擊我國的經濟秩序和貨幣政策執行效果，而且資本流入的“急停”和逆轉也可能產生嚴重的破壞力。若未來升值幅度較大，對出口產業及其就業就會帶來明顯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