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1月10日，#經濟學家建議央行多印2萬億#的話題衝上熱搜，該建議的發起人是經濟學家任澤平。任澤平在一篇名為《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中國生育報告》中提出，“儘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萬億，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問題，讓未來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業和地方負擔，我們研究認為現在只有這個辦法最務實有效可行。”
任澤平1月10日還在其微博回應稱，這個建議並非臨時起意，是經過長年的研究探索和國際經驗比較得出的，是經過科學論證的。如何看待任澤平的這一觀點？如何解決生育率低的問題？中國人口政策應該關注的重點是什麼？圍繞這些問題，新京報記者採訪了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以下是根據採訪內容整理的評論文章：
我不認為用貨幣政策來解決生育問題是個好的辦法。第一，貨幣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一個國家貨幣的增長要和經濟的增長相適應。要想經濟保持穩定、可持續的增長，貨幣必須保持相應的穩定增長。我們不能什麼問題都要在貨幣政策上打主意。包括生育政策在內的部門性政策調整，不是貨幣政策應該擔負的職能，它們都有各自應採取的政策手段和實施政策的渠道，如果各種部門政策都由貨幣政策來承擔的話，必然會損害經濟的穩定和長期發展。
第二，人口的發展和經濟發展一樣，都需要遵循其自身規律，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經濟發展和人口發展都有其自身規律，如果不斷用短期政策進行干預，今天要讓人口少生，明天又要讓人口多生，這樣左右搖擺急功近利的政策不利於人口穩定健康發展。尤其不要以為錢能解決一切問題。過去限制生育，多生了就拼命罰款；今天希望大家多生育，又大把花錢刺激；這樣的政策是缺乏長遠眼光的。人口的穩定健康發展不是靠花錢刺激能夠保證的。
第三，現在生育率低的原因是什麼？我同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羣體的生活成本和養育孩子的成本高、負擔重，特別是加上高房價高房租的壓力。這些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那麼靠發一筆錢刺激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這解決不了生育率低的問題。
例如，現在全國城鎮就業人數4.6億人，但城鎮沒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有2.6億人。這2億多人的絕大部分都是被稱為“農民工”的城鄉轉移人口，他們沒有獲得城鎮户籍，在城裏也沒有房子甚至沒有穩定的住所，而且他們很多人都沒有享受城鎮養老、醫療、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他們的子女在城市也往往享受不到教育方面的平等的公共服務。這些問題不解決，沒有穩定的生活保障，即使給他們發幾萬塊錢，刺激他們多生孩子，這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在沒有必要的生活保障的情況下，即便生了孩子，接下來也會面臨一系列的困難。
解決生育率低的問題要從根上找原因，優先解決這部分有困難的人羣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要解決這部分人羣的城市户籍、住房保障、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孩子教育等一系列瓶頸問題。作為經濟學家，我們不能假裝看不到這些問題。在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想用種種短期刺激政策來取代問題的解決，只會製造出更多新問題。比如説，即便在幾萬元的鼓勵之下，有些人多生了孩子，但他們的子女出生後仍然沒有户口、沒有穩定的住所、托幼服務和受教育問題沒有解決，他們會面臨更大的困難，也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我認為，與其花錢刺激生育，不如把錢用到實實在在解決問題上，把錢用在讓已經是城市常住人口的“農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改善他們的社會保障、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務。另外，大城市地價房價過高，超出普通勞動者的負擔能力，也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四，人口政策要重點關注人力資本培育的問題，而不應只關注生育率。當前隨着人工智能、數字技術、互聯網等科技的發展，勞動力被替代的趨勢越來越強。未來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可能不是勞動力短缺問題，而是就業崗位不足和人力資源供求結構性錯位的問題。當前已經存在的情況是，一方面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包括不少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有些快速發展的行業找不到適用人才。我們的現行教育體制不適應時代的要求；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沒有跟上產業和時代的發展趨勢。
未來人口政策的重點要從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幾方面考慮。在教育上，要適應人力資源需求結構的變化，應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要滿足社會的需求，走多樣化、多渠道的辦學路線，公辦、民辦兩條腿走路，避免教育行政化、官僚化。政府還應當把給進城農民工子女提供同等教育機會作為重要職責。在其他公共服務方面，應當把提供養老、托幼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納入議事日程。在社會保障方面，優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讓大量的城市新常住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到城鎮社會保障，包括為低收入常住人口提供住房保障。
作者：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根據採訪內容整理）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徐超 校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