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下海的人，將深刻改變中國經濟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周瑞華，創業邦經授權轉載，圖源：圖蟲。

施一公、湯曉鷗、戴文淵、陳天石......一個個科技大牛，正從實驗室奔赴創業一線。

8月17日，義翹神州在創業板敲鑼上市，292.92元/股的申購價，讓它超越石頭科技，刷新了A股發行價最高紀錄。

10天后，超級AI獨角獸商湯科技向港交所遞交招股書，正式啓動上市計劃。

這兩家公司雖屬不同領域，但有一個共同點：創始人都是科學家。

從事生物製劑研發、生產和銷售的義翹神州，其創始人謝良志為麻省理工學院生物化工博士，師從“國際工業生物技術之父”王義翹；專注於計算機視覺和深度學習的商湯科技，創始人湯曉鷗同時也是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教授、全球人臉識別技術的“開拓者”。

這並非巧合。事實上，最近幾年，一大批來自清華、北大、中科院以及海外院校的頂尖科學家，選擇了走出實驗室，奔赴創業一線。

在張江科學城，近三年來，入駐的創業者中，有10%是來自大院大所的科學家，這類創業者在過去鳳毛麟角。

據不完全統計，科學家創業主要聚焦於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生物科技、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產業，例如：

• 國際著名結構生物學家、中科院院士施一公，參與創建了諾誠健華，這是一家專門研製抗癌藥的生物醫藥公司，核心產品為治療淋巴腫瘤和白血病的BTK抑制劑奧布替尼，於2020年3月在港交所上市；

• 香港中文大學終身教授、電氣及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院士賈佳亞，創辦思謀科技，以視覺檢測為切入點，打造軟硬件一體化產品，已落地汽車製造、消費電子、半導體和精密光學等多個智能工業場景，最近剛剛完成B輪融資；

• 中科院計算機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陳天石成立的寒武紀，致力於研發各類智能雲服務器、智能終端以及智能機器人的核心處理器芯片，2020年7月，其成為“AI芯片第一股”；

• 中科院重慶研究院多媒體中心主任、電子信息所副所長周曦，創辦了雲從科技，產品主要為人機協同操作系統和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將人臉識別技術廣泛應用於金融、安防、出行、商業等領域，2020年12月科創板上市；

• AI、3D感知技術方案提供商奧比中光創始人黃源浩，曾在麻省理工學院SMART研究中心3D光學系統組任職，這家支付寶“刷臉支付”背後的公司，正在衝刺科創板；

• 地平線機器人創始人，是機器學習專家、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副秘書長餘凱，深耕智能駕駛芯片領域，有媒體報道稱，其最快今年年底上市；

• 曾任復旦大學教授的陳博，先後創建武漢華鑫康源、君實生物和康諾亞生物，均從事免疫及腫瘤方面的創新藥研發，君實生物、康諾亞生物已經先後登陸科創板、港交所；

......

不難發現，這些擁抱產業的科學家，也在資本熱捧中一路壯大，前赴後繼上市。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0日，有215家科創類公司在科創板上市，總市值達到3.49萬億元。僅2021年上半年，科創板就有86家企業上市，佔同期A股上市企業的35%。

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重構我國經濟結構。

2020年5月15日，美國政府發動對華為的“斷芯”制裁，要求芯片製造商必須獲得許可，才能生產華為所需的零部件。

這讓華為不得不斷臂求生，賣掉榮耀。同時由於缺芯，其手機業務2020年第四季度出貨量暴跌42%，從全球第一降至第五。

華為的遭遇，讓我們看到關鍵技術“卡脖子”的危害，然而基礎薄弱的，不止是芯片。

2018年，《科技日報》總結了我國在信息技術、高端製造、新材料等領域面臨的35項“卡脖子”關鍵技術。除了芯片，操作系統、光刻機、鋰電池隔膜、激光雷達、觸覺傳感器……無不依賴進口，其核心原因在於，我國科技力量相對不足，這種不足已經嚴重製約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發展。

就拿芯片來説，由於芯片製造設備、材料、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件等受制於國外公司，我們缺少話語權，導致一旦被卡，就無反擊之力。

在高端技術領域，長期以來，我們始終無法突破歐美日構建的底層架構，企業所能做的，僅僅是“1到N”的上層應用的創新。

在初創階段，這種創新或許不為海外巨頭所關注，但是一旦做大對國外巨頭構成威脅，對方就可以通過對底層的鉗制，釜底抽薪，讓企業在應用層面的創新成為“無水之源”。

像廣泛應用於火車、大型電站和艦船的重型燃氣輪機，主要掌握在美國GE、日本三菱動力、德國西門子和意大利安薩爾多4家企業手中。這些公司在與中國合作時，都附加了極為苛刻的條件：設計技術不轉讓，核心的熱端部件製造技術也不轉讓，僅以許可證方式許可本土製造非核心部件。

沒有自主化能力，意味着我國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環，仍然受制於人。

“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着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着人民生活福祉。”今年2月，國家領導人撰文表示。

為了補齊在科技上的短板，2016年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把科技創新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成為科技創新強國的綱領性頂層設計文件。

自確立“科技創新”戰略以來，我國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逐漸加大。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基礎研究投入從716億元增長到1335.6億元，年均增幅16.9%。

在科技人才的培養上，通過國家（重點）實驗室、國際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國家創新人才培養示範基地等，吸引和匯聚高層次的科技人才，在北京、上海、粵港澳打造聚集高精尖人才的高地；

另一方面，通過長江學者計劃、中科院百人計劃、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等“龍頭工程”，打造科技人才支持體系，引進和培養具有世界水平的創新人才。

科技力量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性，正在被迅速“置頂”。

不久前，清華大學生命學院研究生物大分子“相變”的團隊，在《自然》雜誌上發文，揭示了一種體內“液-液分離相變”調控因子。

“相變”是最近幾年生物化學和細胞生物學的熱門研究領域，它提供了一種治療相關疾病的新視角，一些科學家認為，或許可以通過干擾相變達到治療相關疾病的目的。

文章剛發表，創投公司就找上門來了，這在過去是不敢想的。

科技創業通常意味着投入資金大，投資週期長，短則3-5年，長則超過10年。在過去，對於一般要求投資4年就退出的產業基金而言，科技創新並非理想的投資項目。

但這種現象幾年前開始發生變化。

2016年，美團創始人王興説：“互聯網已進入下半場。”

在信息時代早期，互聯網野蠻生長，上半場結束時，老牌BAT和新興的TMD都已穩居鐵王座。互聯網進入下半場，更多的是利用互聯網這個基礎設施，對傳統行業進行改造。

最近這幾年裏，紛紛湧現的新消費、新零售，是通過互聯網的數字化能力，提升傳統行業效率，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商業模式。

因此，新經濟賽道里，新品牌不斷湧現，但大多是“小而美”的“微創新”，再也沒有出現BAT和TMD這類“巨無霸”。

與此同時，新興技術發展到了一個臨界點。

2014年，湯曉鷗在自己親自創立的香港中文大學多媒體實驗室裏，發佈了一項人臉識別算法GaussianFace，準確率達到98.52%，首次突破人眼97.53%的識別率。用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徐立的話來説，“技術突破了工業紅線。”同年，商湯科技成立。

此後，以商湯科技、曠視、雲從科技、依圖科技為代表的“AI四小龍”，在安防、移動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紛紛落地應用。從機場安檢到手機App，人臉識別已經成為標配。

這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肇始。

繼信息時代之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初現曙光，並將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變革，孕育新的機會。

以AI為例，深圳市人工智能行業協會發布的《2020人工智能產業白皮書》顯示，2019年，全球AI市場規模達到5200億美元，較2018年的3985億美元增長30%。在中國市場，預計2021年AI市場規模將達到2058億元，到2025年將翻一番，突破5000億元。

▲2020人工智能產業白皮書

創投圈也嗅到了新時代來臨的氣息，意識到投資科技創新，可能是門好生意。早在2016年，華興資本創始人包凡就表示：

“我預感未來幾年內，人工智能、大數據，包括生命科學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會使得技術創新真正成為中國當前破局的關鍵，這對於不管是創業者還是投資人都是好事。”

創投圈掀起了新的風潮，紛紛和科學家交朋友。

2019年，賈佳亞離開騰訊優圖實驗室，創辦思謀科技的消息傳出後，IDG資本、真格基金、紅杉中國、松禾資本等，都紛紛聯繫到他。

到今年6月，思謀科技完成B輪融資，成為智能製造領域的獨角獸，這距離它成立，也才一年半。

投資清華大學“相變”團隊的，是上海莘澤孵化器，它的理念就是“投資科學家”。為了找到優質的科學家，莘澤創始人曲奕長期出沒於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論壇、講座，結識一線科學家，尋找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資本又反過來推動更多科學家走向創業一線。

上海交大機械與動力工程學教授徐凱團隊研發的“術鋭”單孔腔鏡手術機器人，打破了美國“達芬奇手術機器人”在微創手術領域的壟斷，其機械臂藏在一根管子裏，管子從單孔進入病人身體後，四條蛇形機械臂便伸展開來，分頭行動。

這款產品的研發，已經投入上億元。徐凱説，如果沒有資本的介入，產品不會這麼快走到臨牀階段。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鼓勵科學家創業。”2017年，施一公在一場活動上如是説道。

3年後，他參與創立的諾誠健華在港交所成功上市，施一公夫婦作為公司第二大股東，如今身家超過了50億港元（約41.5億元人民幣）。

“真香”定律，無疑體現在了施一公從科學家轉型企業家的成功探索中。

過去，投資人對科學家創業也心存疑慮。

在投資寒武紀時，聯想創投總裁賀志強最擔心的是，從中科院孵化出來的團隊，是否具備經營企業的能力，這些“科學大牛”是否有商業運作的頭腦？

一位天使投資人曾説，科學家創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對技術理解很深，但對產品的理解很淺。一個科技創業項目，如果不懂得如何把技術轉化成可用的東西，就找不到產品方向。

科學家產業化較早的硅谷，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2019年，投資機構Osage University Parterns（OUP）做了一項調查，這項針對263家科學家初創企業的調查發現，其中有90個是由大學教授創立，但只有20多個企業，作為創始人的大學教授繼續擔任其CEO。

也就是説，科學家創業會選擇團隊協作，他們往往以聯合創始人或者CTO的身份，專注於科研創新，其他的事，交給合作伙伴。

這也是越來越多科技創業孵化器摸索出來的經驗。

西湖大學副校長許田，曾任羅斯博格孵化器科學委員會主席，世界首家基因組藥物研發公司、世界首台蛋白質測序儀公司都是出自這家孵化器。許田認為：“推動‘紙變錢’的最佳組合是讓科學家專心做研究，再為他配上一個創新要素齊全的‘軟平台’。”

在投資了清華“相變”團隊後，莘澤孵化器為團隊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服務：

概念驗證階段，莘澤為團隊聯繫了國內生物醫藥醫藥研發外包（CRO）龍頭企業——上海美迪西生物醫藥，幫助科學家通過試驗驗證概念；創立公司涉及的人事、財務、税務、行政等事宜，也由莘澤免費提供，莘澤還為項目預留了一間擁有高端設備的實驗室。

曲奕説，科學家只需要專注創新一件事，其他的“我們全包了”。

[1]《炙手商湯 | 商湯科技聯合創始人徐立專訪》財富

[2]《搞科研和賺大錢，可以兼得嗎？》深響

[3]《諾誠健華IPO，中國科學家創業之路走通了麼？》灣區寫意

[4]《“未來3-5年，我們計劃投資200個原創科學家”，硬核科學家的春天來了》張江發佈

[5]《劉星：過去5年是商業模式創新 未來5年是科技創新》央廣網

[6]《聯想之星王明耀：科技創業大時代，只有少數科學家能成企業家》投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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