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拜登政府在一百多天的執政期內，在經濟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調整，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四個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財政政策的變化。特朗普政府的減税政策變成了拜登政府的加税政策。美國加税的過程又同國際社會、特別是在G20框架下推行的數字税和最低國際税率相互交錯。
2017年特朗普把美國的企業所得税從35%下調到21%。同時，為了推進美國留存在海外的3萬億美元左右的跨國公司利潤迴歸，特朗普改變了以前美國跨國公司利潤迴歸同樣要繳納35%税的相關政策，建立了全球無形資產低税收入。跨國公司在國外經營中版權、專利這些收入超過有形資產收入的10%就要交全球無形資產低税收入，該税率定在10.5%。但有兩個例外：第一，不到10%不用交；第二，在當地所付的所得税税收達到特朗普政府定的21%的90%，即18.9%，也不用交。這是同無形資產相關性很高的新的税種。這次拜登改變的政策，就是把特朗普調到21%的所得税調高到28%，同時把全球最低無形資產税率從10.5%調到21%，這是很重大的變化。
拜登政府將會宣佈，對資本利得税要調高到39.6%，還會有3.8%的附加，合計是43.4%。現在的資本利得税是在特朗普時期定下來的，目前是20%，也就是説這一數字將會翻番。按照拜登團隊的計算，所得税對年收入在40萬美元以下的人税負不會產生影響；利得税對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下的人不會生效，所以它針對的是富人。一方面要為基本建設投資籌集資金，另一方面要用税收槓桿來調節收入。
這一變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關鍵在哪裏？從2013年開始，G20授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全球利潤轉移、税基侵蝕和利率轉移進行10項專項研究。經過反覆博弈，包括2016年G20杭州峯會作出的貢獻，到2019年基本形成兩個支柱性的政策：一是形成全球數字税的共識；二是形成全球最低税率的共識。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財長姆努欽堅持，美國可以參加數字税的安排，但要有自由港政策的選擇。言外之意是，“我可以同意，但也可以隨時退出”。歐盟自然不同意，因為這樣的話，美國就有了自然選擇權。
拜登上台以後，為了拉攏歐盟，明確表示放棄在税收上的自由港選擇。在數字税的問題上，各國間形成了共識。但税率具體怎麼徵、怎麼定，還需要進一步探討。除此之外，還有相關的最低税率。目前全球最低無形資產的税率定為21%，拜登建議全球最低所得税税率也是21%。然而，歐盟方面，特別是繳納12%所得税的愛爾蘭作為相對國際税收窪地，很難同意這一税率。目前各國對時間框架已經取得共識，但要在今年7月份達成，時間依然非常緊迫。需要注意的是，我國數字企業數量僅次於美國，我國在美國的跨國企業數量也越來越多，未來如何運用國內税收槓桿，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第二，貨幣政策的變化。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歷來堅持2%的通貨膨脹目標。但近期美聯儲的口風是通脹率實質性要達到2%，並且美國鉅額國債融資低息條件要維持，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反覆強調利息是關鍵。因為如果利率降低，雖然融資總量提高，但總體付出的成本還是減少的。所以，美聯儲在這方面與美國財政部密切配合。各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我們也應該在國家經濟發展問題上進行研究和分析，部門之間有政策的協調是關鍵，統一於服務國家的總體利益。
第三，應密切關注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談判。2013年美歐之間啓動了TTIP談判，特朗普時期，談判停滯不前。與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保護談判內容相似，TTIP談判的關鍵在數字經濟、數據的跨境流動和數據安全隱私的保護。這些問題是新形勢下新經濟最為關鍵的要點。所以，歐美雙方儘管對3月份啓動的跨境談判保持了低調，但談判將會產生實質性影響，應該引起我們的密切關注。歐盟目前是全球唯一有一般數據保護條例的組織。如果歐美在這一問題上達成協議並形成了法律，對隱私和相關要求作了規定，所產生的影響就不僅是跨大西洋，而是世界性的。
第四，“碳達峯”非常重要，現在是制定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準最為關鍵的時候。目前全球關於環境標準及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進行研究的機構有200個，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機構：一是G20框架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它是為G20提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金融數據及金融投資相關規定建議的主要機構；二是國際期貨委員會，它是從市場角度研究氣候變化，同時研究ESG的影響。
而最新的相關動態，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委員會（IFRS）從2019年開始研究如何制定一個全球統一的可持續發展標準。但把這些標準都融匯在一起是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
去年，由於特朗普政府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堅決反對，IFRS的工作進程慢了下來。目前，IFRS已覆蓋亞洲、大洋洲、歐洲、美洲、非洲等地區，超過100個國家都要求或者通過了IFRS的標準。拜登政府一上台，美國轉而開始堅決推動這一工程。耶倫表示，美國政府要與證券交易委員會一道全力推動制定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準。據瞭解，美方已經決定正式啓動談判，要在今年11月份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正式組建理事會進行談判。這個談判一旦成立，下一步如何平衡減碳和發展就變得十分關鍵。安全和減碳是全球性議題，因為它們是用財務標準來制定的。（朱光耀，作者是財政部原副部長，本文是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舉辦的研討會上的發言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