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範式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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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在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圍繞全球經濟展望、中國宏觀經濟和政策展望等話題發表了演講。

朱民表示：“2021年是特別重要的一年，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範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和落地特別重要，看到總量的同時也要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標。”

應看到經濟活動中的不平衡

朱民在論壇上表示，2020年，我國是經濟唯一呈正增長的大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但也應看到整個經濟活動的不平衡。

對於上述提到的“不平衡”，朱民分析指出：“從總供給側來看，工業反彈很強，服務業反彈很弱，比如，旅遊業是6.6萬億元人民幣的大產業，跌了近60%，餐飲業也是近6萬億的大行業，跌了三分之一左右，對和人密切接觸的服務業影響很大。從總需求側來看，去年我國投資貢獻很大，佔GDP的52%以上，進出口貢獻佔13%，消費很低，從增長的角度來説，消費還是負貢獻。”

與此同時，朱民指出，疫情對經濟造成結構性不平衡的時候，2021年起還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經濟結構轉換時期。他認為新的結構性轉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和長壽化這個結構變化是巨大的，這個結構變化從根本上改變需求、改變供給，也改變金融，因為未來養老保險變成很大的事情。

二是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這是從根本上走向綠色發展的道路，是發展方式和發展範式的改變，中國會由此告別傳統的西方300多年工業革命以來的以石化燃料為基礎的工業發展軌道，開始走綠色為主的發展軌道，這是史無前例的。

三是數字化轉型。疫情意外地發生，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並且轉到科技摩擦、科技競爭，科技競爭變成全球競爭。同時，新基建政策的提出也是基於這樣的思路，通過把經濟數字化來提升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經濟走到1萬美元以後面臨中等收入陷井這樣的挑戰用科技的辦法有效的予以化解。

再平衡和結構恢復等是政策的主要目標

“全球包括中國整個宏觀政策的核心，既要看到總量，也要看到結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大的方向和變量。”朱民在論壇上表示，疫情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衰退，2020年各國政府主要關注走出疫情、推動經濟反彈，所以，總量是當時的主要政策目標，但是也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要把總量控制住。

朱民表示，疫情對經濟結構客觀上已經制造了一個新的不平衡，2021年需要修補疫情造成的結構性的不平衡。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到6%，這就不是過分強調總量和數量，而是看到了結構和質量的重要性，已經邁出了重要步伐。

他繼續指出，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繼續刺激寬鬆和開始收緊的轉換、猶豫的階段，市場也在不斷的變動，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大的波動。這種情況下，保持寬裕的流動性很重要，中國利率水平現在已經開始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已經快於國際平均利率水平的上升。所以，貨幣政策還是要保持寬鬆，支持流動性還是很重要。

在朱民看來，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疫情中採取合理的刺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規模跟國際水平比，都是中等偏下，既看到了已有的風險和高債務，也看到了傳導機制的重要性。所以用細微滴灌的辦法逐漸推進，給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留有空間，在今天這個節點上用好這個空間，精準定位，兩個方向都要佈局，抓好結構轉型，我覺得是大事，總量不是今年最主要的政策目標。再平衡和結構恢復、發展、轉型是政策的主要目標。

“2021年在中國歷史上一定是重要年，因為是‘十四五’的起點年，是中期計劃的起點年，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基礎年，今年的政策基點會為中國走向新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範式打下基礎，所以，今年的政策目標和落地就變的特別重要。看到總量的同時也要看到結構，推動結構的平衡，引領結構的轉型，把中國經濟放到綠色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上，這是今年宏觀政策的挑戰和目標。”朱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