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歐洲政界人士和學者在談到對華關係或者看法時，頻頻使用“天真”這個詞，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稱歐盟“天真幼稚”的時代結束了，其間透露出一種無奈和無辜（或許還有對“無知”的懊惱）情緒，其潛台詞是：歐洲看錯了人，歐洲以往對中國的判斷錯了。
1975年5月6日，中國與歐盟（時為歐洲共同體）建交。1978年中歐簽署貿易協定，相互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1985年中歐簽署《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將中歐合作領域擴大到工業、農業、科技、能源、交通運輸、環境保護、發展援助等領域。40年來，中歐貿易規模增長了250倍，歐盟連續16年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多年保持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地位。40年中歐互惠互利的合作，在一些人看來居然是應該“追悔”的“過錯”，不禁令我們疑惑，難道歐洲人這些年來在中國投資辦廠、買資源、購礦產、吸人才、引技術，沒有從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獲得紅利？抑或本就不只是為了獲利，而是另有玄機？
這些持所謂“天真論”人士的潛台詞恐怕是：幾十年前支持中國改革開放時西方內部一些人所形成的“共識”，是相信並期待中國在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改善後，“富則思變”，在政治體制方面發生符合西方標準的變革。當這些人士逐漸看到中國的現實偏離了西方原先的“設計”，不僅沒有發生動亂，反而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行穩致遠時，感到失去了對中國未來的話語權和“決定權”，“原定目標”沒有實現的可能，“既定目標”也無法推進，於是乎感到“失望”“失落”“失敗”，“天真論”是為這種情緒尋找宣泄口的託詞。
如果以這樣狹隘的意識形態眼光來看待中歐關係，那恐怕能説明的不是歐洲的“天真”，而是中國人民的“憨厚”。當中國打開國門迎接歐洲來客時，是傾其所有、盡其所能地接待“座上賓”的，因為人們抱有一個非常純樸的看法，歐洲人是來幫助中國搞建設，幫助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如今一些人士炒作“天真論”，是要告訴中國人，過去幾十年中歐交往歐洲另有所圖，中國人在“與虎謀皮”嗎？
其實，歐洲政治家應當靜下心來想想，西方的“天真”從何而來？這種“天真”來自西方政治的“自私”，即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選擇的發展模式一定適合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和民族。我們常把中歐價值觀之爭比作中餐與西餐之爭，兩者各有千秋，沒有必要要求全世界只吃西餐，不允許其他餐食共存。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絕不是隻要中餐的共同體，而是百花齊放的大花園。歐洲政治家們不是信奉“市場經濟”嗎，為何不考慮一下“市場政治學”？即讓各國的“市場”決定“政治”和發展模式，讓各國的“市場”主體，包括民眾、企業、政黨、資本依據“市場表現”來選擇和決定最適合各自利益需求的政治體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之所以選擇如今的發展道路，正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近現代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市場”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告訴中國人民，如今的選擇和決定是最正確、最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認識不到這一點的歐洲人士，是否真正接受所謂“市場機制”了呢？
歐洲政治家應當看到，中歐價值觀並非針尖對麥芒，特別是歐洲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與容忍度。社會主義思潮和理論最早發端於歐洲，歐洲價值觀亦不像美式價值觀那樣赤裸，而東方價值觀側重於“合作與包容”，中歐價值觀如能夠良性共存，世界一定會更加多姿多彩。
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初筆者赴西德學習時，西德政府提出“投資未來”的口號。事實證明這是有遠見的政策和措施，大大促進了中德經濟融合，許多德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如魚得水、發展迅速。如今，歐洲政治家需要新的智慧，更新對價值觀的認知，繼續推動中歐友好合作，造福近20億人民的福祉。（作者是人大重陽研究院高級研究員）